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是怎样成为了东亚的“外交雷区”？

一座现代国家神社的形成、战后转型与外交化

图 1　1895年的靖国神社入口鸟居。

文/单挑社

2013年12月26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走进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他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说，此行是为了悼念为国捐躯者，并重申日本不再发动战争的誓言。他还特意参拜了神社内用于追悼各国战争死难者的“镇灵社”。

几个小时内，北京和首尔分别提出强烈抗议。连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也公开表示“失望”，认为这一行动会加剧日本与邻国的紧张。

几分钟的宗教仪式，可以同时被解释为祈祷和平、否认侵略和破坏地区稳定。这种一物多解，几乎概括了靖国神社的全部麻烦。

日本神社数量众多。靖国神社既没有悠久到可以追溯《古事记》的神话，也不供奉稻荷、八幡或某位创造世界的神。它只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供奉的“神”曾经都有姓名、籍贯和军衔，其中许多人还留有可以查到的家属。

它对日本政治的分量，也正来自这种现代性。

一座没有坟墓的“国家墓园”

靖国神社不是墓地。院内没有两百多万具遗骨，也没有一排排写着死者姓名的墓碑。神社所做的，是把名册中的死者经过仪式合祀为“祭神”。靖国神社现行英文指南称，本殿供奉超过246.6万位“神灵”；日本最高法院2025年的一份判决则较为具体地描述了手续：神社依据祭神名册，把姓名誊写到“灵玺簿”，举行奉安祭和合祀祭，再由神社保管这些名簿。

这套仪式诞生得很晚。

1869年，明治政府在东京设立“东京招魂社”，最初祭祀的是戊辰战争中为新政府一方战死的人。十年后，它被改名为靖国神社，列入由国家供奉的特殊神社。靖国神社自己的沿革至今仍把坂本龙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列在早期祭神之中，也把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后来日本发动和参加的历次战争连在同一张名单上。

名单从建立之初就带着国家判断。戊辰战争中为德川幕府作战的死者没有得到同样位置；1877年西南战争中追随西乡隆盛反抗政府的人，也不在受祭祀的一边。一个人是否进入神社，取决于他是否被新国家认定为“为国而死”。死亡没有消除政治阵营，反倒被国家重新编了一次队。

1887年以后，合祀工作归陆军省和海军省掌管。军方制定标准、逐人审查，再上奏天皇裁可。靖国神社于是承担了两项彼此相连的工作：国家在这里感谢死者，活着的人也从这里理解牺牲的意义。

近代军队把来自各地、阶层悬殊的男性送进同一套征兵和指挥系统。阵亡者在靖国成为与国家共存的神，给家属留下荣誉，也给后来者一个承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官兵中流行“靖国再会”的说法。战死无法撤销，国家却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崇高归宿。

因此，靖国神社在不少日本遗族眼中，保存着父亲、兄弟或儿子的名字。

在保守政治家眼中，它连接着国家对军人作出的承诺。日本佛教徒、基督徒、自由派和部分战争遗族长期反对这种安排，昭和天皇后来也停止参拜。

所谓靖国神社对日本重要，从来不是全体日本人的共同意见。更准确的说法是，它长期占据了日本国家级战争纪念的中心位置，同时又始终缺少全国共识。

图 4　靖国神社的四个关键数字。资料口径见图内说明。

1945年以后，国家走了，名册还在

日本战败后，占领当局于1945年12月发布“神道指令”，切断国家与神社神道的制度联系。靖国神社在1946年成为私人宗教法人。战后宪法第二十条禁止国家从事宗教活动，第八十九条又限制公款供宗教组织使用。

这次切割解决了国家供奉宗教的问题，却留下一个很实际的空缺：日本政府从此不能把靖国神社直接当作国立纪念设施，靖国神社却已经收纳了近代日本主要战争的阵亡者。

1959年建成的千鸟渊战殁者墓苑可以安放海外战场收集、无法确认身份的遗骨，也可以举行官方追悼，但它既没有靖国神社的个人名册，也不接续“为国牺牲者成为祭神”的仪式。靖国保存姓名，千鸟渊保存无名遗骨，两处地点承担的是不同工作。

国家与靖国的联系也没有在1946年干净消失。战争结束时，仍有两百多万名死者尚未完成合祀，私人神社不可能自行掌握遍布各地和海外战场的军籍、死亡日期及死亡地点。原陆海军的档案和人员转入复员机关，后来又转到厚生省。

1956年，厚生省、靖国神社和各都道府县建立了一套“合祀事务协助”流程。靖国提出需求，地方调查，厚生省制作“祭神名票”，神社作最终决定。日本最高法院2025年的判决材料显示，政府与神社从1956年至1970年间在靖国神社内开过21次协调会；1957年至1972年，仅根据政府提供资料完成合祀的死者就超过一百万人。信息提供持续到约1986年。

于是出现了一个颇有战后日本特色的安排。

法律上，靖国神社是一家不受政府指挥的私人宗教法人；实际工作中，它继承国家神社的名册，补录工作又长期使用政府档案、地方行政人员和国费。

战争遗族会也把这种联系带入选举政治。日本遗族会在1950至1970年代与自民党关系紧密，一面争取抚恤和年金，一面要求恢复靖国的国家地位。自民党从1969年至1974年多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试图让国家重新管理或资助靖国，均因政教分离和战争责任争议而失败。

法案没能通过，参拜成了成本更低的替代品。政治家不必修改宪法或把神社国有化，只要在祭日走进鸟居，就能向遗族团体和保守选民表明态度。

14个人怎样进入246万人的名单

图 2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在靖国神社参拜。

今天的靖国争议通常被压缩成“供奉14名甲级战犯”。这句话没有错，但会漏掉合祀发生的过程。

甲、乙、丙级战犯并非按罪行轻重排列。甲级罪针对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等“破坏和平罪”，被告通常是内阁成员和高级军政官员；乙、丙级案件主要处理虐待战俘、杀害平民等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东京审判负责审理日本的甲级战犯，亚洲各地的盟国军事法庭审理了大量乙、丙级案件。

占领结束后，日本国内很快展开了释放、减刑和恢复战犯名誉的运动。1953年，法律修改使被处决或死于狱中的战犯遗属可以获得与因公死亡者遗属相同的救济。法律待遇的变化，为宗教名册的变化铺好了路。

1959年4月，靖国神社合祀了首批346名乙、丙级战犯。到1967年，共有984名乙、丙级战犯分批进入神社。厚生省在1966年把12名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交给靖国，另两名在审判结束前病逝的人后来一并列入考虑。1969年，厚生省有关部门与神社同意可以合祀，但决定暂不公开。这一过程可见外交史学者日暮吉延整理的合祀档案。

当时的宫司筑波藤麿一直拖着没有执行。1978年3月筑波去世，曾任旧日本海军军官、战后又进入自卫队的松平永芳接任宫司。他公开否定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裁断。上任三个月后，松平在10月17日举行秘密仪式，将东条英机等14人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一并合祀。

14人中有7人被处以绞刑，5人被判处监禁后陆续去世，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则在东京审判判决前病逝。把他们放进靖国的共同理由，显然不是“战死沙场”：有人是文官，有人死于审判期间，全部合祀发生在战后33年。松平要修正的是国家应当如何评价这些人的死亡。

消息在1979年4月公开。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参拜靖国是在1975年，此后再未前往。2006年公开的富田朝彦备忘录记载，昭和天皇曾对松冈、白鸟敏夫等甲级战犯获合祀表示不满。现任神社方面则坚持，祭神已经合为一体，无法像从公司名册中删掉一行字那样“分祀”。

从此，参拜者可以说自己面对的是246万余名死者，而非其中14人；批评者也可以指出，神社主动把14人纳入祭祀，并给了他们“殉难者”的称号。双方说的都是事实，却各自回避了另一半事实。

炸点设在1985年8月15日

甲级战犯合祀并没有当场把靖国变成外交炸弹。

1979年消息公开后，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和中曾根康弘都曾以首相身份参拜。政治学者东岛雅昌、金桐硕对历次参拜的研究指出，1979至1984年间，中国及其他邻国并未就这些参拜提出批评。那几年里，参拜仍主要是日本国内的宗教与宪法争议。

1985年是日本战败四十周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率17名内阁成员前往靖国，以公款支付献花费，并明确称为“正式参拜”。日期、首相身份、公共经费和14名甲级战犯第一次叠在一起。

中国政府在参拜前一天就表达关切。参拜发生后，北京大学学生举行抗议，反对活动扩散。中曾根此后不再前往。1986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发表声明，承认官方参拜可能使邻国怀疑日本是否充分反省过去、是否仍决心维护亚洲和平，并宣布首相不在当年8月15日参拜。

这个节点改变了后来每一次公开参拜的含义。1985年以前，首相还可以相信这只是延续国内惯例；1985年以后，任何首相都预先知道邻国会怎样理解。政治家若仍选择公开前往，除了悼念死者，也会被视为愿意承担对华、对韩外交代价的姿态。

靖国神社外交化的时间线

韩国对靖国的反应又多了一层殖民统治经验。

靖国名册中约有21181名朝鲜半岛出身者，其中包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被动员、后来死于日军体系中的军人和军属。这一人数及台湾出身者的相应数字，可见历史学者Paul D. Barclay对靖国名册的研究。对他们的家属而言，问题不只是日本官员是否向东条英机致敬。亲属未经同意，被日本政府提供姓名，又被一家延续帝国战争观的神社解释为“为日本国家而献身”。

一些韩国遗属长期要求撤销合祀。2025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27名遗属的诉求。判决确认，靖国合祀不以家属同意为条件，也记载了政府长期提供战殁者资料的事实；多数意见以损害赔偿请求已超过除斥期间等理由维持败诉结果。殖民地臣民的姓名因帝国档案进入神社，战后又因私人宗教自治和诉讼时效留在其中。

“私人参拜”的技术

图 3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中曾根之后，日本政府逐渐找到一套可以降低国内法律风险的说法：首相也是公民，享有宗教自由；只要以私人身份参拜，政府便不应干预。

问题在于，首相很难在神社门口暂时停止当首相。媒体会直播他的车队，随行人员和签名会显示身份，外交部门也必须处理抗议。日本政府2015年提交国会的答辩书承认，中曾根1985年的参拜属于正式参拜；小泉纯一郎2001年和安倍晋三2013年的参拜，则被政府认定为私人行为。同一个职位、同一个地点，法律性质可以随付款方式、仪式形式和政府声明而变化，外交效果却不会配合这种分类。

小泉在200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承诺8月15日参拜。上台后，他顾及中韩反应，把第一次参拜提前到8月13日，随后在任内共参拜六次。日本外务省自己的记录承认，2001年参拜后一度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小泉同年10月访问北京时，专程前往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缓和紧张。

日本政府的说明一直很稳定：首相悼念的是所有战争死者，不是专门向甲级战犯致敬，参拜也不等于美化军国主义。中国外交部的回答同样稳定：领导人进入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会被视为怎样对待侵略历史和东京审判的标志。韩国政府强调的则是殖民统治、强征劳工和战争受害者。

2013年安倍参拜，把这种各说各话推到顶点。安倍说自己是去报告执政一年并重申永久和平；中国政府称参拜是在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韩国政府点名指出，14人中的小矶国昭曾任朝鲜总督，在任内扩大征兵和劳务动员。美国没有接受“纯属私人悼念”的解释，也没有采用中韩对靖国的全部定性，只说日本领导人的行动会加剧邻国紧张，因此感到失望。

在外交中，一项行为表达什么，无法由行动者单方面决定。地点本身带着历史说明书。

一枚很难拆掉的炸弹

拆除靖国争议的方案并不神秘：把14名甲级战犯移出，或者另建一座不带宗教性质、对所有战争死者开放的国家追悼设施。

前一种方案卡在战后制度上。政府若命令私人宗教法人改变祭神，首先会撞上政教分离与宗教自治；靖国神社自己又拒绝分祀。战后宪法原本是为了阻止国家再次控制神道，如今也使政府无法用行政命令修改这家旧国家神社的名册。

后一种方案并非没人认真讨论。

2002年，日本官房长官主持的恳谈会建议建设无宗教性质的国立追悼设施，报告特意说明，新设施应追悼所有死者、思考战争灾难并祈求和平，以避开宪法第二十条和第八十九条的问题。它至今没有取代靖国。没有个人名册、遗族仪式和一百多年政治传统的新建筑，很难自动获得旧神社的地位；推动它又会被保守派理解为向外国压力让步。

对部分日本家庭，靖国保存的是普通士兵的名字。对保守政治力量，它还能检验政治家是否愿意维护一套不由东京审判定义的国家荣誉。对中国，它连着侵华战争的决策者；对韩国，它连着殖民统治者，也扣住了两万多名未经家属同意便被合祀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四种记忆被锁在同一本名册里，没有哪一方能够单独翻页。

2025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后，韩国遗属在法院外再次要求取出父辈的姓名。靖国神社内，写有这些姓名的灵玺簿仍由神社保管。

国家曾经负责把名字送进去，七十多年后的国家却说，那是私人宗教的祭祀自由。

日本政治人物若继续以“私人参拜”为名进入靖国，既伤害受害者，也会动摇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政治基础。中方在2026年8月15日再次重申，日方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在靖国问题上，最基本的实际行动，就是日本公权力与供奉甲级战犯的神社彻底切割。

主要参考资料

靖国神社官网：神社由绪、英文参拜指南、游就馆沿革。

日本最高法院2025年合祀诉讼判决、日本众议院关于首相参拜的答辩书。

日本外务省：靖国神社参拜与历史问题资料。

Higurashi Yoshinobu, “Yasukuni and the Enshrinement of War Criminals”, 2013.

Masafumi Asano & Dong-Joon Jo, “Denial of History? Yasukuni Visits as Signaling”,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