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死亡高峰，专家曾得出答案：主要3个因素导致

近期，一份关于中国人口长期走势的研究结论在舆论场引发广泛讨论——研究者预判，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而背后的主导力量归结为三点：上世纪中叶那波超常规的出生潮为"死亡蓄水池"预先蓄满了水位；随后数十年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与独生子女政策使年轻一代补位不足；医疗进步与寿命延长又把老龄人口在时间轴上高度压缩集中。

这一判断并非孤立命题，它与当下经济运行的许多深层矛盾相互咬合。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如何重塑经济增长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副院长曾在腾讯研究院主办的科技向善数字未来大会上作过系统阐述，其观点至今仍为观察这一议题的重要坐标。

该演讲的核心命题被概括为"双侧挤"，即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并非仅来自过去反复讨论的供给侧，同样来自当下更需警惕的需求侧。

演讲者指出，人口转变的首要结果是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下降必然导向老龄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正如个体从出生起便走向衰老，"本杰明·巴顿的奇事"并不存在。尽管老龄化外观上是老年人口比例的缓慢上升，实则潜藏着若干关键转折点。

演讲者据此提出"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的分析框架：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并转为负增长，这一节点在中国出现于2010年；第二个转折点是总人口达峰并进入绝对减少，按当时预测约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

回顾第一个转折点的影响机制，其一为劳动力短缺推高工资，削弱比较优势与出口竞争力；其二为新成长劳动力涌入市场的势头减弱，而新成长劳动力恰是人力资本存量升级的主要载体，其增量放缓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随之下滑；其三为劳动力短缺倒逼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以机器替代人工，虽属不得已而为之，却带来资本报酬递减，这也是许多企业家反映"干什么都不赚钱"的深层原因；其四为产业结构层面，过去中国生产率改进主要得益于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如今转移速度放缓，甚至出现部分劳动力回流至农业的"逆库兹涅茨过程"，宏观生产率的提升节奏由此减慢。

上述因素叠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行，2010年之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亦随潜在增长率同步下移，期间并未出现明显的需求侧冲击。

然而第二个转折点带来的将是需求侧的冲击，若应对不当，需求侧潜在增长率可能低于供给侧潜在增长率，即便供给端仍具备增长潜力，需求端也无法承接其释放，经济因此在原有下行轨道上进一步走低。

这正是同时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依据。演讲者以国内消费为例，剖析了需求侧冲击的三重效应。

其一为总量效应：人口即消费者，消费贯穿终身，人口停滞增长便意味着消费停滞增长。其二为结构效应：不同年龄阶段消费能力存在差异，对中国而言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总体走低。

西方国家老年人凭借随年资增长的薪酬、较高的养老金保障以及积累的财产性收入，尚且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式的消费下滑；而在中国，这一"谜"并不存在——老年人劳动收入越来越少，社会保障仍处于"广覆盖、低水平"阶段，上一代积累的财产性资产亦相对有限。

其三为分配效应：若一个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消费可得到最大规模释放；若收入差距过大，高收入者消费不完其收入，低收入者无法满足其需求，最终导向过度储蓄。尽管挑战显性，但潜力同样巨大。

演讲者展示的数据显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明显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美国与欧盟；从占世界比重看，中国人口占世界18.2%、GDP占16.3%、最终消费总额仅占12.1%。

未来GDP占比将向人口占比趋同，最终消费占比又将向GDP占比趋同，仅这四个百分点的差距，相当于英国全部的消费总额。要挖掘这一潜力，居民收入增长必须与GDP增长保持同步，"分好蛋糕"至关重要。

演讲者进一步指出，改善收入分配是解决劳动者报酬占比、住户收入占比与消费率等问题的关键。经合组织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其实与拉美国家相差无几，其之所以能压至0.4以下，主要依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

有研究基于12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收入分配平等程度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相关系数高达0.95。

演讲者据此提出，当前需要重点培育的新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有三类：一是脱贫不久、仍处于相对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村人群，应尽快推动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二是约2.9亿农民工，尤其是稳定居住在城市却尚未获得城市户口的约1.35亿人，据模拟测算仅取得户籍便可使其消费提升27%；三是规模已达2.45亿的老年群体，应通过提高其劳动参与率、加强保障力度与完善护理服务，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应有的生活品质。

这既能显著提升中国整体消费水平，也契合"向善"的最终目标。将视角从演讲拉回到"死亡高峰"这一议题上，人口学界的推演逻辑其实极为朴素——早年出生密集的人群，终究会集中步入生命的尾声。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重大饥荒之后，中国迎来一波持续时间较长的婴儿潮，普通家庭平均育有六个孩子。这批人口构成了如今"死亡蓄水池"最庞大的底座，一旦集中步入高龄，死亡曲线便会自然抬升。

紧接着的"晚、稀、少"与1980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将生育率长期压制在更替水平之下。政策后来虽经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到三孩逐步放开，并辅以补贴与延长产假，但养育成本、房价与教育压力使年轻人一次次犹豫，补位始终不足。

医疗卫生条件的持续改善让更多人平安穿越中年、进入老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一路攀升。老年人多本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可一旦叠加长期低迷的生育率，就凝结为结构性、长周期的深度老龄化。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亦印证这一趋势：2022年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中国人口自六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23年、2024年死亡规模较此前进一步抬升，婴儿潮世代进入离世高峰的信号已在数据中显现。

日本、韩国及欧洲多国均曾走过或正走在类似道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快"——四十年前仍在设法压制人口，四十年后曲线交叉已成事实，整个转变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

对内而言，养老金如何持续、庞大老年人口由谁照护、年轻人负担如何减轻、制造业向何处升级，都是无法靠单一口号回应的贴身问题；2025年起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弹性退休制度的落地，正是应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