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遵义会议上质疑毛泽东靠书打仗，后知错改正，49岁肺病辞世

凯丰在历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是在遵义会议上。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博古先做主报告，将失败归因于敌人太强大，分毫不承认自己指挥错误。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重点是检讨军事错误。随后，张闻天做“反报告”，系统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最后是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他系统剖析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三大军事错误，提出新的作战思路。

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并提议撤换博古、李德，让毛泽东重回军事指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接连发言，全部支持毛泽东。

谁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大会上，凯丰这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却站出来，公开质疑毛泽东，为博古、李德辩护，他开口道：

“毛泽东打仗的办法并不高明，你不过是靠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两本书打仗；你不懂正统马列，没有留苏、没有上过正规军事院校。”

凯丰

凯丰的站位，依旧是教条主义视角：只有书本上、苏联课上学来的理论才算马列。他看不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的游击、运动战术。

毛泽东并不生气，他只是当场反问凯丰道：“你既然说我靠《孙子兵法》打仗，那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一共几篇？第一篇是什么？”

凯丰答不上来。事后毛泽东回忆：凯丰其实自己也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就这样，毛泽东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将凯丰的质疑打了回去。一个本来复杂的问题，被毛泽东处置成了：读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的问题。

极少有人知道，在会议开始前，凯丰曾找到聂荣臻，劝说他跟自己一起支持博古，被聂荣臻拒绝。凯丰如此坚定地站在博古一边，多少是因为凯丰与博古关系特殊。凯丰当年入党，正是博古介绍的。

他们俩还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属于同一批留苏青年骨干。在思想路线上，他当时也更认同博古。他相信博古、李德那套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方案，才是正统。

毛泽东从来对事不对人，遵义会议本质上要解决的是事，而不是人。所以，事后，组织并没有打击、处分他，仍然保留他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只是暂时免去了他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仍让他继续留在长征队伍工作。

凯丰（左四）与毛泽东（右三）等中央领导合影

大概两个月左右，凯丰看到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接连打胜仗。战局的迅速扭转，让凯丰思想发生变化。后来的威信干部会议上，凯丰主动做初步自我批评，还说“收回之前的看法”，他开始由毛泽东的质疑者，向“毛泽东的拥护者”转变。

凯丰后来回忆：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我）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

之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凯丰坚定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他甚至还撰文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

凯丰的迅速转变，与他的不断反思有关，也与他的出身等因素有关。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湘东区，农民出身。他家祖上是乡绅，但到他这一辈时家道中落，属于普通农家子弟。父母咬牙供他读书，让他接受新式教育。

凯丰1927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属于党史中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系统学习马列书本理论，精通理论文本，熟悉共产国际的一套话语体系。

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早年香港被捕，狱中他坚贞不屈，没有叛变。后来进入苏区，担任少共中央书记，六届五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决策层。

他书本理论扎实，但也有个毛病：认死理。他每次做选择前，都得自己想通，若未想通，即便所有人都支持，他也会反对。这个毛病，为他在遵义会议质疑毛泽东埋下了伏笔。

遵义会议后，凯丰的转变，无疑是他在实践中看到真理并想通的结果。他完成了一轮思想蜕变：实践高于书本，从外求转向了向内反思。

到了延安时期，凯丰与毛泽东往来非常频繁。他担任了中宣部负责人，大量宣传、整风工作都要和毛泽东沟通，两人的书信往来也多了起来。

凯丰一直对自己在遵义会议上质疑毛泽东感到内疚，1942年，他终于忍不住在信里和毛泽东提及了此事。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回信安慰他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自此，凯丰卸下了心里的包袱。

开封故居

1943年4月，凯丰给毛泽东写信提议为他做五十大寿。信的核心是两件事：第一件是筹办五十大寿；第二件是借着祝寿契机，在全党范围内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很快明确答复了两点：第一，生日决定不做。他还说：“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第二，关于宣传，不适宜。他的原话是：“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抗战胜利后，凯丰前往东北担任宣传部长，创办报纸，毛泽东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去信对他进行勉励。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一心想为国家多做贡献，只可惜，因中学时期就染上肺结核，加上艰难革命年代身体未得到很好照顾，他的肺病越来越重，他心有余而力已不足。

凯丰（前排左二）

1948年，因为肺结核恶化，组织曾安排他去苏联辽养。可因为放不下国内的宣传、地方整治工作，他病根未除就提前回国。

因为革命年代经常饿肚子的缘故，凯丰还有肠胃病，他经常腹泻拉肚子。

“操心重”的凯丰回国后担任了沈阳市委书记，投身城市重建、支援抗美援朝，工作强度极大。1952年调回北京，出任中宣部副部长，还兼任马列学院院长。长期高负荷工作，让他的身体透支严重，旧病不断加重。

1954年，他的身体明显垮掉，以至于经常无法坚持日常办公，不得不休养治疗。

1955年3月23日，年仅49岁的凯丰在北京病逝。

去世前，重病中的凯丰依旧在整理革命相关文稿、回忆材料。他常和家人讲革命往事，强调：做人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知错能改，不搞阴谋。

“知错能改，不搞阴谋”，是凯丰一贯的思想。

凯丰去世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党中央给他的悼词中，重点肯定了他知错能改、服从真理的品格，强调了他改正错误后，继续为党奉献一生。

纵观凯丰的一生，他人生最浓墨重彩之一笔，就在于：他从遵义会议质疑者，变成拥护正确路线的战士。这个转变，完美诠释遵义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内核。

今日的世人，看到遵义会议会议桌，想到凯丰时，当可感叹：这张桌子之上，没有私人恩怨，没有意气之争，只有为中国革命艰难求索的赶路人。

凯丰的转变，是这段历史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