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科技革命，真的会发生在中国吗？

就在9月29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在会上讲到，已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

这么多研发人员日夜攻关，不仅让我国在PCT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上，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还切实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天问、嫦娥、九章等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从量子计算到深海探测，每一项突破都在重塑全球科技版图。

尤其是大模型方面，中国几乎成了唯一能和美国掰手腕的国家。

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成功，但也可能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还能摸着谁过河？

过去几十年，我们是一直是追赶者的身份。

从五年计划到863行动，咱们走的路径，本质上是一条不断学习、吸收、追赶的道路，说白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外负责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我们则负责从1到N的工程化落地与规模化应用，再用庞大的市场反哺技术迭代。

甚至说，该怎么去学习和模仿，都有参照物。

比如日本怎么完成工业升级？

韩国怎么从发展中国家变成科技强国？

欧美企业如何管理全球供应链？

这些问题，都有现成的样本，咱们只要照葫芦画瓢即可，然后用14亿人的规模、完整的产业链和巨大的市场，把它做到极致。从“自行车王国”到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从8亿衬衫换一架飞机，从依赖进口芯片到自主设计、自主生产。

一路走来，都有清晰的路标和可复制的经验，让我们少走了无数弯路。

但现在我们那些师傅们，都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

美国制造业已经空心化，日本面对的是老龄化和经济停滞，而德国也正在面对能源危机、制造业转型和全球竞争压力，至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有中国还能奋进，还保持着上升势头。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问题。

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何进入高收入阶段？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的国家，如何变成创新型国家？

甚至去主导和引领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蹚出一条新路，而且是必须要去蹚的。中华民族想要真正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就必须彻底摆脱对既有路径的依赖，人类文明想冲出地球变成多行星物种，其科技与文明也必然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没有先例可循的深刻变革。

这个任务，现在交到了我们头上。

所以我们的参照物，已经不能是现在某个国家，而是历史上主导科技革命的文明，是如何完成自身蜕变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英国是怎么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强国的惊险一跃；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又是如何凭借电气化与流水线，完成对传统欧洲霸权的超越，然后又是怎么吸引全世界人才汇聚在美国，进而推动第三次信息革命，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拆解的底层逻辑。

它和科技有关，但又不全是科学技术问题。

更关乎制度、文化、组织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对变革的接纳与动员能力。

“人才总量世界第一”不等于“创新效能世界第一”

先说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

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虽然是世界第一，发的论文也最多，专利也不少，但是在转化环节的表现不是很好。今年浦江创新论坛·技术转移大会上披露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论文被企业专利引用的比例，仅10%左右。与之相对的，英国是34.8%，美国27.6%，德国21.7%，而全球平均水平是18.9%。

也就是说差距达两三倍之多，连平均水平也没达到。

这意味着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进入产业创新的知识循环。

而且这可不是什么野鸡数据，是爱思唯尔（Elsevier）发的，它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学术出版与文献计量机构，旗下出版了《柳叶刀》《细胞》等2000多种学术期刊，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现在的学术圈主要还是欧美主导。

企业读论文和专利主要看自己国家或者文化圈的，中文文献占比虽高但国际上引用少也正常，毕竟都是自己人写给自己人看。

但是同期披露的另一个数据，就很难用文化差异解释了。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活跃学者们，发生过“学术界↔产业界”职业身份转换的比例仅为0.66%，而从产业界流向学术界的活跃学者占比更低，仅有0.25%，比德、英、美、日等国低不少。

这个数据啥意思呢？

很简单，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教授和企业研发人员之间，流动比较少。

搞学术的就一直待在高校里，搞企业的就一直在工厂里，前者很少去企业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后者也鲜少带着产业痛点回归高校开展针对性研究。而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人在大学研究几年，再去公司几年，再回大学。

知识和经验不断交换，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壁垒，进而创造出更具市场价值的创新成果，比如在美国，高校教授“休假创业”已成常态。斯坦福教授李飞飞在休假期间创办了World Labs，估值迅速超过10亿美元。同时，很多企业高管，比如前Google高管Urs Holzle，就保留着与学术界的紧密联系，常说Google与学术界的互动“一直是双向的”。

这样一来，高校产出的论文会很快进入企业。

企业的资金和数据又反过来支持高校，形成良性循环。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很多企业会通过“产业联盟计划”向高校直接支付会员费。例如，斯坦福HAI的“创始会员”计划，会提供额度高达80万美元的“钱包”，用于支持教授的研究项目；MIT CSAIL的产业联盟会员年费则是有18万美元；企业也常免费出借设备给大学研究者，以换取项目数据和报告。

当然，这种以成果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思路，我们也有类似的。

比如陕西省这些年大力推动“校招共用”模式，博士人才编制在学校、研发在企业，直接带着核心专利入驻企业攻关技术难题，已经产出了不少成果。

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我们不再只是追赶者，而是逐渐步入无人区。

未来大国竞争的胜负手，可能不再是“谁给的钱多”，而是“谁的制度更能容纳不确定性”。最优秀的人才需要的，不仅是拿到多少钱，毕竟对他们来说可能赚钱已经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更想要的是一种能够自由探索未知、容忍失败并赋予其充分自主权的科研生态。

就像很多人说起英国工业革命，只会归结为煤炭资源丰富、殖民地多。

或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但这些都只是基础条件。

英国真正厉害的地方，是第一次把创新，从少数工匠的个人灵感，变成一套可以持续复制、不断迭代的工业体系，然后让更多人才被纳入循环，凭借自身创意来完成身份和地位的跃迁。

美国能主导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

靠的也不是几个天才科学家的灵光一现，而是能给全世界最顶尖的大脑提供一套开放、包容且允许试错的制度环境，让思想在自由碰撞中产生火花。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拥有门类最全的学科体系，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当年走到革命前夜的英美，都不是科研底子最厚实的国家。第一次科技革命前，法国德国的学术积淀要比英国强的多；第二次科技革命前，美国的科研实力也远逊于欧洲，被欧洲那边的老牌学术强国看不起。

但人家却凭借更灵活的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学术壁垒。

让创新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实现了后发超越。

这是当下我们最该补上的关键一课，而且时间非常紧迫，毕竟我们不可能会永远拥有像当下这样充足的年轻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