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由西方列强主导了数百年的国际秩序。

领海宽度由大国说了算，国家间相处没有公认的平等准则，弱国的主权随时可以被“习惯法”的名义践踏。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做出的几项决策，后来写入了国际公约，成为多数国家遵循的规则。‘

这些“规矩”不仅是毛主席“立给世界”的，也是中国率先实践、而后被国际社会逐步接受的历史过程。

规矩一：12 海里领海线

3 海里这条线，来自 18 世纪的 “大炮射程说”：当年岸炮只能打 3 海里，领海就跟着定 3 海里，可大炮早就打得远了，规矩却没人肯改。

1958 年 8 月 23 日，福建前线万炮齐发，炮声还没停，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了一个不大的会。9 月 1 日、2 日两天，屋里坐着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黄克诚，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还有两位身份特殊的客人 —— 国际法专家刘泽荣、倪徵燠。

毛泽东开门见山：“最近外国军舰常来闹事，今天把大法官请来，探究一下领海主权问题。”

倪徵燠讲了各国领海制度的来龙去脉：3 海里、6 海里、12 海里，各有主张，听完，毛泽东拍板 12 海里。

理由大致如下：

12 海里在我岸炮有效射程之内，来了能打，有反制手段；

渤海海峡最宽处的老铁山水道不到 24 海里，两边各划 12 海里，海峡封死，渤海成了内海，京津的海上正面就多了一层纵深；

宽度大一些，近海资源护得住，而且不妨碍商船无害通过，不影响贸易；

9 月 4 日的声明，除了 12 海里和直线基线，还有一句关键的话：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这条规矩的分量，比当时很多人想的更重，今天渤海、琼州海峡的内海地位，法理起点在 1958 年那份声明；1992 年《领海及毗连区法》把 12 海里和直线基线写成法律；1996 年公布大陆部分领海基线，依据还是它。

从 “宣布” 到 “写入国际公约”，中间隔了二十四年。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写下：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 12 海里的领海。’

今天，绝大多数沿海国用的都是 12 海里。

规矩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谈的是中印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到一半，他把话拉开：

新中国成立时就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 ——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1954 年 4 月，这五项写进《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同年 6 月，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中印、中缅总理联合声明分别确认，“平等互惠” 改成了 “平等互利”。

1955 年 4 月，万隆，29 个亚非国家第一次坐到一起。会议差点在 “反共” 还是 “反殖” 上谈崩，周恩来上台讲了 “求同存异”，五项原则的表述最后定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毛泽东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很明确：不是只给中印、中缅几家用的。他多次对来访的外国政要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同样适用。

那时的世界正卡在两大阵营里，谁跟谁交往，先看站哪一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制度不同，也照样能做邻居。

今天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决议、大量双边文件里，都能找到这五句话。

规矩三：取消在华特权，另订新约

1949 年 3 月，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讲对外关系，用了三个带比喻的短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打扫干净屋子” 指的是：不承认旧政府签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 —— 驻兵权、内河航行权、领事裁判权、租界，同年 9 月，《共同纲领》总纲把这条固定下来。

近代以来，弱国跟强国打交道的标准剧本是：打了败仗，签条约，割地赔款，让出特权，新中国把剧本反过来：先清理，再谈建交，谈的时候不是 “继承”，是 “另订新约”。

这一条后来成了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参照，印度、非洲许多国家独立后处理旧条约，走的都是这条路径。

规矩四：三个世界划分，中国永不称霸

1974 年 2 月 22 日，北京，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了一段话：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他接着解释：美苏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比第三世界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拉丁美洲也是。

这套划分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学 “格格不入”。

此前的分类标准是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毛泽东改成了两条：你在国际经济格局里处在什么位置，你在国际事务中执行什么政策。

两个多月后，1974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向全世界完整讲了这套划分，并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这一句，四十多年过去，一字未改。

规矩五：对外援助不附带条件

1964 年 1 月，周恩来访问加纳时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内政。

那个年代的国际援助，大多绑着条件：买谁的设备、投谁的票、跟谁站队。八项原则把这条链子剪断了。

这套原则至今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立场。

规矩六：边界问题，坐下来谈

1960 年 10 月，《中缅边界条约》签订。这是新中国同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此后中国与绝大多数陆地邻国的边界，都是照这个办法谈下来的：不承认武力造成的现状，也不动武改现状，双方坐到桌边，一段一段核定、互换、立桩。

最后：这些规矩是怎么立住的

回过头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不是中国先立一部法，要求别人遵守；而是中国先在自己的事上做，做成了先例，再被别人学去、写进文件。

毛泽东对历史的判断，常常不是在事情已经明朗之后才做出的，而是在局势尚未定型、多数人还在观望时就已经形成了。

十二海里领海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如此——它们后来被写进国际公约、被多数国家接受，但在一九五〇年代提出时，并没有现成的国际共识可以依托。

这种判断力的来源，不是对条文和惯例的熟稔，而是对历史走向的把握：他清楚旧秩序的逻辑在哪里松动，也清楚新独立的国家真正需要什么。

毛泽东当年定下的那几条规矩，之所以能从一个国家的立场变成国际社会的共识，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回看这段历史，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谁立了规矩”的姿态，而是一种立足现实、看清大势的判断方式——它比任何一条具体规则都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