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南京的栀子花开得正盛，十九岁的王玉龄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儿子，奶水还没喂完，就有人送来了张灵甫的绝笔信。

“玉玲吾妻，今永诀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钉进了她的心口，一个刚满十九岁的女人，就这样成了寡妇。

可更让她喘不过气的，是另一个人的“关心”。

一场仓促的婚礼，一段短暂的婚姻

王玉龄192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祖上在清朝当过大官，家境殷实，五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把她拉扯大，管教极严，抗战期间，她随着家人四处逃难，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她心里埋下了家国情怀。

1945年秋天，十七岁的王玉龄回到长沙，那时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四十二岁的张灵甫正在陆军大学进修，听说了王家有位才貌双全的小姐，专程登门相看。

为了打动丈母娘，他请了湖南省高层领导薛岳出面做媒，两人交往了一个月便定下了终身，1945年底，婚礼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

可婚礼刚结束，张灵甫就接到了升迁令，被调任南京卫戍区司令，即刻报到，新婚当晚，两人就坐着火车奔赴南京，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

在南京的日子，是王玉龄一生中最甜的时光，张灵甫在前线给她写信，从来不提枪炮与死亡，反而在信里画院子的图样，交代哪块地种什么花、什么时候种。

1947年初，王玉龄怀着九个月的身孕，坐了十七个小时的火车去前线看望丈夫，那竟然成了他们最后一面。

孩子尚未满月，孟良崮战役便爆发了，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将整编七十四师死死围困在孟良崮上，断粮断水，全军覆没，那个在信里跟她商量种花的男人，再也没有回来。

十九岁的寡妇，等来了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

张灵甫战死的消息传开后，国民党大肆宣扬他是“自杀成仁”，把他塑造成了国民党第一“忠烈”，而王玉龄，也就成了国民党第一“烈属”。

可这顶“烈属”的帽子，并没给她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更让她麻烦的，不是失去了丈夫，而是来自“蒋家太子”蒋经国的一番纠缠。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在台湾举足轻重，他对王玉龄可谓穷追不舍，经常邀请她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还送她各种贵重的礼物。

有一次，蒋经国邀请王玉龄参加一个重要的宴会，安排她坐在自己身边，不停地向她敬酒，还说一些暧昧的话。

还有一次，他派人送去一束鲜花和一封情书，里面写满了爱慕之情，更有一次，蒋经国邀约王玉龄共进晚餐后一起散步，让她相当不自在。

王玉龄出身名门，家教严格，不可能接受蒋经国的骚扰，可蒋经国并没有因为她的拒绝而放弃，他隔三差五以“探望”的名义来到王玉龄家中，甚至还毫不避讳地提出要带她出去兜风。

更过分的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压其他追求王玉龄的人，据说有一位军官与王玉龄走得比较近，蒋经国突然下令将他抓捕，以“匪谍”罪名枪毙了，这哪里是关心，分明是用权力在逼她就范。

王玉龄渐渐意识到，如果蒋经国得不到自己，绝不会收手，可如果公然拒绝，让他丢了面子，自己只怕要无家可归。

一张去美国的机票，是她最后的退路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临走之前，他特意叮嘱“一定要将张灵甫的家人带上”，王玉龄原本不愿离开大陆，想留在家乡为亡夫守墓，可经不住蒋经国的劝说，最终还是带着母亲和幼子去了台湾。

没想到到了台湾之后，蒋经国对她的关心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上下级关系，王玉龄感到恶心，她心里清楚：她的丈夫是张灵甫，她绝不改嫁，更不会跟蒋经国在一起。

1952年，孙立人最终帮助她办好了去美国的护照，她以张灵甫遗孀的身份报考纽约大学，终于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远走他乡。

到了美国之后，她凭借聪颖的天资考上了纽约大学财会专业，后来进入美国航空公司工作，独自一人抚养儿子张道宇，日子过得清苦，但心里踏实。

写在最后

后来王玉龄听说，日本在占领台湾时，在东京最繁华的地段购买了两幢大厦，产权证一直握在日本人手里，她通过不懈努力和人脉关系四处奔走，最终日本同意将产权证交回中国。

1973年，周总理邀请她回国，2005年，她作为抗战功臣家属参加了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2007年，她来到孟良崮，在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那些年，蒋经国在台湾位高权重，可王玉龄用一张去美国的机票，给出了最硬的回答，有些女人靠攀附权贵过一辈子，她靠的是自己的骨气和一张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一个人带大了孩子，还为国家争回了产权，十九岁的寡妇没有向权贵低头，七十四年的守寡也没有让她弯腰，在那个男人说了算的时代，她活成了自己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