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迁往东南亚，为何不搬去我国中西部？

近些年，一些制造业企业打包生产线离开东部沿海，在越南、印度等地重新建厂，却很少选择国内中西部。要理解这种取舍，需要同时看两方面：一是过去几年国际贸易规则的剧烈变化，二是国内成本、产业配套和营商环境的现实差距。

外部环境的变化始于2018年。当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输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抬高了这些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售价。

中方随后采取反制，美国农民受到冲击。拜登在2020年竞选时批评这场贸易战，称“对付中国的方式不对”，但上任后保留了大部分关税。

2024年5月14日，拜登政府宣布提高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涉及钢铁、铝、部分医疗产品和电动汽车等。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解释，这套关税源于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条款”发起的法律行动。

美方当时单方面认定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滥用知识产权”等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

这些认定只是美方的单方面说法，并非公认的事实。戴琪还表示，加征关税的目的之一是制造谈判筹码。

2022年关税实施满四年时，美方收到一些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要求保留部分或全部关税，于是按“301条款”启动复审。复审结论是保留关税，并“有策略地”提高部分税率。

戴琪称，每个提高税率的领域，都对应着美国正在本土投资的战略产业。按她的说法，关税是“防守”手段，用来抵御不利的竞争冲击；国内投资是“进攻”手段，目的是让美国在有竞争力的领域继续增长，或在多年来被侵蚀的领域重建产能。

由此看来，输美商品面临的门槛已与美国的长期产业政策绑在一起。

这套政策的背后，是美国对自身制造能力的焦虑。戴琪称美国正处于“供应链与制造业转型”之中。

疫情期间，美国发现自己已失去大量制造能力，全球同时急需某些商品时，几乎无力重新组织生产。她认为，产业一旦流失就很难找回，所以要在失去之前“既防守又进攻”。

光伏是戴琪举的例子。她称，21世纪初美国光伏产业正在成长、创新活跃，此后中国集中资源推动这一产业，产品更便宜，美国光伏生产商相继倒闭。

她还称美国85%的光伏组件依赖一个国家，并指责该国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占领国际市场。这些都是她个人的说法，没有提供佐证。

从国内看，光伏恰好是近年生产线外迁较多的行业之一，不少产线从国内迁往东南亚。一些国产手机品牌也纷纷把生产线放到国外。

这些企业宁可到陌生国家重起炉灶，承担不小的政策风险，也很少向中西部转移。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讨论。

电动汽车同样被戴琪视为关键领域。她称，一旦全球市场被他方掌控，对方就可能抬价，价格剧烈波动会损害经济增长。

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Vox记者迪伦·马修斯指出，他采访过的全球电动车市场专家都认为，即便不算补贴，中国电动车制造的成熟程度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不及的，比亚迪部分车型售价低至约1万美元。

马修斯认为，这里存在明显的取舍。购买廉价的中国电动车，本可以推动美国人转向电动车；但美国、欧洲以及加拿大都担心本国汽车制造业受冲击，已相继征收高额关税。

站在底特律的角度，这样做有道理，可保护本土汽车业与加快电动车转型之间无法两全，总要在一方面有所让步。

国内的电动车产业布局也说明，区位和物流条件对制造业去留影响很大。广西贵港之所以能留住电动汽车工厂，靠的是平陆运河带来的便利航运。

企业生产的电动车可以沿水路运往东盟，运输成本比内陆地区低15%。可见，只要交通条件合适，内陆省区同样能吸引面向海外市场的制造业。

关税成本最终由谁承担，各方看法不一。戴琪称，关税与涨价“不是一比一的关系”。她表示，回顾过去五六年，美国物价并没有因为关税自动上涨，通胀主要与疫情有关；一些进口商和中间商也表示，出于战略考虑，他们自行消化了成本。

马修斯对此提出反驳。他说，至少有四项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考察了特朗普对华关税的“传导率”，普遍结论是完全传导，也就是每一美元关税都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结果比理论预测的还要糟。

他认为拜登的关税没有理由产生不同效果。照此推算，关税会直接推高相关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终端价格。

成本压力在国内同样存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后，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利润微薄的制造业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开始向东南亚转移。

如今的东南亚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以越南为例，35岁以下劳动人口占比超过55%，平均月薪约1800至2200元，适合从事简单的流水线组装。

国际层面的变化同样明显。马修斯认为，过去美国两党的共识是全面开放贸易，如今的新共识是用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对付中国。

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特朗普对华强硬“并非全错”。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布局产能时，除了成本，还要考虑政策和市场准入。

但出海并不轻松。台资企业富士康在深圳、郑州建成规模宏大的工业园后，近年把新增生产线放到了印度，随即遇到当地工人技能不足、效率偏低、良品率不高等问题。富士康只能两手准备：一边派大陆工厂的高管赴印度加强管理，一边安排印度工人到深圳接受培训。

国产手机企业的经历同样曲折。小米、OPPO等企业在印度建了大量生产线，小米还在当地遭遇巨额罚款，多年经营成果受到重创。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制造企业接连出海，宁可在陌生环境中从头再来，也很少向国内中西部搬迁。这说明企业的选择背后有更复杂的因素。

戴琪在采访中提出，贸易讨论不应再比“谁能更便宜地生产更多东西”，而应探讨如何让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壮大中产阶级，逐步提高标准而不是降低标准。这一表述反映出，单纯拼低价的竞争逻辑在国际上正受到挑战，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尤其直接。

拿人工成本来解释企业不去中西部，其实并不充分。中西部的人工成本并不算高，劳动者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竞争力不比国外劳动力差，而且大多珍惜稳定的工作。

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也是因地制宜，并未要求中西部直接对标沿海。西部大开发推进多年，西部也愿意承接产业转移，但一些企业来了不久又离开了。

马修斯还提出一个更宏观的担忧。从1990年到疫情前，全球出现了“收入趋同”，即穷国增长快于富国，研究者认为这与贸易密切相关。

疫情后趋同基本停止，时间上与反贸易转向重合，但他认为现在断定二者有因果关系为时尚早。他说，美国作为富国，如果被视为“踢掉梯子”、阻碍靠出口谋发展的较穷国家，既残酷，又在战略上愚蠢。

他提到的折中思路是“友岸外包”，即从中国以外、对美国更友好的国家进口。不过他担心，这种做法可能演变成不论对象的普遍贸易排斥，那将对世界非常糟糕。

对企业来说，外部规则充满变数，海外布局并非一劳永逸，国内中西部能否接住产业转移，关键还在自身条件。

中西部差在哪里？首先是产业配套和物流成本。东部沿海凭借先发优势，配套产业完善，海陆空交通便利，有时一座城市就能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西部受历史条件限制，配套产业尚未形成，终端企业搬过去后找不到零部件，从东部运过去物流成本很高。制造业利润本就微薄，运输成本一增加，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

其次是交通和政务服务。西部的海陆空运输整体不如东部便利，产品运出去难，卖出去更难。

政务效率也影响企业去留：云南一家五金企业为扩大规模办理环评，跑了五个部门、用了半年仍未办完，最终搬到广东佛山，同样的审批一周就办完了。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差别，企业感受最直接。

改变现状需要长期努力。推动政府部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关键，也有利于西部长远发展。

交通问题受复杂地理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根本改观，中西部正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我国已过了“牺牲环境换发展”的阶段，对制造业的环保要求空前严格，并非所有外迁产业都适合落户中西部。

西部的发展也不必完全依赖承接东部的制造业。西部光伏、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潜力巨大，西电东送工程带来了发展机遇。

西部紧邻中亚，进口油气的第一站就在西部，较低的能源价格有利于承接高耗能产业。“东数西算”工程和互联网企业把服务器放在西部，正是能源优势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