OpenAI首席执行官：中美如能在AI标准上达成一致，能一起获得诺奖

当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不断被刷新，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经济体究竟应当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这项技术？当竞争与合作被摆在同一张谈判桌上，一份关于安全标准的共识，是否真的可能重塑技术发展的走向？

围绕这些疑问，有观点直接抛出，若中美两国能够就人工智能安全标准达成一致协议，那么推动这一协议落地的领导人有资格共同分享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说法既是对两国合作分量的一种衡量，也把安全标准这一议题抬升到了国际公共产品的高度。

持有这一观点的一方还强调，中美之间在经济与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关系不会因此消失，但在技术开发上应当形成一个共同底线，即任何一方都不能承担某种程度以上的共同风险。沿着这条线索回到近期的一次核心会晤。

多位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举行会议。据白宫方面透露，拜登在会上向这些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有责任降低人工智能对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各类风险。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整个人工智能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Operation HOP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霍普·布莱恩特。

就在此次会晤前一晚，布莱恩特在美国启动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巡回倾听活动，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并致力于向那些在科技话语中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澄清一些误解。

谈及在白宫会议中的所见所感，奥尔特曼表示，OpenAI的使命是研究如何构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并将其部署到社会中以实现最大效益。

要达成这一目标，离不开与政府的合作以及相应的监管框架。

他指出，企业自身能够做的事情确实不少，前一天的会谈也讨论了这一点，可以以此作为起点；但从长期来看，仍然需要美国政府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行动，出台相关的监管制度与行业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这些技术的正面价值，同时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他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接下来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对于监管这一话题，奥尔特曼近来的发言在部分人看来颇为出人意料，因为他明确强调了长期监管的必要性。

在被问及短期监管与长期监管之间的区别，以及短期内推行监管可能带来的挑战时，他回应说，目前人们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内容溯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例子。

人们需要能够判断眼前看到的内容究竟是由真人生成，还是由人工智能生成；在与对方交流时，也应当知道对方是人还是人工智能。围绕这一类问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规则体系。

而从更长期的角度看，随着这些系统变得极为强大，他认为有必要设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性机构，专门负责监督那些正在开发最强大人工智能系统的企业与团队，确保对这些系统进行安全评估、额外的审计以及所谓的"红队测试"，并持续追踪相关进展。

他指出，对于其他非常强大的技术，人类社会已经建立了类似的监管做法，人工智能理应也被纳入其中。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延长线上，中美协作被摆到了台面上。

将安全标准视为一项跨越阵营的公共议程，与前述关于国际性机构的构想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所谓"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表述，更像是一种强调历史分量的修辞，用以突出这类协议一旦达成所具备的时代意义，而不是任何一方能够单独兑现的承诺。

事实上，和平奖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依据合资格提名和独立审议决定，相关领导人是否获奖，与协议本身是否真正达成、以及其长期效果如何，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

至于监管的时间窗口，考虑到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OpenAI自身推进的节奏，奥尔特曼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更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非现在完全无需担忧、然后突然某一刻就必须立即出台严厉的监管。

他表示，现在就应该开始认真思考相关议题，并在未来数年间，逐步推出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措施。对话随后转向了布莱恩特长期关注的领域，即人工智能技术对弱势群体、欠发达市场以及就业市场的深远影响。

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可能让蓝领岗位变得更加有价值。布莱恩特对此表示认同，并指出至少某些类型的蓝领工作是这样。

他提到，在前一晚于亚特兰大举行的活动上，他与在场者就哪些职业面临的风险较低、哪些较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探讨。

在他看来，这场变革是无可回避的，他将其称为"第三次重建"，并曾在此前的场合中提到过这一概念。

这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是一场足以与人类从依靠自身劳作过渡到使用马匹、再由马匹过渡到汽车相媲美的巨大转型。他指出，汽车取代马匹的过程花费了大约五十年，而这一次的转变可能只需五年左右就会完成。

他预计，从当下起到2030年，这一进程将会冲击约一亿个工薪家庭的生活；如果应对得当，还会有另外一亿甚至更多的新工作岗位随之涌现，前提是要对劳动力进行妥善的培训。

倘若处理不当，承受痛苦的就不会仅仅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群体，还包括那些同样处于贫困中的白人兄弟姐妹。

他借用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民权运动中的比喻，谈到所谓"上帝的所有孩子"这一命题，并用他自己所称的"色彩之三"来形容这种跨越种族的共同处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共同风险"这个提法在国际语境中同样成立。

技术的冲击不会挑选肤色，也不会挑选国界，一亿家庭的量级、五年左右的窗口期，本质上都是超出单一国家治理框架的压力。

任何一方在追赶速度时若放松安全约束，其外溢效应都会传导到另一方的社会内部。这也是为什么把中美置于同一份安全底线之下，才具有超越竞争关系的现实合理性。

布莱恩特还特别提到，前一晚在亚特兰大主持的那场会议，可能是他所主持过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因为它所牵涉的影响极为深远。他对未来抱有很强的信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像奥尔特曼这样的行业领导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他透露，是奥尔特曼主动联系他，提议共同举办这场活动，虽然此前双方也有过类似的讨论，但真正把想法付诸实施的推动力来自奥尔特曼一方——从白宫的会议桌走到社区民众的家门口，这样的转变本身就颇具戏剧性和象征意义。

综观整场讨论，从白宫的闭门会晤到社区层面的倾听巡回，再到跨越太平洋两端的安全标准设想，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当技术的推进速度远超既有制度的响应能力，任何单一主体都难以独自兜底其后果。

企业愿意主动谈监管、谈国际协作，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意味着行业内部意识到，仅靠市场竞争无法解决安全与公平这两道底层难题，也无法回答那一亿工薪家庭在未来数年内将走向何处的问题。

而将中美协作与诺贝尔和平奖并置的说法，之所以引起关注，并不在于奖项本身的归属，而在于它试图把安全标准提升到与和平议题同等的位置。

它提醒人们，人工智能的治理不是某一国的内政，也不是某一家企业的公关议题，而是一项需要全球主要参与方共同签字的长期契约。

至于最终能否落地，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在竞争的缝隙中留出足够的耐心与诚意，把那条谁都不该跨越的底线，真正写进彼此认可的规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