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这两个字,在中国人心里压了快九百年。可大部分人提起它,脑子里只剩一个画面,就是两个皇帝被押着往北走,一路受尽折磨,末了死在五国城。这个画面当然是真的,但它只是收尾,真正的耻藏在收尾之前的整整两年里。
我先把"耻"这个字拆开看。耻不是单纯的失败,失败可以败得干净,可以败得有骨头,战死是败,自尽是败,把一兵一卒拼光是败,这些败法里都还有东西撑着。耻是另一种东西,是明明还有牌可打却自己把牌扔了,明明还有路可走却自己先跪下去。靖康让人读着心里发堵,就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后一种。
这两年里头,北宋输过很多次,但真正让人喘不上气的是三件事。城还没破,人先跪了;去议和,两个皇帝被人骗进了对方的大营;国破了以后,赵光义这一脉的宗室,被人拿着名册一个一个点走。三件事串起来,才看得出"耻"这个字到底压在哪儿。
有一点得先说明,靖康不是一天垮的。从宣和七年金人第一次南下,到靖康二年三月宗室北迁,前后拖了一年多。这一年多里,北宋朝廷有过机会,有过兵力,有过能打的将领,也有过愿意死战的士兵。它是一次一次把这些东西亲手扔出去,才走到末了那一步的。
所以讲靖康,光讲五国城的雪、光讲牵羊礼上的羊皮,讲不透。那些是伤口,伤口下面还有刀是怎么递进去的。我想做的,就是把那两年重新走一遍,看看这个朝廷究竟在哪些时刻、用哪些动作,把"耻"这个字一笔一笔写成了。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第一次围汴京。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渡过黄河,一路推到城下。这时候城里是什么状况?城墙完好,守军充足,各路勤王兵正在往京城赶。种师道带着西军老卒从西北赶来,姚平仲也带着兵到了。
可宋廷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布置守城,是派人出城谈条件。金人开的价码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帛一百万匹,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还要亲王和宰相各一人到金营当人质。这三条,宋廷一条没还价,全答应了。
答应了还不够。姚平仲觉得憋屈,夜里带兵去劫金营,结果扑空,反被金兵打得大败。这一败,宋廷的处理方式是:罢免李纲,向金人道歉,说这是下面人干的,不是朝廷的意思。种师道本来主张坚壁不出,等金兵粮尽自己退,也被撤了职。
金人拿了钱、拿了割地承诺、拿了人质,撤了。第一次围城就这样结束。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斡旋,花钱买平安。可实际上,它给金人上了一课:这个朝廷有钱,怕打,只要施压就能拿到东西,而且答应了的东西也不打算真给。
到了靖康元年八月,金人第二次南下,理由就是三镇交割不清。这一次是东西两路齐来,完颜宗翰从太原方向,完颜宗望从河北方向,十一月两路会师汴京城下。而这时候的汴京,跟一年前完全不同了。第一次围城之后,宋廷怕各路勤王兵聚集京城闹事、也怕花钱,把他们都遣散回原地了。城里只剩下卫士三万人,这三个月里逃亡的、冻死的、病死的,又去了十之五六。
城墙上还有人,城门还没破,粮仓里还有粮。可钦宗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派人出城求和。这一次金人的要价翻了几倍: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绢帛一千万匹。宋廷还是答应了。
我特别想说清楚这个顺序。历史上被攻破的城多得是,城破之后皇帝被俘,那是败。可汴京不是,汴京的城门是后来才开的,而皇帝求和是在城门还关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件事的先后顺序,决定了靖康的性质:它不是打输了,它是没打就先认了。
有人会说,当时形势确实不好,守不住。这话有一半道理,汴京的守军确实不足,外援确实断了。可问题在于,形势不好并不等于必须马上投降,形势不好也还有别的选项,比如固守待变,比如护着皇帝突围南走,比如把宗室疏散出去。这些选项,钦宗一个都没选。他选的是把所有东西都押在"谈"上,而对面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他谈。
更麻烦的是,这一套逻辑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了。你答应给钱,钱不够,就得搜刮;搜刮不到,就得拿东西抵;抵不上,对方就会自己进城来拿。后面所有的惨剧,都是从这个"先跪"的动作开始滚下去的。

闰十一月,汴京的形势已经很紧了。金兵在城外扎营,城里的守军冻得握不住兵器。史书上写,那几天大寒,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就是冻得说不出话、握不住枪、直接倒在地上。钦宗在宫里光着脚祈祷天晴。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叫郭京。他说自己会六甲法,只要招七千七百七十七个兵,就能生擒金军两员主将,扫荡敌营。兵部尚书孙傅信了,给了他官,给了他钱,让他去招人。
郭京招人的标准很奇特,不看武艺,不看体格,只看生辰八字。八字合的就收,合不上的不要。有人劝孙傅,说这东西不靠谱,孙傅不听。七千七百七十七个人很快凑齐了,就在城里操练,号称神兵。
闰十一月丙辰那天,郭京下令,让城墙上守御的士兵全部撤下来,不许留在城头看,然后大开宣化门,让他的神兵出城迎战。金兵一看城门开了,直接冲上来。神兵一触即溃,郭京在城楼上说了句"我下去作法",带着剩下的兵跑了。
金兵就这样登上了城墙。《宋史·钦宗纪》记这一天的情形只有几句,说守御的人都被调下城,宣化门大开,兵大败,郭京托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
钦宗听到城破的消息,恸哭,说了一句:"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种师道是第一次围城时主张坚守待其自退的那个老将,那一次被撤了职,第二年就病死了。他死之前说过什么,史书有记载,大意是金人第二次来会更凶,京城守不住,应该早做打算。这些话钦宗当时没听,等到城墙上站满金兵的时候才想起来。
我一直觉得,郭京这一段是整场靖康之耻里最荒诞的一笔。它荒诞不在于迷信,古代信这些东西的人多了,而在于整个朝廷的决策机制已经失灵到这种程度: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凭一套谁都没验证过的说法,就能拿到兵权,就能把全城的守军从城墙上撤下来,就能把唯一一道门打开。这中间没有任何人拦住他,兵部尚书信他,皇帝也信他。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朝廷在这个节骨眼上已经放弃了用正常方式思考。它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它抓住了一个荒诞的希望,并且愿意为这个希望付出全城的代价。这不是愚蠢,这是一种更深的病:当一个系统长期靠回避问题维持运转,到了必须面对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转向奇迹。
城门是从里面打开的,这一点值得多看一眼。金兵在城外攻了很久,攻不下来。末了进城的路,是宋人自己让开的。

城破了,但金人没有立刻屠城,他们提出了一个更"文明"的方案:给钱。金人原定的犒军费是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十天之内交齐。
宋廷拿不出来。第一次围城已经掏空了一次国库,这一年多又一直在凑钱,民间能搜的都搜过了。于是宋廷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搜刮,史书上叫"根括"。
根括的规矩是这样的:先立赏格,告发别人藏匿金银的,赏没收财产的三成。这一条最狠,因为它把邻里、亲戚、主仆之间全部变成了告密关系。然后是按官阶定指标,你是几品官,就得交多少金银,交不够就捉拿敲打。再然后是保甲连坐,开封府尹徐秉哲下令让百姓结保,谁家藏了人不报,全保连坐。
这一套下来,城里的金银还是不够。金人于是给了第二个方案:可以用人抵。
折算的价目表是这样的:帝姬、王妃一人折金一千锭;宗姬一人折金五百锭;族姬一人折金二百锭;宗妇一人折银五百锭;族妇一人折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折银一百锭。后面还跟了一句,"任听帅府选择"。
这六个字是全篇最冷的一句。意思是,够不够格、要不要,由金军元帅府自己挑。
《开封府状》里留了一份明细账单,数字记得极细。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二十二人,折金十三万四千锭;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折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折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零四人、宗妇二千零九十一人,折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零七人、歌女一千三百一十四人,折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一十九人,折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加起来准金六十万零七百七十锭、准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这份账单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是它的格式。它是一份标准的财务报表,有科目,有单价,有数量,有合计。写这份东西的人,用的是一种办公事的态度,把活人一个一个填进表格里,然后算出总数。
还有一个细节。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并且明确不要男童。搜的时候专门找十三岁以下的少女,还要检验。这一条已经超出了"折价"的逻辑,它说明对方要的从来不只是钱。
我一直觉得,靖康之耻里最见骨头的不是牵羊礼,是这份账单。牵羊礼是羞辱,羞辱是看得见的,你知道对方在羞辱你。可这份账单不是羞辱,它是把羞辱变成了一套行政流程,让被羞辱的一方亲自动手去执行。宋廷的官员不是在哭,他们是在算账,在核数,在催缴,在把交不出人的家庭抄没。这套机器运转得很顺畅,因为它本来就是用来收税的。
金人这一招的狠处就在这里。他不用自己动手,他让宋朝的官僚系统替他动手。这套系统运转了两百多年,熟悉每一条街巷,知道每一户人家的底细,收税的时候效率极高,现在改收人,效率一样高。
这套系统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它本来就是按"完成指标"运转的。收税有税额,征役有丁额,漕运有石数,每个衙门年底都要对账,对不上就要问责。现在上面下来的指标从粮米变成了金银,又变成了人口,下面的应对方式其实一点没变,还是分派、催缴、核销、上报。开封府的那些胥吏,白天在街上敲门要人,晚上回衙门把名字划掉,跟往年收秋税的动作一模一样。
这才是最凉的地方。它不是一群恶人在作恶,它是一群熟手在做他们做惯了的事,只不过这次交上去的东西,是活人。一个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遇到一个把人口当税赋的甲方,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换,接口天生就对得上。

钱凑不齐,人也不够,金人于是提出了第三步:请皇帝亲自来谈。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钦宗出城,去青城金营。他带的是降表。
到了青城,金人不见他。派出来的人只说一句:降表写得不行,重写。
降表这东西有讲究,要用四六体,要对偶,要辞气卑顺,要自称"臣"。宋朝的文臣写惯了漂亮文章,可这种文章谁也没写过,因为大宋开国以来没给谁写过降表。第一遍递上去退回来,第二遍递上去又退回来,第三遍还是退回来,改到第四遍,是孙觌改的,才算通过。
这段过程《靖康稗史》里有记载,说改了好几遍才成。我不太想在这里渲染屈辱感,因为屈辱是显然的,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这个过程里,双方的角色已经彻底换过来了。金人坐在里面,宋人站在外面,一遍一遍地改文章,改到对方满意为止。这不是谈判,这是交作业。
降表通过了,后面是行礼。金人在斋宫设了香案,让钦宗君臣面北而拜。面北,是臣见君的方向。那天风雪交加,一群人在雪里跪着行礼,行完礼起来,脸上都是泪,但没人敢出声。
钦宗从青城传话回城,说了一句:"朕拘留在此,候金银数足方可还。"
这句话传回城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皇帝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抵押品,把回城的条件交给了金人定的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是永远凑不齐的。
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钱凑不齐,皇帝回不来;皇帝回不来,城里没人敢做主;没人做主,就只能继续搜刮;搜刮到末了,连人都搜完了,金人就说,那就换个办法。
我要在这里停一下,说一个常被忽略的点。靖康之耻里,"皇帝被骗"这件事,骗的其实不是某一次具体的承诺,骗的是整个"谈一谈就能解决"的预期。从第一次围城开始,宋廷就建立起一个信念:只要肯给,对方就会退。这个信念在第一次应验了,金人拿了钱确实退了。于是第二次,宋廷加倍地给,可这一次对方不退了,因为对方已经算清楚了:这个朝廷能给的东西,比它自己以为的要多得多,包括皇帝本人。

钦宗被扣在青城,城里的事由徽宗和一群大臣撑着。到了靖康二年二月,金人又提了一个要求:请太上皇也来。
理由说得很客气,说是有些事情要当面商量。徽宗这时候做了一件事,让很多人记了很久:他说希望以自己为质,换回钦宗。这话说得很像一个父亲,也像一个想挽回点什么的人。
二月七日,徽宗出南薰门。刚出门,就被金人扣下了,当场被强行脱去御服。到这一刻,两代皇帝都在金营里了。
后面的事更狠,金人开始要人,要宗室,而他们之所以知道该要谁,是因为有人给了名单。
内侍邓述把诸王孙的名字全部列了出来,交给金人。这份名单有多详细,史书没写全,但从后来的结果看,应该是详细到了名字、排行、住处的程度。金人拿着这份名单,一个一个去要。
二月十一日,金人逼徽宗下诏,召皇后、皇太子入青城。这一招最毒,因为它把"自愿前来"的形式也做足了。皇后和太子是奉诏来的,不是被绑来的。
我读这段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顺利?一个立国一百六十多年的王朝,宗室成千上万,怎么会被人这么容易地一个个点走?
答案在一本册子上,因为有人把它交出去了。
这里还要说清楚"骗"的具体手法。金人从头到尾用的都是同一套:先提一个看起来可以谈的条件,等对方来了,再加一个新条件;新条件答应了,再提下一个。这套手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宋廷每一次都相信这就是对方要的全部。第一次围城,相信给钱就能退;第二次围城,相信给钱给够了皇帝就能回来;皇帝被扣了,相信太上皇去了就能换回来;太上皇也被扣了,相信把宗室交出去就能保住剩下的人。
每一步都合理,每一步都在退,退到末了,退无可退。

讲到这里,必须讲赵构。因为整个靖康之耻里,最反讽的一条线就在他身上。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第一次围城,要求亲王和宰相到军中为质。钦宗把诸王召来,问谁肯去。史书上写,康王赵构越次而进,请行。越次,就是越过排在前面的哥哥们,主动站出来。
《三朝北盟会编》记了他临走前跟钦宗说的话,大意是朝廷如果有便宜行事的需要,不要因为一个亲王而有所顾虑。这话说得很有担当。同行的张邦昌当场就哭了,赵构还说了一句,这是男子汉的事,相公不必这样。
到了金营,金帅斡离不把他留了十天。《宋史·高宗本纪》给了四个字的评价:"帝意气闲暇。"意思是他在敌营里待得很从容,一点都不慌。
二月,姚平仲劫营失败,金人责问宋廷。张邦昌吓得痛哭流涕,赵构还是不动声色。斡离不觉得奇怪,说了句"异之",然后提出:换人,让肃王来。
为什么换人?《靖炎两朝见闻录》里有一段更具体的记载。说赵构在金营里,跟金国太子一起射箭,三箭连中。金太子自己射不了这么好,心里就起了疑,跟斡离不说:这个康王恐怕不是真皇子,要是皇子,生长在深宫里头,怎么可能骑射这么精熟?留着他没用,不如放回去,换肃王来质。
于是赵构被放回来了。
这一段我每次读都觉得荒诞得不像真的。一个皇子,因为表现得太能干、太镇定、箭射得太准,被敌人判定为"不像真皇子",然后退货了。他活下来,不是因为他会躲,是因为他太不像一个养在深宫里的废物。
这也是整个靖康里最重的一层反讽。北宋宗室一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养出来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从这件事上看得清清楚楚。金人对"皇子"这个身份的印象,就是一个不会骑马、不会射箭、遇事只会哭的软蛋。赵构不符合这个印象,所以他被怀疑是假的。这个怀疑救了他一命。
而这一命,后来成了宋朝唯一的合法性来源。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第二次围城前夕,宋廷又派赵构出使河北。这一次的规格更高,带着衮冕、玉辂,去尊金主为伯,上尊号十八字。说白了,是去称臣的。
走到磁州,出事了。守臣宗泽拦住他,说了一句话:"肃王去不返,金兵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
肃王就是当年换他回来的那个亲王,去了就再没回来。宗泽这话说得很实在:你去了也是白去,金兵都已经到城下了,还谈什么。
磁州的老百姓比宗泽更激烈。他们怀疑同行的王云是要挟持赵构去金国,直接把王云杀了。
王云这个人值得一提。他出使之前跟赵构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京城的楼橹天下无双,可真定的城墙比京城高了将近一倍,金人让他坐在城下看,不到一个时辰就破了,这种楼橹画得再好看也不足恃。这话说得其实是实话,也是一个懂行的人的判断。可他说的实话,在那个气氛里等于替金人说话,所以他死了。
王云死了以后,赵构的去向就变了。他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往南走。走的方式很讲究,《宋史·韩公裔传》记了一句:"王之将南也,与公裔谋,间道潜师夜起,迟明至相,磁人无知者。"
翻译过来就是:他跟韩公裔商量好,走小路,夜里悄悄出发,天亮到了相州,磁州的人一点都不知道。
研究宋史的学者王曾瑜对这一段有一个很重的判断,他说这批人明知开封守不住,以出使为名,行避敌之实,另有他图。"磁人无知者"这几个字,说白了就是要瞒过宗泽。
这话说得狠,但对照后面的事,很难反驳。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去金营谈判,他不会半夜带兵走小路,不会连守城的官员都不告诉。

闰十一月,钦宗从围城里派阁门祗候秦仔,带着蜡诏到相州,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宋史》记了这个场景,说秦仔从头发里把诏书取出来,赵构读了呜咽,兵民感动。
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帅府开府,有兵万人,分五军。
到这里,事情本来应该很简单:皇帝在围城里,外面有一支万人的军队,还有宗泽这样的老将,那就往京城方向打,能解围最好,解不了也要牵制。
可实际发生的是另一回事。开会讨论进军方向,宗泽主张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汪伯彦主张往东平府,"措身于安地"。两种意见摆出来,赵构选了后者。
选了后者还不算,还做了一件事:分兵。他让宗泽带少数兵力南下,对外宣称"康王在军中",用这支小部队吸引金兵注意,自己跟汪伯彦带着重兵往东走。《宋史》的原话是"自是泽不复预府中谋议",从此宗泽再也参加不了元帅府的决策会议。
王曾瑜对这一手的评价是:这不论用古代或今时的伦理道德衡量,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径。
我理解这个判断的分量。宗泽是当时少数真心想救京城的人,他带着一支孤军南下,一路打,打到开德府十三战,打到卫南,说过"进退都是一死,应当从死中求生"。他给赵野、曾懋、范讷写信求援,三个人一个都没理他。末了他忧愤成疾,临终前连呼三声"渡河"而死。
而赵构这边,一路往东,越走越远。走到济州的时候,史书上写"时帅府官军及群盗来归者号百万人",队伍倒是越滚越大。
金人后来册立刘豫为帝,册文里有一句话,把这件事说得很透:"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
奉命去议和,其实早就打好了躲起来的算盘;带兵来勤王,反倒成了保护自己的资本。这话是金人写的,写给伪齐的册文,可它把南宋开国的那点底子,一句话说尽了。王曾瑜说,这是宋代史书绝不敢承认的,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现在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宗室成千上万,怎么会被这么容易地点走?
因为有人把名册交出去了。
宗正寺是管皇族户籍的衙门,宗室生了孩子要报,死了要销,婚嫁要记,整个赵氏一族的名录都在这里。靖康二年,宗正寺的官员黄唐传做了一件事:把宗室簿籍献给了金人。后来的记载说,"虏依簿搜索,无一人能逃匿者"。
我读这一句的时候停了很久。这不是战场上的失败,这是档案室里的交出。一个管户籍的官,把自己衙门里最核心的那份册子,交给了敌人,然后敌人照着册子一家一家去要人。
《宋史·钦宗纪》还记了一条配套的动作:金人索取宗室,开封尹徐秉哲下令让百姓结保,不许藏匿。这就是前面说的保甲连坐,用在这件事上。
被抓的是哪些人?研究者的说法是,开封搜捕被掳的多为当时皇亲近属,以京师濮王位下子孙居多。濮王就是赵允让,宋英宗的生父,这一支在英宗朝以后最为显赫,徽宗诸子多是这一支的后代。金人索取这些人的时候,"皆是宦官指名索取",就是宫里的太监一个一个报名字。
结果是,除了赵构一个人在外头,其余亲王无一幸免。
这里可以摆一组数字。《宋史·宗室世系表》统计的在册宗室人口,赵匡胤一系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二人,赵光义一系二万三千八百七十人,赵廷美一系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三人,三祖下合计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五人。这是整个北宋宗室的总盘子,不是被掳的人数。
被掳走多少?《宋俘记》记的总数是:"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仅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
一万四千人走到燕云,男的活下来四成,女的活下来七成。
但也不是全被掳走了。这一点得说清楚,不然容易写错。从崇宁元年开始,宋廷就把一部分宗室集中安置在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和商丘。这两批人因为不在京城,躲过了这一劫。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写得很明白:"靖康之祸,在京宗室无得免者",注意这个限定,"在京";而同书又记"睢雒二都得全",睢就是商丘,雒就是洛阳。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在京的宗室被一网打尽,散在外面的支系还有活口。但问题在于,皇位继承看的是近支,是徽宗、钦宗这一支的直系。这一支基本被清空了,这就是靖康之耻的第三层。前两层是屈辱,这一层是断绝,金人不是乱抓,他们是照着名册,把有资格继承皇位的那一支,一个一个点走的。
后来的事情也印证了这一点。南宋建立以后,宗室人口统计慢慢恢复,到淳熙八年,李心传统计,太祖下六千三百六十五人,太宗下八千零五人,魏悼王下七千六百九十六人,三祖下合二万二千零六十六人。数字看着不小,可这些人里头,没有一个是徽宗的直系子孙。

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这个政权存在了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里,张邦昌做的第一件要紧事,是把一个老太太请出来。这个人姓孟,洺州人,是宋哲宗的第一位皇后。
孟氏的一生很怪。元祐七年她被册立为皇后,后来因为刘婕妤的诬陷被废,搬到瑶华宫住,给了个道号叫华阳教主,还有法名。元符三年哲宗死后短暂复位,崇宁元年又被废了一次,原因是元祐党人案。
一个被废了两次的皇后,在靖康二年成了整个赵宋皇族里身份最高的活人。为什么?因为她早就被废了,不在宗室名册上,金人点人的时候没点到她。
这里有一段很神的记载。《宋史·后妃传》说,当年册立她为皇后那天,宣仁高太后叹了一句,说这女子贤淑,可惜福薄,将来国家有事,一定是这个人来扛。后面跟了四个字:"后皆如所云。"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事后附会,但它确实应验了。
张邦昌把她请进延福宫,先尊为宋太后,后来恢复元祐皇后的尊号,请她垂帘听政。孟氏垂帘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派人去济州找康王。
四月,事情开始往前走。谢克家带着"大宋受命之宝"到济州,赵构恸哭跪受。济州的父老到军门前,说看见城四周火光冲天,请他就位。宗泽上言说,南京是艺祖兴王之地,取四方之中,漕运方便。于是决意去应天府。
甲戌日,孟氏手书告中外,命赵构嗣统。乙亥日,百官再上表,赵构不许。丁丑日,百官三上表,他才答应"权听国事"。
乙酉日,张邦昌到了,伏地恸哭请死。赵构慰抚了他。
五月庚寅朔,赵构登坛受命,礼毕恸哭,遥谢二帝,在应天府府治即位,改元建炎。同一天,元祐皇后在东京撤帘。
壬辰日,下诏以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
这条线走到这里,南宋就算立起来了。可我想让大家注意几个细节,头一个是"恸哭跪受"和"礼毕恸哭"。这两次哭,史书都记了。不管真心还是姿态,它说明这个新皇帝很清楚,自己的合法性是从哪儿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是接过来的,是从一个被俘的父亲和哥哥那里,从一个被废了两次的老皇后那里,接过来的。
第二个是孟氏那句手书。她引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一个是"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这两个典故都用得很准:光武帝是西汉宗室远支,重耳是流亡在外的公子,都不是顺位继承人,可到头来都是他们接了位。这话表面上是鼓励,实际上是在替赵构解释:你不是顺位,但你可以是正统。
第三个是那句"元祐皇后在东京,是日彻帘"。这一天,孟氏撤帘。她垂帘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个月,苗刘之变时又短暂垂帘过一次。第二次垂帘的时候,有大臣请她继续听政,她反问了一句:"今强敌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政,将何以令天下?"乱平之后,她当日撤帘,说"吾责塞矣"。
这个老太太后来活到绍兴五年,五十九岁。
我一直觉得,靖康之耻里最不该被忘记的人之一,是她。整个赵宋皇族被清空的时候,唯一还能代表这个家族、还能给新皇帝盖章的人,是一个被废了两次、住在道观里的前皇后。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那个曾经辉煌的家族,已经被掏空到什么程度。

写到这里,可以把话收一收了。
靖康之耻,耻的到底在哪?我觉得不在打不过。打不过的朝代多得是,败了也就败了,史书上写得明白,读者看着也服气。靖康让人不服气的地方,在于它每一次都有别的选择。
城还没破的时候,可以选择守,它选了谈。谈的时候,可以选择拖,它选了全答应。答应之后,可以选择不交人,它选了搜刮。搜刮到末了,可以选择把宗室疏散出去,它选了交出名单。等到宗室被点光了,唯一能当皇帝的人,是一个因为箭射得太准被敌人退货的皇子。
这四步,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难看。而每一步的决定,都不是被逼的,是自己做的。
还有一层。北宋亡国之后,南宋能立起来,靠的不是兵,是名分。可这个名分是残缺的:合法的继承人几乎被清空,剩下的唯一一个,是金人挑剩下、退回来的。所以南宋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问题:它的皇帝,凭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就有了绍兴和议、有了岳飞、有了两次北伐的失败。一个从"耻"里长出来的朝廷,往后一百五十年都在处理这个耻留下的账。
最刺人的还是那份名册。金人在城外攻了很久,攻不进来。末了进来的路,是一条街一条街照着册子点出来的。点册子的人,是宋朝自己的官。
城可以破,兵可以败,皇帝可以被俘,这些都是战场上会发生的事。可一个管皇族户籍的衙门,把自己最核心的那本册子递给敌人,然后坐在旁边看着敌人照着册子一家一家去要人,这件事的性质就不同了。它说明这个朝廷在最危急的时刻,它的官僚系统还在正常运转,还在高效地执行命令,只不过执行的是敌人的命令。
一台好用的机器,方向盘在别人手里。这大概是靖康留给后人最凉的一句话。
史料来源
《宋史·钦宗本纪》,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高宗本纪》,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后妃传》,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宗室世系表》,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韩公裔传》,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宗泽传》,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史·太宗本纪》,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撰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李心传撰
《靖康稗史笺证》七种,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中华书局
《靖炎两朝见闻录》,丁特起撰
更新时间: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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