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休学：入手点首先在学校丨休学之后

休学只是把问题从学校带回了家。视觉中国 图

学生休学，学校能做什么？

在正式办理休学手续之前，一些孩子可能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请假、迟到、早退、不愿进校，或者在课堂上越来越沉默。

休学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人因为学业困难，有人因为同伴关系、家庭矛盾，也有人因为心理或神经发育方面的问题，逐渐无法适应原来的学校生活。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能够说明究竟有多少孩子正在休学。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解决休学问题，她更希望从学校入手。因为家长是“散装”的，家庭问题也很难一下子改变，而学校是一个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体系，可以从多个环节入手，打造心理友好型校园，建立起针对休学的一系列预防性制度。

“初中是高峰”

南方周末：这两年，很多人都有一种感受，休学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多了。但现在到底有多少孩子休学，有没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数据？

陈祉妍：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这个问题如果问观感，可能要问学校老师，因为学校老师会有历年的情况，可以进行比较。我们现在更多是比较间接地估算，不能反映准确的数据。但大致上我们的感受是越来越多。

包括一些心理咨询中心，现在主要客户有很多是青少年，其中休学的青少年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咨询机构会说自己的咨询量翻倍了，但是这也跟这个机构自身的发展周期、宣传等因素有关。医院的门诊量也不一样，有的地方说下降，有的地方说上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整体情况。

南方周末：为什么休学的数据这么难统计？

陈祉妍：因为做一个严格的调查研究，它需要很多经费，还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工作量很大。

另外，还跟界定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孩子不是完全不上学，他一周来一天，算不算休学？来两天，算不算？而且，大部分孩子可能并没有正式办理休学。教育系统能够统计的是正式办理休学的孩子，这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孩子事实上没有在学校上学，但没上学的原因又不一样。有人是心理问题，有人在外面上辅导班，而辅导班里又有两类人：有的孩子是因为不适应学校学习，所以到外面去学；还有的孩子是为了进一步拔高。

所以这个统计口径非常难。

南方周末：那从你的研究和接触来看，休学最集中的年龄段是初中吗？

陈祉妍：应该说初中是高峰，高中也很多，小学高年级也有，只是初中可能比其他学段高一点。

南方周末：为什么初中会更集中？

陈祉妍：跟青春期有一定关系，初中是青春期的关键阶段。但我不会认为只是激素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孩子的休学问题在增加，它背后的主要原因，我不认为是基因或者生理原因，不可能以这个为主，它一定有社会文化的原因。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原因？

陈祉妍：虽然社会经济发展了，技术也发展了，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事实上是恶化的。例如，未成年人的成长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与同伴一起玩耍，而这种同伴间的玩耍在学校、在家庭都在减少。

现在学校里，孩子的时间是高度结构化的。比如课间不能离开座位，前面的老师拖点堂，后面的老师早点来，可能只给孩子几分钟时间上厕所。放学以后，孩子想在学校运动、玩一玩，有些学校还会驱赶，不让学生留在学校。午休的时候，有些学校甚至不允许学生离开座位，怕离开座位出事。

现在学校非常害怕各种安全问题，所以不敢给学生自由活动的机会。体育活动也是一样。教育部要求保障体育活动时间，但学校还是会害怕出事，于是学生的自由活动很少，更多是跑步、做操这样结构化的活动。

南方周末：但这些问题听起来很难完全归到学校身上，学校也有自己的压力。

陈祉妍：对，所以我甚至认为，教育生态恶化的主因不在学校。它跟家长的过度投诉有一定关系。学校被投诉之后，要解释、写材料，甚至赔偿，这个代价非常大。而学校又承担不起那么大的安全责任，最后就形成了现在的状态。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有许多同学不喜欢学习，甚至考试一塌糊涂，但大部分孩子还能在学校里玩，能和同伴一起锻炼人际交往的能力。现在这种机会在减少。

陈芷妍。受访者供图

“时代之锅”

南方周末：为什么同伴关系对孩子这么重要？父母的支持不能替代吗？

陈祉妍：不能替代。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里，社会支持几乎排在第一。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你有烦恼的时候可以跟别人讲，别人愿意听；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真的可以帮你。

同伴支持是父母替代不了的。因为父母和孩子毕竟不是一代人，我们对孩子很容易采取教育、指导的方式。但是同龄人有共同语言，他和你一起“水深火热”，跟你站在一个战壕里面。

同伴交往还会帮助一个人学习竞争、合作、理解别人、处理社会关系。这些能力很大一部分要在同伴交往中锻炼。

南方周末：我采访的几个休学孩子里，人际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有的跟同学相处不好，有的跟老师相处不好，也有的是两方面都有。

陈祉妍：是。而且这种类型其实是风险比较大的。如果一个孩子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休学，等他长大以后，他不需要再面对学校这种单一的学习场景，工作环境的评价体系可能反而更加多元，他未必不能适应。

但如果一个孩子本身社交能力很弱、非常退缩，他可能会长期宅在家里。以后去工作，也可能因为不能适应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很快又退出，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地放弃，最后甚至不能适应社会。

南方周末：所以如果一定要在家庭、学校和孩子自身之间找一个“锅”，你觉得谁的责任更大？

陈祉妍：谁的“锅”？我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发现，焦虑和抑郁受到学校和家庭的影响不一样。焦虑很大一部分跟学校学业压力有关；抑郁很大一部分受到家庭因素、家庭压力的影响。

但是休学的孩子往往既有焦虑又有抑郁情绪，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到底是谁单方面的“锅”。如果你非让我回答，我会说“时代之锅”。现在科技发展了，孩子获得现实练习的机会反而减少了。城镇化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城市，很多大城市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减少了。这不是某一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是时代变化造成的。

南方周末：我采访的一位专门接收休学孩子的学校校长詹大年认为，如果非要选一个，他觉得学校责任更大。因为孩子最后逃离的是学校，回到家里。你认同吗？

陈祉妍：我跟詹大年校长接触过，他的很多观点我都很赞同。我认为重要的不是分析这是谁的“锅”，而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入手点。

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我会觉得入手点首先是在学校。因为家庭是散的。永远会有存在困境的家庭，永远会有“冥顽不灵”的父母。但学校是一个体系，是一群懂教育的人在对孩子进行引导。而且学校里还有那么多同伴，可以相互支持。所以我的解决方案，会更多放在学校。

南方周末：那休学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源头在哪儿？

陈祉妍：心理学的观点其实是，问题的解决不一定依赖于解决问题的根源。比如一个孩子的问题，是因为四年级遭受了校园欺凌。我们能回到四年级吗？回不去。如果说问题的根源是科技发展、手机出现了，那我们能没有手机吗？也不可能。

所以我比较倾向一种干预观点，叫“扶正祛邪”。就是增加积极的东西，让本来应该有的养分更多。

“不能把解决投诉的责任全交给学校”

南方周末：如果把“入手点”放在学校，具体能怎么做？

陈祉妍：首先要给学校支持。现在学校其实也是很脆弱、弱势的。很多部门都可以来给学校提要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学校过度承担责任、被过度投诉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要求学校给孩子更大的自由空间，其实就是让校长自己顶着全部风险，让班主任自己顶着全部责任。这种要求只有少数人能做到。所以首先应改善整个教育生态，让学校能够更正常地发挥教育功能，而不是成天处于恐慌和压力中。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怎么给学校安全感？

陈祉妍：投诉需要体系化、分层分类管理，不能简单把解决投诉的责任全交给学校。比如可以在区县一级设立相应的中心，去处理投诉、评估情况、协调多部门。

因为投诉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学校或者老师真的有问题。现在有一些老师确实不适合继续留在关键岗位，但没有发生极其恶劣的事情，很难被处理，所以教师也需要一个退出机制。有问题的老师，可以安排离开学校，也可以转岗，离开直接接触学生的岗位。

另一种情况的投诉，是因为一些家长是焦虑型、偏执型的。学校明明没有什么问题，他也会不断投诉。比如，“老师，我们家子涵今天为什么没有喝水？”

这种投诉如果全部丢给学校应答，对学校的消耗非常大。所以有些投诉应该经过快速而科学的评估，走一个简洁的处置流程，而不是每一次都让学校投入巨大精力。

学校有安全感，才敢做事情。比如让孩子在学校自由活动，成立社团，让学生有更多参与校园生活的机会。

南方周末：做这些事情需要钱、需要人。尤其普通公办学校，一个老师可能已经掰成八个人用了。怎么办？

陈祉妍：我推荐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比较便宜的。我并不是说所有学校一下子就能做到最好，而是可以从低门槛的事情开始，比如校长接待日、开放社团、开展心理健康主题班会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长期工作，是教师培训。班主任、任课老师、心理老师与校长，都应该懂一些心理学。教育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

南方周末：如果只能挑一种人培训，你会选谁？

陈祉妍：我希望先强化师范教育和教师资格证考试中的心理实战技能部分。

南方周末：直接从源头改？

陈祉妍：对。不能总靠入职后的培训来打补丁。但如果一定要让我在学校里挑一个，我可能会挑班主任。因为班主任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南方周末：那什么样的班主任才算一个好的班主任？

陈祉妍：第一是“班主任的自觉”。就是他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责任和责任边界。他知道自己不只是负责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要对班风负责，要让学生全面成长，让孩子拥有一段不错的青春和班级生活。

然后他愿意持续学习。我们不怕一个班主任起点低，但他要愿意遇到问题以后求助、反思、尝试改善。这既是职业精神，也真正体现了对学生的关爱。

2026年6月，丑小鸭中学宣传栏上，贴着学生制作的“拒绝EMO”海报。南方周末记者陈佳慧 摄

“我可能先看厕所”

南方周末：设立校长接待日、社团、心理课程等，这些能对休学起到预防作用吗？

陈祉妍：这些全部都是预防性的。我们想建设的是心理友好型校园。校长能够倾听学生，学生能够自主组织社团，老师能够通过艺术疗育等方式让学生表达自己而不受评判，背后都是同一个目的：让学生在学校里感到安全、舒适，快乐和有活力。

比如社团。我认为一个学校如果没有流浪猫社团，这个学校很可能就不是一个真正允许学生自主设立社团的学校。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社团制度就比较好。他们有很多社团，甚至可以一人成团。你愿意申请，有一个本校老师愿意挂名指导教师，就可以成立。

南方周末：其实我采访的休学孩子中，很多人都非常渴望被老师、同学认可和看见。

陈祉妍：对。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自我同一性发展的重要时期：我是谁？我擅长什么？我能干什么？我未来走什么路？在芸芸众生中，我的位置在哪里？所以这个阶段，孩子特别关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

南方周末：如果你走进一所完全陌生的学校，想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心理友好型校园，你会先看哪里？

陈祉妍：我可能先看厕所。

南方周末：厕所？

陈祉妍：对。我会看厕所环境怎么样。我们的调研发现，有很多学生不愿意在学校上厕所。厕所的环境，其实也能折射学校的管理风格。比如隔间的门是不是坏的、关不关得上、有没有漏水，这些都体现了学校是不是在关注人的舒适。

然后我会看课间。课间非常能反映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的风格。如果孩子们会运动，会聊天，会分享，这比较好。如果孩子们只是在追逐打闹、说脏话，那也不好。

南方周末：但你刚才说孩子要有自由活动，追逐打闹不也是一种活力吗？

陈祉妍：它当然说明有活力，但也说明这种活力没有得到好的引导。你完全可以把它转化成更有意义、更好玩的，而且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方式。

当然，还有一种是整个班死气沉沉，大家都不说话、不运动，这也不好。

“我不认为望子成龙是病”

南方周末：有一个很常见的看法，就是孩子休学，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抗压能力差。别人都没休学，为什么就你休学？

陈祉妍：现实里确实会有这种声音，别人能忍得了，你为什么不能忍？

我会把休学的孩子称作“煤矿里的金丝雀”。煤矿里的煤气比较多的时候，人可能不会最先察觉，但金丝雀会先晕倒。

南方周末：但他们还是会背着一个抗压能力差的标签。

陈祉妍：问题是，这是不是有意义的压力。很多孩子，包括休学的孩子，他能够扛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压力，却不愿意扛一种他完全不理解意义的压力。

有些孩子在其他方面很成功，也很能投入，很能克服困难，很能吃苦。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全面脆弱的。他可能只是恰好在这个面上比较脆弱。

南方周末：那休学和心理疾病是不是也不能直接画等号？

陈祉妍：对，要分情况。我们接触的类型里面，确实有一类是心理疾病，比如神经发育问题。

但是很多孩子在巨大压力下都会出现抑郁症状。到底是抑郁症导致他休学，还是持续的压力导致了他的痛苦？这个要具体判断。

我在讲座里有一次用过一个标题，叫“是困难，是痛苦，不一定是病”。很多孩子送到精神科以后，可能被诊断为疾病，经过治疗以后改善了。但他回到学校又出问题，因为核心困难没有解决，再回学校以后，原来的困难还在那里，他还是可能再次休学。

南方周末：但我采访到的一位父亲，孩子休学以后，他从一开始拼命想解决问题，到后来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反而发现孩子慢慢恢复了。是不是家长有时候也需要放手？

陈祉妍：孩子需要一定的喘息空间。但是我特别想说，在休学这个问题上，家长特别容易被骂，这是不公平的。我并不认为休学孩子的家庭就一定有更多的问题。只是当孩子休学以后，家庭原来的问题会在暴风骤雨中被放大，亲子关系出现更剧烈的冲突。

家长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弱势的群体。家长是散装的，他在话语权上没有那么强。孩子休学以后，家长会焦虑，会担心孩子的未来，这些都很正常。我不认为望子成龙是病，也不认为父母担心孩子是病。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爱的表达。

“很多学校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

南方周末：如果孩子频繁请假，但还没有正式办理休学。这个时候，学校应该怎么做？

陈祉妍：首先要评估。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学习方法的问题，还是社交焦虑？是不是存在多动症？是不是遭受过校园欺凌？是不是家庭出了问题？

不同问题要有不同的支持。但如果没有条件做这么细的分类，宽泛地来说，学校应该增加对这个孩子的支持，增加同伴和他的联系，建立更好的师生关系。这有可能把孩子拉回来。

南方周末：那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做？

陈祉妍：很多学校其实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的得太少。但如果说什么会加重问题，我觉得就是整齐划一的要求。比如，“你不能准时到校，那你就不要来上课”“你天天迟到早退，那你不要来”“你总在学校情绪崩溃，那你不要来”。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做到完全符合学校要求，就把他推出学校，这是最容易导致他最后彻底不去学校的原因。

南方周末：如果一个孩子已经办理了休学，学校还应该继续联系他吗？

陈祉妍：学校需要与家庭保持联系，但联系不是为了要求家庭一定要有积极回应。孩子可能正处于一个很低迷的状态，他不回应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让他知道，学校里的人，老师和同学们还在惦记他。如果以后他想回来，学校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南方周末：我采访詹大年的时候，他提了一个“校中校”模式。就是在普通学校里设立一个空间，配备更专业的心理老师和任课老师，孩子刚出现问题苗头的时候，就把他放到“校中校”里，让他有一个缓冲、解决问题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并不与原来的学校隔开。他认为这是目前成本比较小的一个解决办法。你怎么看？

陈祉妍：我觉得挺好的。有一些学生需要更多的支持，比如课堂安排、考试安排。其次，我们确实不是每个班主任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学校至少要培养一部分骨干班主任。这部分骨干班主任可以具有特殊教育或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的背景，他们能够对学生更加理解，也有支持的能力。让这样的老师去带领这些学生，更有利于预防问题，或顺利让他们复学。

南方周末：那你觉得，这个模式可以在全国推广吗？

陈祉妍：要先试点成功。有一些科学的评估方式，评估它的效果，以及适合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老师，需要什么样的资质。理念需要先落地、试点，然后评估，再去推广。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责编 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