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元书杂费曾难倒千万娃，希望工程三十年砸出什么样的成绩单？

01

1989年，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发起“希望工程”公益事业。这是中国首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基金。

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从共青团中央拿到十万元资金，注册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担任第一届秘书长。基金会成立那天，他说：

“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听起来很崇高，但现实很骨感。十万元启动资金，几间简陋的办公室，能招的人手也不多。当时的希望工程，没有什么像样的宣传手段，每天晚上，工作人员挤在办公室里，给全国各地能联系到的单位和个人，一封一封地寄募捐信。

就这个效率，可想而知，能募捐到什么钱呢？

地址常常抄错，回信寥寥无几。第一批救助名额，只有五百个。

当时的中国，有将近2.2亿在校学生，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很多孩子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每学期二三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居然不足六年！

希望工程第一次大动作，先将目光投向了安徽省金寨县。这里曾是革命时期的重要根据地，走出过59位将军。八十年代末，教育情况却苦不堪言。

由于地处偏远，经济落后，这里的学校，校舍破败，师资短缺，很多孩子要走两三个小时山路上学，还有大量孩子根本进不了校门。

来自社会各界的汇款单，凑成了金寨县希望小学的十四万元建设资金。1990年5月，金寨县希望小学建成，这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楼盖起来了，但希望工程还缺一样东西：

一张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脸”。

02

1991年4月，一个摄影师走入了安徽金寨。

他叫解海龙，是北京崇文区文化馆的摄影干事，三十九岁，当过兵，转业后卖过血，就为了买相机。他到金寨来，目标非常明确。

拍一张能让人记住的照片。照片的主题是：贫穷。

做这个决定并不轻松。

他是《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看过很多报道，说“农村变化很大，都有了万元户了”，可他亲自跑过陕北、山西等地，拍出来的农村照片，和传说的差距很大。在国家级贫困县，很多孩子想读书，家里都没钱。

于是乎，他想用照片来宣传希望工程，让更多孩子得到救助。基金会同意了他的计划。他深入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等贫困山区，专门拍摄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为这个系列起名为：“我要上学”。

但很快，就有人公开批评解海龙拍摄的内容“非穷即苦，离主旋律太远”。

图片在港台展出时，更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国家和社会的形象”。

解海龙的回答是一句话：“孩子连学都上不了了，还要那个面子干嘛？”

那是值得铭记的一天，解海龙在金寨县张湾村，看到一群孩子从水库里拉出一条船，他跟着跳上去。孩子看见他，有些害怕。解海龙注意到其中一个看上去最小的小女孩，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女孩不敢说话，不敢抬头看他。

其他孩子大声说：“她叫苏明娟！”

他跟着孩子们来到学校，本只想拍一个“上课聚精会神”的孩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桌上，苏明娟握着铅笔，正低头写字。解海龙赶忙把镜头对准她。按下快门的瞬间，小女孩突然抬起头，一双大眼睛，亮亮的。

解海龙无数次描述那一刻。那双眼睛里，没有胆怯，没有悲苦，只有一种直抵人心的东西，仿佛在对着镜头说：“我想读书。”

照片冲洗出来，他立刻把它送往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围在一起看这张照片，每个人都被那双大眼睛里蕴藏的东西凝固得说不出话来。

“大眼睛那直勾勾盯着人看的眼神，打动了青基会所有在场的人。”

1992年10月，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纪实摄影展”在全国展出，引起很大轰动。这张题为《我要读书》的照片，被青基会确定为希望工程的标志，随后登上了《人民日报》，在全国引起轰动。

一夜之间，“大眼睛”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这张照片几乎成为二十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全中国，估计三分之二的人都看过它。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知道画面中的女孩叫什么名字。时隔多年，有关部门找解海龙确认，他模棱两可地回答：“好像叫苏玉仙？”

这张照片席卷全国的时候，金寨县大山深处，八岁的苏明娟还拿着那支用了很久的铅笔，继续趴在破旧的课桌上写字。

03

苏明娟的家，在大别山最深处。

父母靠养蚕、种田为生。家里的土地收成，仅能勉强维持三个月的生活。每学期三十元的书杂费，都是很大一笔负担。苏明娟每天上学，要往返三个小时山路。清晨天还没亮，母亲会帮她准备好一个炭火炉，让她拎着去学校，只为在课堂上双手不被冻僵，能握住笔。

她读书的教室，是一座破败土地庙，四面透风，窗户没钱装玻璃，蒙上塑料布又怕光线不好，只好任寒风灌进教室。孩子们缩成一团，仍坚持读书。

苏明娟书包是用旧布拼的，文具盒是父亲用空药盒做的。写字用一张纸，正面写完写背面，背面写完，还要用橡皮擦掉再写。有月光的夜晚，她会搬个小板凳，借着月光写作业，家里煤油灯舍不得点太久。

她在照片里握的那支铅笔，是支教老师奖励的。她拿了全班第一。

照片刊出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汇款单，铺天盖地地飞进桃岭乡。第一个向苏明娟捐款的，是一个叫李万的人。

他将微薄的津贴攒起，每学期寄一百元，一直寄到了她小学毕业。

全国各地的捐助都来了。小朋友把攒的零花钱寄来，大学生把课余打工挣的钱寄给她，天津一位退休老人，从她读初中到高中，每年过节都给她寄糖果和生活用品。有一天，村委会的人告诉苏良友，他女儿收到一笔上千元的汇款。苏良友惊呆了。要知道，他当时一个月只能挣一百多块钱。

他带着女儿去银行，按汇款单上的地址，一笔一笔退回去。

可更多的捐款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

最让苏良友睡不着的一次，是一对大连老夫妇要把多年积蓄，全部寄给苏明娟。他在门槛上坐了一下午，最后对女儿说：

“这钱我们不能要，我们有别人帮助了。爸妈还能干活，能养活你和弟弟。”

那对大连夫妇拒绝收回捐款。苏明娟把这笔钱全部转赠给了希望工程。

这一年，她九岁。

在希望工程的资助下，苏明娟顺利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

她没有辜负那些资助者。

2002年，苏明娟考取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赶紧去乡里的邮局，给所有资助过她的人写信报喜。

进入大学后，她坚持勤工俭学，并致信给青基会，要求把每学期定额发给她的900元生活补贴，转给其他贫困生。

她说，已经有很多人帮过我了，接下来的路我自己走。

2005年大学毕业后，苏明娟进入银行工作。

从这一年起，她每年都会资助贫困生，从未间断。

04

善良还在继续传递。

2006年，希望工程经典照片“大眼睛”，以30.8万元拍卖成交。解海龙和苏明娟共同决定，将拍卖款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援建一所希望小学，命名为“大眼睛希望小学”。

成百上千的藏族孩子自此有学可上。

2017年，苏明娟当选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那个大别山的穷孩子？团省委副书记？她是不是要当官了？

苏明娟很快公开澄清：“我不是官，更不是厅官。兼职不对应行政级别，我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

她的本职仍在工行安徽省分行。这个职位没有行政级别，不需要每天打卡上班，也不领取任何报酬。她主要是为了做一件事：助学。

2018年，苏明娟拿出家庭积蓄三万元成立了“苏明娟助学基金”，致力于帮助更多贫困学子。如今，她的基金已经资助了两所希望小学，帮助了四十五名贫困大学生。她跑遍安徽偏远山村，跟每个受助的孩子说：

“不要觉得接受帮助是丢人的事。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苏明娟自己的小家庭过得很安稳。她嫁给高中同学，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人住在合肥一套并不大的商品房里。邻居们偶尔在电梯里认出她。她内心很朴素，尽管一直在助学，却对记者说：

“从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很不起。我只是运气好，被摄影师拍到了。”

而解海龙，后来的人生也和那张照片绑在了一起。

拍完《大眼睛》后，他继续在全国各地跑，拍了几万张贫困儿童的照片。有一年他去西藏，见到一个小男孩，男孩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了，他跟爷爷住在一起，每天要翻一座山去上学。解海龙问他，你最想要什么？

男孩想了想说，想要一双鞋。

因为山上石头多，他的鞋底已经磨穿了。

解海龙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给他，男孩穿上试了试，大了好几码，但还是高兴得不得了。每次讲这个故事，解海龙眼眶都会泛红。

“我不是在帮他们，是他们让我找到了这辈子该做的事。”

2018年，在央视《开学第一课》节目中，苏明娟向解海龙表达感激之情，两人泪洒现场。2019年，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大眼睛》的原版底片。

解海龙在捐赠仪式上说，这张照片是我的一个孩子，现在我把它交给国家。他还说，我拍了一辈子贫困儿童，现在拍不到那样的眼神了。

“不是因为贫穷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贫穷的那一面，已经被看见、被改变了一部分。剩下的改变，要靠下一辈人了。”

05

苏明娟是一个缩影。在希望工程实施的30余年间，全国累计接受捐款，超过184亿元，资助贫困学生，超过660万名，援建希望小学，超过21000所。

三十年来，平均每天有五百多名贫困孩子得到资助，有近两所希望小学落成。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大眼睛”。

有人后来成了乡村教师，回到读书的破教室里教孩子；有人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在城市站稳脚跟后，又悄悄给老家学校寄钱；还有更多人，从来没有留下名字，就默默汇出了一笔又一笔钱。

回头看，1991年解海龙在大别山深处抓住的那个瞬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它见证了中国最广大的贫困群体曾经面临怎样的艰难，也见证了一个社会，从“看不见”到“看见”的过程，更见证了一群普通人愿意为另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伸出援手的朴素善意。

这种善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走向伟大的根基。

2024年，苏明娟带着女儿回到张湾村老家。当初她读书的那间教室，早就拆了，村里盖了新学校，有空调、电脑，有塑胶操场。

还有一条看不见的，这个国家和社会一步步走出来的一条漫长的奋起之路。

蹚出这条路的，是每一个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