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5日，北京。这一天，陈云手边多了一份材料。

是一份日期标为1982年1月5日的中央纪委《信访简报》，标题很直白：《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简报篇幅不长，内容却让人坐不住。

广东沿海一些地方，走私成风，而且不光是社会上的人在干，一部分党员干部也掺和进去了。有人借着手里的权力收受好处，有人干脆自己倒腾走私货。

陈云看完，很生气。他让秘书朱佳木给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带话：要重办，要杀掉几个。

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他还提到，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要杀头。

话传到这一步，本来已经够分量了。可陈云觉得口头交代还不够，干脆提笔，在简报上写下了批语，送给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

要杀掉几个，阻力再大也必须办。陈云当时的态度，就是这么硬。

一个主管党风建设的老同志，为什么会为一份简报动这么大的气？事情得从几年前讲起。

一份简报拍案起，八字批示定乾坤

陈云写在简报上的批语，原文是这样的：“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一句话里，“严办”“判刑”“杀”，一层比一层重。最后还特意加了“登报”两个字。

登报，就是不捂着，不悄悄处理，要让全国都知道。这份批语在常委中传阅后，得到一致同意。

相关工作随后提出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的要求。接下来的速度，快得出乎很多人意料。

1982年1月11日，也就是批语写下六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干部走私贩私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坚决打击，不能手软。

一份信访简报，从送上去，到中央下发紧急通知，一共一个星期。这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

为什么这么急？因为陈云心里有一本账。

时间往回拨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共100人，陈云担任第一书记。

中央纪委是重新搭起来的。摆在面前的任务很明确：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

刚开始那两年，中央纪委的精力很大一部分放在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上，另一头是抓党内政治生活。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作为党章的重要补充制定的。

也是在1980年，陈云说过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句话分量很重。陈云把党风问题放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上。

可到了1982年前后，党风遇到的考验，跟前几年不一样了。

重典治乱正党风，铁腕惩贪护民心

改革开放的大门刚打开，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走在最前面。政策放开了，经济活起来了，这是好事。

可一些人看到的不是机会，是漏洞。那几年，沿海一些地方走私猖獗。

手表、收录机、电视机，这些在当时算得上紧俏的东西，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流进来。有的地方，走私几乎成了半公开的事。

更要命的，是一部分干部也卷了进去。有的拿着公家的权力，给走私分子行方便，自己从中收钱。

有的利用职务，把缉私没收来的东西低价分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有的干脆当起了“保护伞”。

这样的事一多，老百姓怎么看？当时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一边是群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边是个别干部靠着手里的权，大把大把往兜里揣。这种反差，最伤人心。

陈云抓过经济工作几十年，太清楚这里头的利害了。在他看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干部带头干，那就是党风问题。党风坏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就会一点点流失。

所以他才会说，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这话听着狠，道理却很朴素。

对少数罪大恶极的人从严处理，是为了让更多还在犹豫、还没陷进去的人收手。不下猛药，歪风刹不住。

紧急通知发出去之后，中央的部署一步步跟上来。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门研究打击走私、贩私和贪污受贿等问题。

这两个省，是当时走私问题最集中的地方。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对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盗窃公共财物、受贿等犯罪，法律上加重了处罚力度，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把这场斗争定性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

从陈云的一段批语，到中央的紧急通知，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决定，前后三个多月，党纪和国法都跟上了。不过，文件发下去是一回事，真正落到人头上，又是另一回事。

打击经济犯罪，碰的是一些人的利益，有的还牵扯到干部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说情的、观望的、想“大事化小”的，都有。

陈云的意思一直没变：抓住不放，阻力再大，也要办到底。很快，一个县委书记的名字，进入了全国的视野。

一纸判决震海丰，一声警钟响全国

这个人叫王仲，曾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海丰地处广东东部沿海，当时是走私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

按说，县委书记应该是带头打击走私的人。可王仲干的事，恰恰反过来。

经调查查明，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部门没收的走私物品，收受贿赂，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69749元。今天的人看这个数字，可能觉得不算多。

可放在八十年代初，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职工不吃不喝，干上一百多年也挣不到这么多。

案子查办过程中，王仲并没有老实交代问题，反而想方设法对抗调查。可这一回，中央的态度摆在那里。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依法执行死刑。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位县委书记。

消息见了报，全国都知道了。陈云批语里那句“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在王仲身上实实在在落了地。

这一枪，震动很大。对那些还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来说，这是一记响亮的警告。

党纪国法不是摆设，职务再高，犯了重罪，一样要付出代价。对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颗定心丸。

改革开放要搞，但不会放任腐败分子钻空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陈云再次当选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这项工作，也一直在往前推进。陈云在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从1978年12月干到1987年，前后整整九年。

这九年，正是改革开放从起步到全面铺开的九年。中央纪委一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一边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陈云也被称为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回过头再看1982年1月5日那一天。

一份不算厚的简报，一段几十个字的批语，一句“要杀掉几个”。后面跟着的，是六天后的中央紧急通知，两个月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一年后海丰县的那份判决。

四十多年过去了，陈云那句“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今仍常常被人提起。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到今天依然是党和国家始终在抓、一刻不放松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