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生活打卡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不仅失去了一位领袖，也失去了唯一能够暂时维系党内各派平衡的人物。

彼时的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论党内资历，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在他之上，许崇智则是粤军的首脑人物。

但到了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已经成为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到1928年，他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

他既未接任孙中山的“总理”职位，也未在1925年获得任何“指定继承人”的身份。他究竟凭借什么胜出？

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强调孙中山的信任，另一种强调他善于把握时机。

坦诚说，两种解释都只触及部分事实。孙中山的信任使他得以主持黄埔军校，却未指定他为接班人；蒋介石确实善于把握时机，但时机之所以能转化为权力，关键在于他掌握了一个可以持续扩张的军事组织网络。

应该说，蒋介石的崛起，是一场持续三年的权力重组的结果。

1）权力真空：孙中山去世后的继承危机

孙中山留下的是一个没有继承规则的国民党。资历、军权与外援，势必在权力真空中重新排序。

1）国民党的新领袖，是如何选出来的？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虽然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创办黄埔军校，但组织架构并不等于组织能力。

总的来说，党内至少存在几组矛盾，其中包括左右派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在军权、财政上的争夺，以及老资格党员与新兴军事干部之间关于“谁有资格领导党”的冲突。

孙中山在世时，这些矛盾尚可由其个人威望压制；孙中山去世后，上述矛盾便集中显现了出来。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缺乏一套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制度。

1924年11月4日，孙中山北上之前，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明确“除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

于是，“总理”成为了孙中山的专属称号。

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实际上成为了广州革命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有观点认为，在1924年国民党一届中执委选举中，得票高居榜首的胡汉民，是孙中山去世后最有根基的文职继承人。

但是，他的地位并不稳固。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由16名委员组成，汪精卫当选主席，胡汉民改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只是八名委员之一。

孙中山去世不到四个月，原本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便由最高负责人降为外交部长。

原因在于，胡汉民虽有资历，却没有可自主指挥的军队；汪精卫在军事上同样薄弱，却得到廖仲恺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

学者李玉贞根据俄罗斯档案的研究指出，当时舆论多认为胡汉民的威望超过汪精卫，理应出任政府主席，但是，经鲍罗廷与汪精卫运作后，胡汉民仅出任外交部长，后来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开广州，直到1926年4月底才返回。

此时，蒋介石尚未进入最高决策圈。但是，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掌握着一支正在成长的新式军事力量，这成为他日后参与最高权力竞争的重要资本。

2）蒋介石的第一桶金，是黄埔军校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6月16日正式开学。不过话说回来，这一任命在当时并不引人注目。

蒋介石虽曾留学日本、参加辛亥革命，但其党内地位远不及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元老人物。

众所周知，孙中山创办军校的本意，是培养一支服从革命政府的军官队伍，而非为个人建立私人势力。

所以，黄埔军校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一所学校”。

它培养的是军官，而非普通士兵。黄埔一期1924年5月5日入校，1925年6月25日补行毕业典礼，共645人毕业。这些人大多进入黄埔校军，担任连、排、班长，成为“党军”的基层骨干。

与此同时，黄埔军校将军事训练与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它仿照苏联红军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廖仲恺任党代表一职，周恩来于1924年11月接任政治部主任。

课程不仅包括战术，也包括三民主义、革命史与群众工作，目标是培养具有政治意识的军人，而非旧式军阀部队的士兵。苏联提供了经费、武器、顾问与训练方法。

可以说，黄埔军校是国民党、中共和苏联三方合作的产物，也为围绕学生、政治部和军队控制权的矛盾埋下伏笔。

对蒋介石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课程，而是人。

作为校长，他掌握学生的分配、提拔与考核，可通过谈话、训话建立师生关系，也可将黄埔学生输送至新编军队，形成不断扩大的军官网络。

这一网络依托学校、军队与组织渠道维持，与旧式军阀的家族、同乡关系想必更具现代性，也更容易扩张。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生后来分属国共两党，并非蒋介石的私人部属。

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国民革命军；26日决定编组，黄埔校军改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

国民党原本希望建立一支“党军”，但是这支军队的指挥权，最终落入了一位兼具军校背景与政治野心的人物手中。随后，蒋介石又率军参加第二次东征，进一步提升了军事声望。

但到此为止，军功尚不能直接转化为党的权力。

2）两次危机，让蒋介石进入权力核心

即便掌握了黄埔军校，但蒋介石要想进入权力中枢，依然需要时机。而爆发于1925年8月至1926年3月的两次危机，打破了广州政权的旧格局。

1）廖仲恺遇刺，咋就成了蒋介石的转折点？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前往广州越秀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例会。9时50分左右，他刚走上台阶，数名枪手突然窜出并向他射击，廖仲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途中去世。

需要指出的是，廖仲恺并非普通政治人物。

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也是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政策最坚定的推动者之一。他掌握党务与财政资源，又是苏联顾问和中共最信任的国民党领导人之一。

他的遇刺，不仅使广州政权失去了一位重要组织者，也失去了左右两派之间最重要的缓冲人物。

案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处理危机和案件；苏联顾问鲍罗廷担任顾问。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广州政权的核心决策层。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又出任广州卫戍司令。8月24日，他宣布广州戒严，并派何应钦率黄埔学生军进驻广州北面的观音山等制高点，于当天夜里解除了粤军将领梁鸿楷部的武装。

梁部一万余人，为广州城内实力最强的粤军部队。

许崇智是粤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但是，廖案调查迅即指向粤军内部，即他的部下梁鸿楷等人被指与案件有关，他又迟迟不予配合。

9月19日，蒋介石在广东财政会议上拘捕了许崇智的亲信；20日，许崇智在陈铭枢护送下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养疴”。

很快，粤军由蒋介石接管整编，军事部长由谭延闿署理，其中一部分被编入了第一军第三师。至此，广州政权内最大的半独立军事集团，被正式纳入国民革命军体系。

与此同时，另一位元老胡汉民的处境也迅速恶化。廖案发生前，他周围的一些人，包括堂弟胡毅生，曾多次参加了反对廖仲恺的聚会；案发后，胡汉民虽未被证明直接参与刺杀，但其政治处境已十分不利。

1925年9月22日，他以国民党“俄使”的名义离开广州，前往莫斯科。有研究指出，蒋介石后来称，胡汉民是被汪精卫和鲍罗廷借廖案嫌疑排挤出走的。胡汉民离开后，广州政权的派系格局更有利于鲍罗廷与汪精卫。

有学者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廖案’以‘许案’作结”。他们认为，廖案发生后，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认定，陈炯明及其背后的英国是致命威胁，但许崇智不仅未采取行动，甚至有意取代陈炯明。

于是，鲍罗廷利用许崇智与胡汉民的恩怨，先清除了梁鸿楷等人，再以许崇智把持财政为由，让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以军事手段解决了许部。

鲍罗廷原以为此举可使“左派”上台、推进革命，却未意识到蒋介石的势力已在此过程中崛起。

尽管没有材料证明蒋介石策划或参与了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但他确实是廖案之后最大的政治受益者。而廖案的处理过程，让蒋介石完成了从“军校校长”到“广州政权核心军事人物”的跨越。

到1925年底，广州政权的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

廖仲恺去世，许崇智出走，胡汉民去了莫斯科。汪精卫虽然是国民政府主席，却没有自己的军队。作为对比，蒋介石掌握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又在第二次东征中进一步提升了军事声望。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党内地位开始与其军事实力相匹配。

2）中山舰事件，让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掌控党权

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

这件事的起因，至今仍有争议。根据杨天石的考证和黄道炫对档案的梳理，事件最初并不像一场政变。

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交通股奉命派一艘巡逻艇和16名卫兵，到黄埔上游保护一艘刚被土匪抢劫的商船“定安号”。

命令几经转达，被理解成“派两艘军舰到黄埔听候校长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他接通知后派出了宝壁舰和中山舰。

3月19日，中山舰驶抵黄埔。蒋介石当时不在黄埔，而在广州。得到消息后，他怀疑中共党员与苏联顾问意图对其不利，甚至怀疑有人企图劫持他。

3月20日，他宣布广州戒严，逮捕了李之龙，监视苏联顾问，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杨天石的结论是，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中山舰的调动是共产党或苏联顾问的政变准备；中山舰事件起初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但他同时指出，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即使没有右派的谣言与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另一事件。

事件之后，广州的权力格局迅速失衡。

汪精卫虽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却没有自己的军队，既无法调兵反抗，也无法迫使蒋介石服从。

他于3月21日请假； 22日，中央临时特别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 30日，国民政府以谭延闿代理主席，汪随后离开广州赴法国。此后，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陆续退出，苏联也调整了顾问团。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谭延闿、蒋介石等九人联名提出了《整理党务案》。

会议名义上是为了整理党务，实质在于限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权力。

从这以后，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提案通过后，担任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全部辞职，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长。

这一步至关重要。此前，蒋介石的权力主要来自军队；此后，他掌握了国民党的组织人事权。

组织部负责党员登记、干部任免、地方党部与组织系统；一旦掌握了组织部，便可贯通黄埔系、地方党部与军队之间的人事关系。再加上军人部长对军队人事的影响，蒋介石首次将“军权”与“党权”集中于一身。

但到此为止，蒋介石依然不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仍是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政府主席由谭延闿代理，左派和中共党人仍然存在。只不过，已少有人能绕过蒋介石作出重大决定。

3）苏联援助与北伐，让蒋介石走上权力巅峰

进入1926年，蒋介石已经掌握了广州政府的军权以及部分党权；但是，倘若想走向全国，他还需要外部援助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的崛起与苏联的援助密不可分。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国民党与苏联开始合作。1924年改组后，苏联提供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帮助创办黄埔军校、整顿军队、建立党代表制度；鲍罗廷是政治顾问，加伦是军事顾问。

从结果看，苏联帮助国民党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客观上却为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苏联顾问希望看到集体领导与党指挥枪，但国民党的集体领导较为脆弱，党对军队的控制停留在制度条文上。当苏联顾问需要一位能够作战并组织军队的指挥官时，蒋介石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苏联提供的是军事基础，真正将蒋介石推上全国舞台的，则是北伐。

1926年春天，湖南内部发生战争。唐生智与赵恒惕决裂，在冲突中失利后选择向广州求援。5月，国民革命军先遣部队进入湖南，正式揭开了北伐序幕。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出师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授印誓师。

蒋介石之所以能出任总司令，并非因为他已是党的领袖，而是因为他是各方均能接受的人选。

第一军与黄埔系是蒋介石的基本盘，他在两次东征中积累了军事声望，苏联顾问及国民党内部分人士认为他具备组织和指挥北伐的能力，各军也需要一位能够协调作战、争取苏联援助的统帅。

更何况，总司令这一职位本身就迅速改变了权力结构。

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总司令部，将作战指挥、军队人事、后勤供给与政治工作全部集中了起来。

随着战事推进，总司令部成为实际的军事指挥中心；蒋介石不再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而是能够对全国军队行使指挥权的人物。

北伐的进展，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攻占九江、南昌，孙传芳的主力基本被消灭；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

当然，北伐并非蒋介石一人的胜利。

它利用了军阀内部的矛盾，借助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的倒戈、苏联的援助与共产党人的政治动员，也离不开大量地方精英的合作。

蒋介石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他独自打败了北洋军阀，而在于他居于全国性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位置，将集体的军事胜利转化为个人的政治权威。

国际舆论亦注意到这一变化。

意大利学者安德烈亚·雷维兰特研究日本报刊对北伐的报道时指出，北伐是国民党崛起和蒋介石从军事指挥官上升为最高政治领袖的关键转折。

日本媒体一方面担心北伐威胁日本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把北伐视为中国结束内战、出现稳定政府的希望。

在此意义上，蒋介石的崛起也改变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局势的判断。

4）尾声：蒋介石的权力，自始至终都不是坚实的

北伐的胜利将蒋介石推上全国舞台，也使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公开化。此后两年，他先下野、再复出。

1927年，北伐还在继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却已经无法调和。

其一是中共和工农运动问题。

北伐期间，共产党人在湖南、湖北等地组织农民运动，冲击地主和乡绅的利益；国民党内的地主、军人和右派对此日益不满。

其二是党和军队的控制权。

蒋介石掌握了军事大权，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仍然试图限制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共”；4月18日，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方面形成对立。

这就是“宁汉分裂”，即南京与武汉各自形成中央。南京政府虽然掌握着军队，却在“谁代表国民党中央”的问题上处于劣势，武汉方面尽管有汪精卫和大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方面则被指责为“另立中央”。

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强势，却还没有获得全党一致承认的政治领导权。更何况，国民党内的其他军事集团也不愿接受蒋介石的独大。

1927年8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随后，南京和武汉方面合流，蒋介石一度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直到1928年1月，他才回到南京，重新掌握了军权；同年4月，国民党开启了第二次北伐；到了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学者金以林研究指出，蒋介石在1927年和1931年之所以两次下野，最大的压力都来自国民党内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一直被认为是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

也就是说，直到30年代，原则上掌握了军队大权的蒋介石，依然没有真正取得对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权。

换句话说，他的地位建立在军事胜利、派系平衡与政治清洗之上，而非稳定的继承制度。

毕竟，蒋介石并非是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而是在一个没有继承规则、党内竞争极为激烈、军队又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的环境里，把黄埔军校的军事组织资源，逐步转化为党的组织权和全国军政领导权的人。

而历史告诉我们，尽管他赢得了孙中山去世后的权力竞争，却始终未能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组织问题。

这既解释了他为何能够迅速崛起，也解释了国民党后来为何始终无法成为一个高度统一、能够有效控制军队和社会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