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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革命的另一种方式是和平手段(非强制手段)，包括自身示范建设、宣传鼓动和支持解放运动。与暴力手段相比，选择以和平手段输出革命在伊朗的理论和实践上更少神秘性，也更清楚。

第一，自身示范建设。

伊斯兰共和国之初，许多重要领导人都主张在伊朗建立一个“模范社会”。他们的逻辑是，革命并非可以输出或输人的日用品，主张将伊朗社会建为一个他人仿效的榜样。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伊朗国内似乎普遍同意通过自身示范建设来输出革命。

拉贾伊说:“当我们在伊朗实现革命理想时，革命将会自动成为一个榜样。”当被问及输出革命问题时，贝赫什提回答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我们的邻国注目的美好社会。这将造成输出革命。”

在伊朗领导人看来，伊斯兰革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如果伊斯兰共和国能够完全实施沙里亚，实现自身的彻底伊斯兰化，就是真正贯彻了真主的旨意，达成了穆斯林心目中的理想，从而为伊斯兰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为各国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对此，蒙塔泽里曾有过详细阐释：

“输出革命问题并非武装干涉的事情。其目标更是，如果我们在伊斯兰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将先知和不谬伊玛目的传统作为我们的典范，如果我们贯彻伊斯兰所强调的目标、理想和价值，那么靠这种事实的力量，我们的国家和革命就将成为其他被剥夺国家、那些被压迫并隶属于超级大国的国家的榜样。它们为了将自己从撒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会选择我们的道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及革命后的伊斯兰化，不仅是原教旨主义者要在伊朗国内建立法基赫监护的理想模式，也是为了输出革命的一种努力。

当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确实震动了整个世界，点燃了许多穆斯林的希望之灯。

从北非到东南亚，许多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领导人派出代表，成群结队地来到德黑兰向霍梅尼表示祝贺。阿拉法特是首批亲自带领外交代表团到德黑兰的穆斯林领袖之一，他在德黑兰原来以色列使团驻地开设了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公室。在很多伊斯兰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一直处在逊尼派统治之下、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什叶派穆斯林，受到伊朗革命成功的巨大鼓舞，更大胆地宣示自己的宗派身份和政治信念，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现实的怨愤和对政府的不满，因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出现了一波什叶派信徒抗议、示威、骚乱、暴动的高潮。

当然，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同样从伊朗的成功中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因此，可以说，伊朗革命本身的示范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后来，伊斯兰共和国曾经一度偏离了这种和平的示范之路，转而寻求激进的输出革命途径，试图推动伊朗模式在伊斯兰世界的快速成长。

然而，这种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尤其是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给共和国带来了惨重损失，甚至开始威胁伊朗这个革命基地自身的稳定。因此，战争结束后，配合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重建，通过自身示范建设来输出革命这种和平手段再次得到重视。拉夫桑贾尼曾经表示，世界可能认为“我们想通过战争和军事行动侵略他国来输出革命”，但是，“如果在目前(战后)条件下，我们设法创立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典范，建立一种合适的发展、进步、演变的模式和恰当的世界伊斯兰准则，那么我们就将达到世界恐惧的目标，那就是输出伊斯兰革命。”

在另一个场合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白宫“过去常常认为伊斯兰革命试图通过征服来输出自己”，“这让我们的邻居感到担忧。(但)现在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声称输出我们的革命，我们是想向世界提供思想、观念和古兰经的道路。在8年战争之后，我们更坚定、更坚决，对于和革命有关的理想与精神也更富经验。”

第二，宣传鼓动。

霍梅尼曾经提出:“宣传问题应该是最优先的；人们可以说宣传统治世界。能在伊朗完成革命并将其输出到其他地方的最好的策略是完美的宣传。不要夸大任何事情。我们的产品无需任何夸大。”

显然，在伊朗领导人的言论中，宣传一直被强调为输出革命的主要手段。为了落实这一点，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一系列机构来传播伊斯兰革命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兰宣传组织、库姆的胡贾提耶宗教学校、安迪什基金会、法拉比基金会。伊斯兰宣传组织成立于1981年，主要任务是“输出革命文化”，它在1987年年度报告中提出：“输出革命是社团领导人(伊玛目霍梅尼)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之一，这一神圣的活动既不能用剑也不能以武器来完成，而是使用笔、语言、宣传和艺术的手段。”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该组织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库尔德语、北印度语及其他一些语言出版系列书籍。它还出版《团结》季刊，该刊以英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和北印度语等各种语言发行，介绍伊斯兰的基本信条，强调维护穆斯林团结。该组织也制作各种主题的电影和录像，并参加世界各地的研讨会、会议及其他集会。它每年在革命周年纪念期间(2月)举办一次研讨伊斯兰问题及穆斯林世界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

胡贾提耶宗教学校最初是由库姆的著名宗教领导人阿亚图拉胡贾特创建的私立宗教学校，革命后，蒙塔泽里将其转变为一所国际宗教学校。该学校从其他国家和宗教学校招收学生，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国家。

学校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训练来输出革命，它虽然开设什叶派和逊尼派法学各种学派思想的学习课程，但主要教授伊朗的革命神学理论。

安迪什基金会是一个由伊斯兰指导部资助的机构，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出版书籍杂志来传播伊斯兰。该基金会以8种语言(包括日语)出版10种刊物，并发行到世界140多个国家。

法拉比基金会是一个从事电影制作的半私有的机构。在谈到该基金会的目标时，其领导人指出:“基金会想制作好电影并增强伊朗的电影工业。”

然而，实际上该基金会是要通过制作电影来宣传伊斯兰价值观和革命思想。

伊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途径来宣传自己的革命。例如，霍梅尼曾经鼓励出国旅行的学生要以自己的言行来输出革命：“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行动、你们的举止都将是一种榜样，通过你们伊斯兰共和国将会到达其他地方，真主保佑。”

当然，宣传输出革命也是外交官们的特别职责，霍梅尼曾经要求伊朗驻外大使和代办们：“只有当伊斯兰和伊斯兰道德规范在那些国家成长起来时，我们才是输出了伊斯兰。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是你们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是必须做的。”

用外交部长维拉亚提的话来说：“我们将继续输出革命，但是以文化的方式。西方国家也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在大众传媒和外国学生留学大学的帮助下，它们输出它们的文化、它们的思想方式、它们的价值观。”

伊朗还经常组织、举办国际会议，利用外国宗教领导人和伊斯兰学者来输出其革命。1983年5月，500名外国乌里玛齐聚德黑兰开会，霍梅尼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讨论伊朗的形势。你们应该号召人民像伊朗一样起来革命。”

1989年1月，1000多名伊斯兰学者在伊朗参加了一个伊斯兰宣传会议，分析“各种交流方法、反驳西方宣传的方式以及传播伊斯兰信息。”出席这次会议的学者来自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埃及、土耳其、中国香港、英国、法国、瑞士、塞内加尔和圭亚那等国家和地区。

第三，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和激进伊斯兰组织的支持。

支持解放运动是伊朗领导人最青睐的输出革命方式之一。例如，蒙塔泽里坚持伊朗革命“没有限制、没有边界”，因此，“我想说，我们必须作出一些安排，以便伊斯兰世界和所有受害和被压迫人民能够以某种方式与这一伟大运动的中心建立联系，这一运动已经打破了目前的世界平衡。他们应该得到意识形态和伊斯兰思想的帮助。最终，革命和领导权必将从国家和政府有限规则的框架内分离出来。”

伊斯兰共和国内政部长穆赫塔希米也赞成这种方式：

“我们从事的不是一场孤立的革命，不要被束缚在我们的边界以内。我们支持其他国家的其他伊斯兰运动。这些运动包括阿富汗圣战者、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我们认为有责任支持这些运动。”

伊斯兰共和国对穆斯林世界解放运动的支持在黎巴嫩最为明显。从1982年开始，为了提高在什叶派中的影响及传播伊斯兰革命，伊朗已经向黎巴嫩倾注了大量金钱，总数可能至少在5亿美元。这些资金被用于武装并支持真主党以及开设一系列社会服务项目，包括医院、学校和卫生服务。

伊朗对真主党的金钱援助平均约为每月1000万美元，两伊战争结束后，有报道显示已经降为每月100万美元。然而，1989年11月从伊朗访问回来后，真主党领导人法德拉拉赫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向真主党提供慷慨的援助。

伊朗对黎巴嫩什叶派解放运动支持的范围很广。1988年11月吉哈德建筑公司宣布正筹措资金在一些黎巴嫩村庄修建400所住房，该公司还将在这些村庄修建或修复学校、掩体、诊所和给水系统。伊斯兰卫生委员会已经在贝卡谷地组织了一个民间防卫和急救系统。

伊朗资助的伊玛目委员会在1988年秋天放出了总额2500万黎巴嫩镑的贷款。总计6255000黎巴嫩镑的64笔贷款用于婚嫁，总计4875500黎巴嫩镑的18笔贷款用于学校开支，总计14131500黎巴嫩镑的72笔贷款用于一些小的商业投机。从基金建立以来，该委员会已经提供了总计50194525黎巴嫩镑的846笔贷款。

作为战后以来中东的焦点，巴勒斯坦问题自然引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关注。在巴以冲突中，伊朗积极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在巴列维时代，作为美国的盟友，伊朗是中东地区同以色列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唯一伊斯兰国家。霍梅尼曾经强烈谴责以色列在伊朗的渗透，并将其看作是美国势力在伊朗的扩大。巴勒斯坦人视巴列维的伊朗为仇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曾经参与反对巴列维政权的活动，包括帮助训练伊朗革命者从事城市游击战。对巴解组织而言，巴列维王朝的垮台意味着死敌以色列少了一个帮凶，而霍梅尼也强烈敌视以色列，一再声称解放巴勒斯坦是伊斯兰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双方的合作是很自然的。

1979年2月17日，阿拉法特访问伊朗，并同霍梅尼、巴札尔甘等伊朗领导人会晤。

他说：“他们给予过我们，我们也曾帮助过他们。然而，我们将永远无法回报伊朗人民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站在这儿已经足够说明一切。这场革命已经在这个地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称伊朗是他的第二“故乡”，欢呼伊朗与巴勒斯坦革命的“共同目标”，伊朗的今天就是巴勒斯坦的明天。

阿拉法特的讲话证明了巴解组织与伊朗革命者之间的联系，暗示巴勒斯坦人曾经帮助过伊朗革命，现在希望能够有所回报。双方会晤的第二天，伊朗就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召回驻以使节，而且特意在以色列使团原驻地安排设立巴解办事处。

然而，巴解与伊朗之间的友好是短暂的，成为了两伊战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将巴解置于一种两难境地，伊朗拒绝停战更加剧了巴解的反感，认为两伊战争转移了对以色列斗争的视线。

阿拉法特试图在两伊之间调和，但最终失去伊朗的信任。

到1983年，双方关系已经非常紧张，阿拉法特的首席代表甚至在巴黎秘密会晤了流亡的伊朗人民圣战者领袖拉贾维。当然，伊朗一般还是将巴解与阿拉法特区别开来，在抨击阿拉法特的同时，他们还是允许巴解组织在德黑兰保留代办处，并设立“巴勒斯坦节”，组织示威游行以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巴解与伊朗双方关系的疏远更在于观点、路线的不同。阿拉法特更倾向于温和的民族主义路线，而伊朗则希望巴解遵循伊朗伊斯兰模式的“巴勒斯坦革命”。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拉夫桑贾尼对巴勒斯坦人提出：

“回去，用武力夺回土地，说我们的政府就建在这儿。”甚至相对温和的外长维拉亚提也认为，“对以色列不能只采取政治行动，所有穆斯林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应该实行武装斗争。”

早在1979年12月，蒙塔泽里的儿子穆罕默德就已经带领200~300名志愿者前往叙利亚，准备从那儿进入南黎巴嫩参加“巴勒斯坦兄弟”对以色列的斗争。他们随后被带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法塔赫军事营地，但后来在黎巴嫩政府的抗议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保证不允许他们进入黎巴嫩。

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似乎给了伊朗一个极好的机会，发动一场对以色列的圣战。

很快，就有一个伊朗高级军政代表团访问大马士革，为发动“对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宗教战争”作准备。维拉亚提声称：“是的，我们宣布准备开始对以色列的战斗。......当然，(对以宣战)的后果之一可能是以色列将攻击伊斯兰共和国。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以色列战斗。”

实际上，早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前一年，伊朗已经宣布要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志愿战争”。按照1981年6月8日伊朗议会发言人的说法，这是由最高国防委员会和革命卫队联合作出的决定，其出发点在于“世界伊斯兰革命”。随后，伊朗政府公开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伊斯兰阵线”的计划，宣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将在全球各地展开。”

在与巴解的关系难以协调后，伊朗主要支持被占领土上的各种激进的伊斯兰吉哈德组织。从1979年起加沙就开始出现伊斯兰吉哈德组织，他们对伊朗革命深为景仰。

吉哈德的发言人之一艾哈迈德·萨迪奇相信，安拉的信仰在伊朗的胜利已经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伊斯兰是与以色列斗争的正确道路。奥德赫则认为，霍梅尼的崛起是“实现伊斯兰觉醒和统一伊斯兰民族的一次重要而认真的尝试”，伊朗是唯一真正致力于巴勒斯坦事业的国家。

在伊斯兰吉哈德等原教旨主义者看来，霍梅尼政权有义务帮助被占领土上的穆斯林组成所谓的“耶路撒冷军”，以开展一场“大众伊斯兰解放战争”。而革命的伊朗也确实在履行这样的义务。霍梅尼曾经发布一道法特瓦，提出要彻底根除犹太复国主义。霍梅尼政权削减了对以色列的石油份额，从德黑兰驱逐以色列外交官，向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提供活动营地。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各种激进组织中，后来居上的是哈马斯。1987年11月起，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开始反以武装起义活动。1988年8月，亚辛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领导反对以色列的起义，并向巴解组织发起挑战。巴解组织已经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事实，并宣布不再以武装斗争作为实现民族解放的途径，但哈马斯坚持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伊斯兰的土地，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将其从犹太人手中解放。

哈马斯的成立及其立场引起了伊朗的重视，成为伊朗在巴勒斯坦最好的立足点。从1990年开始(或许更早)，伊朗向哈马斯提供财政援助，3年内达到5000万美元。伊朗为哈马斯提供武器和金钱，并向哈马斯武装人员开放训练营。“冷战”结束后，伊朗与哈马斯结成了直接的同盟关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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