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给穷人放小贷，因此当上了孟加拉国的最高领导人

1974年的孟加拉国刚从独立战争的创伤里缓过来，又碰上严重洪灾和饥荒。关于死亡人数，不同研究估计差异很大，其中一种被广泛引用的估计是约150万人。

就在这一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博士穆罕默德·尤努斯正在吉大港大学教经济学。课堂上讲的是增长、市场和资源配置，走到乡村后，他看到的却是很多人连几块钱的周转资金都拿不到。

他在村里发现，不少妇女靠编竹凳维持生活，可买竹子的5塔卡都得向放贷者借，折合当时人民币大约1块8毛钱，周息却能达到10%。一旦借了钱，成品往往还得低价卖给放贷者，赚到的钱先还利息，再借下一笔继续买原料。按照这种方式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年化利率甚至可能超过400%，很多家庭也因此长期陷入债务循环。

尤努斯做的第一件事非常简单。他找到42名妇女，自己拿出860塔卡，大约27美元，让她们先摆脱高利贷。没有抵押，也没有复杂手续。

后来，这27美元成了格莱明模式最有名的起点。诺贝尔奖官方资料也记载，尤努斯1976年前后曾向42个贫困家庭借出27美元，并由此逐渐发展出面向穷人的小额信贷体系。

银行一开始并不愿意做这种生意。穷人没有抵押物，单笔贷款又小，办理成百上千个穷人的业务，可能还不如服务一个大客户省事。

尤努斯用了大约8年时间，把试验从村庄扩大出去，1983年，格莱明银行正式成为独立银行。“格莱明”就是“乡村”的意思，它把服务直接送进农村，而不是等穷人进城找银行。

这套制度最受关注的地方，是它敢把钱借给没有资产的人。贷款大体分成几类：创收用途年利率20%，住房贷款8%，学生贷款5%，最贫困人群可以拿到零利率贷款。还款可以按周进行，也允许提前偿还，更关键的是不要求拿房子、土地或者其他资产做抵押。

为了降低违约风险，格莱明采用5人小组。借款人来自同一社区、经济条件接近，早期模式中往往先让其中两人拿到贷款，等她们按时还款后，其他成员再获得资格。小组成员并不承担法律上的连带债务，但彼此的信用会影响后续借款。每次还款中还有5%左右进入预留金或小组基金，可以用于互助和应急。这套办法运行后，格莱明公布的历史还款率一度接近98%。

银行还让借款人成为股东。在一段时期内，借款人持股曾达到95%左右，政府约占5%。这个比例后来经历过调整，但“借款人同时拥有银行股份”的设计一直是格莱明的重要特点。银行还提出著名的“16条决议”，内容涉及子女教育、卫生、童婚、嫁妆等生活问题。钱借出去之后，不只希望借款人增加收入，也希望家庭在教育、健康和生活习惯上发生变化。

女性是这套模式的重点对象。借款人中约97%是女性，而且规模已经达到千万级。格莱明银行2026年8月公布的数据称，累计借款成员达到1063万，其中约97%是女性，贷款回收率为95.66%。

2006年，尤努斯和格莱明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自下而上创造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最早的27美元、42个家庭，到覆盖孟加拉国大量乡村的金融体系，这段路走了差不多30年。

可他的后半段人生，很快又进入政治争议。尤努斯与长期执政的谢赫·哈西娜关系持续紧张。2011年，他被解除格莱明银行负责人职务。到了2024年1月，孟加拉国法院又以违反劳动法判处他6个月监禁，尤努斯否认相关指控并提出上诉。需要说明的是，这项定罪后来在2024年8月被法院推翻。

同一年，孟加拉国围绕政府职位配额的学生抗议不断升级，后来发展成更大范围的政治危机。执政15年的哈西娜辞职并离开孟加拉国。学生抗议者提名84岁的尤努斯领导临时政府，2024年8月8日，他正式宣誓就任首席顾问，成为临时政府负责人，承担推动国家政治过渡和筹备新选举等任务。

严格来说，把这个职位直接称为孟加拉国“最高领导人”并不准确，但尤努斯确实由小额信贷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变成了临时政府的领导者。

不过，小额信贷并不是搬到任何地方都能取得一样的效果。印度安德拉邦就曾爆发严重的小额信贷危机，一些流传材料甚至称，9个月内有14364人因无力还款以及暴力催收而自杀。这个14364人的数字缺乏足够可靠的官方依据，不能直接当成已经确认的死亡统计，但当地确实出现过过度借贷、高压催收以及多头负债等严重争议。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制度思路。大约一千年前，北宋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由官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等夏收、秋收之后偿还，遇到灾荒还可以延期。为了提高回收率，农户以10户为组互相担保，希望让农民少受民间高利贷盘剥。

可制度到了地方，执行方式开始出现变化。一些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强行摊派贷款，又出现加息、增加费用等情况。有材料称，后来青苗法贷款回收率不足六成。原本想解决农民融资困难的办法，一旦执行环节改变，实际结果就可能偏离制度设计。

这也是格莱明模式最值得讨论的地方。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只是“给穷人贷款”这几个字，而是贷款额度、利率、风险控制、互助机制、基层执行以及借款人的议价能力能不能配套。如果只学会放贷，却没有限制催收、过度负债和执行权力，小额信贷同样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中国后来走的是另一条大规模减贫路径。到2020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基层扶贫工作中常说的“5+2、白加黑”，背后是大量干部驻村、入户、修路、发展产业和完善公共服务。尤努斯的小额信贷和中国的脱贫实践并不是同一种模式，但两段经历都说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真正困难的人缺的不只是眼前的一笔钱，还包括稳定获得资金和公共服务的渠道、能够持续增加收入的机会，以及一套真正能在基层执行下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