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休学阴影：练习和解的父母与孩子丨休学之后

复学的核心是重建同龄社交关系。图片由钱炜使用AI工具生成

给初一的儿子办好休学手续后，40岁的湖北人周宁（化名），花了很长时间消化这件事。在深圳做电商的他，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前他习惯待在家里，自得其乐。可自从儿子休学在家后，他在屋里待不住了，不想跟孩子在一个屋檐下，那段时间他常去车库里待着。有时他坐在车里，从中午十二点待到晚上十点，再回家。

儿子休学已有三年，他至今都不知道儿子休学的真正原因，只能不断回想和猜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分析自己是儿子休学的主要原因。

2025年3月，在距离深圳八百公里的长沙，刚满15岁的彭浩林（化名），从当地一所知名中学休学，那时他才读到初一下学期。彭浩林爸爸是当地一所高校的教授，起初，他还会劝儿子回学校，时间久了，似乎也慢慢放弃。为回避见到孩子，他从家里搬出去住酒店，一住就是半年。

彭浩林被一个人留在家，每天得到父亲给的100元生活费。

相比周宁儿子和彭浩林休学后的局面，13岁的初一女生何苗（化名）休学后作息更规律了。自2026年1月休学后，她每天晚上按时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下午，她和妈妈散步、喂流浪猫，回家做饭，写书法、画画、看历史书，有时写自己的神话主题小说，唯有课本上的知识暂时搁置了。

“休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半月谈》2025年7月报道，近年来，受学业压力过重、亲子关系紧张、青春期叛逆等因素交织影响，我国多地厌学、拒学青少年有增加趋势。

该专家表示，目前国内缺少可靠的休学相关数据，现有统计可能低估了真实情况。根据测算，全国初中生平均缺勤率不到3%。但现实中观察到的情况是，一个接近50人的班级，多的时候会有几名孩子长期不到校，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人。

对一些休学家庭来说，休学只是把问题从学校带回了家。为此，父母和孩子不得不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关于学习的争执、青春期的不满、父母的焦虑和期待，都变得更加直接。休学之后，父母和孩子在重新学习如何相处，也在尝试与彼此和解。

孩子休学，对家长的“打击非常大”

直到儿子休学后，周宁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儿子可能觉得“在我这里得不到帮助”，也因此对家长失去了信心。但在一开始，面对儿子休学，周宁心里更多的是“想不通、搞不懂”。

近几年，孩子妈妈因工作原因长期在外地出差，家里只有周宁与儿子两个人。儿子休学后的三四个月里，父子二人几乎没有打过照面。儿子昼伏夜出，而他正好相反。周宁白天自己吃饭，晚上那顿会把饭菜留在厨房，等半夜儿子自己起来热着吃。

那段时间，儿子不和他说话，也不叫他爸爸。周宁能感觉到，儿子那时恨他，“他看你的眼神，或者给你的感觉，就是不想理你，讨厌你”。

不仅如此，周宁还要面对孩子爷爷奶奶带来的压力，他们时常来问孩子的情况，知道后又免不了唉声叹气，表现出来的失落对周宁来说，是更大的心理负担。

他接受不了这样的境況，“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很内耗，觉得自己毁了孩子，做什么都没有信心，过得很压抑”。为此，他专门找过心理咨询师。本来是想让孩子接受咨询，但几次交流后，咨询师却认为，孩子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你现在问题比较严重”。

周宁也刻意避开与亲友谈儿子休学的事，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证明了你这个父亲的失败”。儿子休学一两个月后，周宁和妻子离了婚。

休学后的彭浩林，生活是另一种样子。爸爸搬去住酒店后，只剩他一个人在家，他每天的生活范围仅限家中，饿了就叫外卖、吃完就打游戏，打困了再睡。

后来回想那段时间，彭浩林承认，爸爸搬出去时，他有过被抛弃的感觉。但当时的他并不太在意，“我爸不管我就不管我了。我每天就打打游戏，吃饭点外卖，就可以了”。

他很少出门，也不愿和人接触。点外卖时，他会让外卖员把东西放在门口，等对方离开五分钟后再去拿。窗帘也一直拉着，怕邻居看到自己。他不理头发，也不愿回朋友消息。“我不愿意跟任何人有来往，也怕他们对我评头论足，打游戏都要开隐身模式。”彭浩林说。

休学一个多月后，彭浩林妈妈才知道这件事。那时，他爸妈已经离婚一年多，他跟着爸爸生活。休学后，妈妈没有来看过他，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半年里，他只出门五六次，都是家族聚会。那时，亲戚们都不知道他已经休学。为了让亲戚相信他还在正常上学，爸爸答应他，只要参加聚会，就额外给他一笔钱。

同样面对孩子休学，从事心理咨询师行业的何苗妈妈，却没有这样的挫败感。在她看来，像周宁和彭浩林爸爸那样，家长之所以有挫败感和选择了回避态度，是因为预设了休学不是一件好事。

她更愿意把休学这件事理解为孩子不适配环境和系统。不适配的背后，不只是孩子的问题，“我们只是和系统产生了‘碰撞’。这件事不能以好坏来简单地下判断”。

对于社会上认为休学意味着失败，甚至人生完蛋的偏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家长的视角看，可以理解，“孩子休学以后，家庭需要承担更多资源和压力，家长当然会担心。所以对家长来说，孩子休学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对一些休学家庭来说，休学只是把问题从学校带回了家。图片由钱炜使用AI工具生成

“我当时没有理解到那么多”

和心理咨询师聊过几次后，周宁不再像个无头苍蝇，慢慢有了些信心，“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他还是会去车里，但不是枯坐。他会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开始上网查询休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周宁回忆，儿子刚上初一时，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班主任要求全班学生参加课后延时服务，周宁的儿子不愿意。他觉得自己小学六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作业也写得快，参不参加应该是自己的意愿，不能强求。

最后，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参加。在周宁看来，儿子的自主意识比较强，有些事情觉得不对、不好，就不愿意听。老师可能因此觉得他“比较难管”。

周宁还记得儿子跟自己说，老师对待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他感到有些不公平。周宁已经记不清具体是什么事了。那时他也没有太在意，在他看来，“不是很大的事情”，孩子比较敏感。

周宁选择站在老师那一边，“我当时没有理解到那么多，就觉得孩子确实是有问题的，老师才会这样子”。

一天早上，孩子又说肚子疼，不愿意上学。周宁认定他是在骗自己，决定“不能惯着”。他把孩子强行推到门外，关上门，说：“你不去上学，也不要待在家里面。”孩子就在门外坐了一上午。后来，邻居打电话给周宁，他才把孩子放进来。

与周宁儿子类似，彭浩林认为自己休学也是因为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不好。因为经常和老师“唱反调”，他在老师眼里是“不服管教”的学生。又因他性格偏内向，下课时很少说话，更多时候一个人埋头写作业、看书，同学说他孤僻，不愿意和他玩。

学校规定，周一到周五分别穿对应颜色的校服。彭浩林记得有一天，自己起晚了，到学校发现穿错了衣服。老师罚他放学留校，把校服规定抄100遍。抄完后，老师问他有没有长记性。他回答：“没长记性。”于是，他又被罚多抄100遍。

彭浩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试过用成绩改变自己的处境。他说：“我把成绩考得那么好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希望获得存在感。”

初一上学期期末，他考到班级第四。但成绩出来后，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未改变。到了初一下学期，他不愿再去学校。

何苗说，自己也适应不了学校的教育与管理方式。初一时，她在重点班，班里实行积分制。学生被分为6人一组，举手回答问题、作业写得好、收拾餐盘可以加分；没交作业、课堂说话和同学发生争执会扣分。积分高的小组，可以优先选座位等。

她不太在意积分，“我觉得很荒谬，一群被选出来的尖子生，本应拥有更多思考”。

但她也不想被孤立，她需要朋友。有时候，同学和她说话，她会在表面上应着“嗯嗯嗯”，“但其实我心中一点都不认同他们。”何苗说，这种表面上的维系也消耗了她太多“心理能量”。

后来，她在学校就会烦躁、生气。她会深呼吸，把情绪压下去，她形容，变成一团郁结的气，“所以胸口会经常很闷很堵”。

最后，何苗接受了妈妈提出的休学建议。

詹大年在云南省昆明市创办了一所专门接收休学孩子的民办中学，办学已有近15年。在他看来，孩子休学，多数时候是学校和家庭联合起来对孩子的“绞杀”。“但凡学校和家庭不联合都做不到，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孩子都会逃出去的。”詹大年说。

家长要先放松下来

在周宁的反思中，之所以认为儿子休学是一件严重的事，或许与他自身经历有关。

学生时期，周宁成绩不错，考进了当地的重点高中，高三时成绩也能排进班级前十。但高中毕业前，因为叛逆，他故意乱填了高考志愿，最终没能上大学。这成为他的遗憾，为此后来他又自学考了成人本科。

在儿子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把这种遗憾带到了儿子身上，“在学习方面，我对孩子是有一定期待的，可能就是有这个作用力去推，反而起到了不好的效果”。

休学三年，儿子从12岁到进入青春期，身高也从155厘米到现在的170厘米左右。因为一直不剪头发，儿子头发已经齐腰。为体验儿子留长发的感受，2026年，周宁也10个月没有剪发。

他一度特别希望孩子早点返回学校。他解释：“在上学过程中，人的思想等各方面都会慢慢成长。与直接踏入社会比，是有区别的。我只是觉得他不走这条路有点可惜了。”

类似的想法，也出现在另一位休学孩子的父母身上。

在云南省曲靖市，一名14岁的女孩休学后，父母仍希望她能够继续读书。2026年6月，女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妈妈在当地经营一家小超市，爸爸在酒店做厨师，姐姐是一名医生。

在她看来，父母希望她读书，是因为他们相信，读书可以让人挣到很多钱，其他事情最多能让自己吃饱肚子。她说：“他们想要的不只是我以后能吃饱穿暖，不要被各种琐事拴住。更想让我在这个社会上过得自由、轻松。”

父母经常对她说：“你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社会的苦。”但女孩对这句话的理解，与父母并不一样。她说，父母所说的社会，是工作、人际交往、人情世故和礼尚往来。她理解的社会，更多是花草、吃饭、喝水，是去感受这个世界。她说：“我有时候也不理解他们，他们也不会理解我。”

孩子休学这三年也改变了周宁。儿子刚休学时，周宁最想做的是让他尽快回学校。后来，他越来越看不到复学的希望，慢慢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仍然会自责，但不再每天盯着孩子吃饭、睡觉和复学。周宁开始工作、爬山，过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得好、有能量了，真的会影响到他的”。周宁后来意识到，对休学的孩子来说，父母的关注也可能成为一种压力。

周宁发现，当没有新情绪加入后，一个人的情绪会慢慢释放。他觉察出，家里的气氛慢慢变了，儿子有时白天醒来，晚上睡了；看到好玩的东西，会主动拿给周宁看；下午他休息时，儿子也会提醒他该发货了；也会叫周宁爸爸了。

“家庭教育的矛盾，最初是孩子拿父母没有办法，后来变成父母拿孩子没有办法，最后形成相互纠缠的绞杀关系。”詹大年说，这种纠缠对双方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畸形的安全感，双方都清楚对方无法彻底约束自己。但他提醒，双方最好不要陷入循环对抗。

陈祉妍认为，家庭里的焦虑会反复传染，家长一开始可能会加压、威逼利诱、跪地恳求，最后发现全都没有用，然后进入一个颓废妥协期。再往后，才有可能开始反思和成长。“当家长不再那么努力地想大力出奇迹解决问题，先放松下来，孩子反而可能开始恢复活力。”

何苗妈妈也理解，以自己女儿的个性，倾向于在有碰撞的时候压抑自己，没有及时求助和沟通，一切归因于自己。“我会觉得环境和个性都有原因，但是环境里有潜台词‘你跟不上是你的问题’，会让她认为是自己的错。跟上什么呢？猴子游泳游不了，那就是跟不上鱼，如果这个社会只要筛选鱼出来成为有用的人，那猴子都会生病的。”

如何回到学校

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放下让孩子复学的执念，彭浩林的父亲就没有。2025年9月，后者用骗的方式，把他送进了一所专门接收休学孩子的中学，也就是詹大年创办的云南昆明丑小鸭中学。在这位教授看来，儿子有学习的天分，不应该浪费。

彭浩林的成绩确实不错。在新学校，他考过班级第一。他也把父亲的期待当作自己的目标：考上985高校，再读硕士、博士，最后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彭浩林复学后重新获得的，不只是成绩。学校有艺术节、运动会，他参与活动策划；一些事情，老师也会让他帮忙；考得好时，老师也会表扬他。他这样总结自己在丑小鸭学校的经历：“让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被看见了，被认可了。”

彭浩林和父亲的关系也开始缓和。“可以说是我活了这么多年，目前最好的亲子关系了。”彭浩林说，现在两人的交流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父亲对他的学习也不会要求那么严苛，也会开始了解他的情绪，试图让他开心。

但彭浩林的焦虑并未消失。他开始担心：离开这所学校，回到普通学校，能不能适应？如果复学失败了，又怎么办？彭浩林认为，他的焦虑有一部分来自父亲的影响，“我爸是个非常焦虑的人，他焦虑我各种事，甚至焦虑我放假回家继续躺平怎么办？”

詹大年称，如果一个孩子离开校园一年，与同龄人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等他再次回去，老师、家长全部期待他返校立刻努力学习，所有人都默认休息一年就该状态回升。但原来的环境、人际关系和评价方式并没有改变。孩子回到学校后，很可能再次陷入压抑，一些人在复学不久后再次休学，甚至彻底拒绝返校。

来自云南大理的17岁女生桑桑（小名），经历过休学、复学，又再次休学。两次休学分别发生在初二下学期和高一上学期，原因都是身体出了问题，需要手术或调养。第一次休学是2023年，休养大半年后，她的身体逐渐恢复。在复学前三个月，她重新拿起课本，准备生物、地理会考。学业上的压力，让她的焦虑有增无减。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接受每周一至两次的心理咨询，600元一次，至今已有两年有余。

2024年上半年，第一次复学时，她完整地在教室里坐了一天，但因为急性阑尾炎，又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等再次准备返校时，她开始抗拒去学校。“可能因为没有开个好头。”桑桑说。

心理咨询师建议她进行暴露训练，把去学校这件事拆成一个个小步骤：先迈出家门，再尝试上车；过几天，到学校门口坐着，但不进去；再过几天，把车窗放下来；之后下车，在学校附近走一走。那段时间，她每天早上、中午都会去学校附近做暴露训练，“如果做得好，那我就进去，做不好那就回家”。

虽说是复学，但从返回校园到初中毕业，三个学期的课程，桑桑实际到校时间加起来只有三个月左右。但中考成绩超出了她的预期。满分700分，她考了600多分，进入当地一所普通高中重点班。

这个分数超出了桑桑的预期，也超出了她父母的预期。她说，在分数出来前，她爸爸已经准备好钱让她去读私立学校了。桑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做生意，学历都是本科。桑桑认为自己很幸运，父母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她支持，比如心理咨询，一对一家教上门，在精神上，还为她提供了富足的爱。

桑桑说，自己休学两次，父母均未表现出一点点的不理解或不满，“我们家属于那种特别开明的家庭，他们的观念不是要求我要有多大的成就、多好的工作或学历，他们希望我可以健健康康的，再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就可以了”。

2026年6月，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正在教室上课。南方周末记者陈佳慧 摄

并非只有复学这一条路

何苗同样害怕复学。她说休学之后尝到了另一种生活，“不想复学了”。在她看来，回到学校，就意味着重新进入高竞争、高压力的环境。她并不否认学校教育的价值，只是觉得，现有的教育方式可能适合大多数人，“但是不适合我”。

何苗还没想好下一步，她可能留在长沙复学；也可能去北京上学，她的爸爸在那里工作；也可能继续休学。但她表示：“学习不是唯一的路，人生可以有很多路走，人生是旷野啊。”

她也知道，旷野的人生并非没有代价。“没有人把你那条路给规定好，你有可能走歪了。”她把这种感觉称为“自由的眩晕”。她想到《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离开监狱后反而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当你脱离那个系统之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何苗说。

詹大年也认为，对休学的孩子，并非只有复学这一条路，但需要结合家庭条件、周边环境来综合判断。“目前来看，其他出路都会更加坎坷。”詹大年说，复学的核心是重建同龄社交关系，在集体中收获信任、价值感，才能支撑正常生活。长期居家独处，即便家庭氛围再好，也无法替代同龄群体社交。他认为，复学，重点在人际关系，而非课本知识，但是绝大多数学校本末倒置，只盯着恢复成绩、恢复考试，忽略人际关系重建。

至于更远的以后，何苗想过很多种可能，当书法老师，自己开工作室，也可以写小说，往编剧或者小说家的方向发展，“反正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养活自己”。

何苗的妈妈也支持她的决定。她不担心孩子的未来会不会因休学而“完蛋”，在她看来，“孩子现在过不好，谈啥未来？孩子在痛苦，这是更急迫的事”。

“人生没有那么轻易就完蛋的。”桑桑说。她把作家简媜的话奉为座右铭：“雨流转着。生命流转着。我流转着。”桑桑觉得，人生没有一条既定轨迹，真的累了、饿了，就停下来吃口饭、睡个觉，休息一会儿，再重新出发。

2026年9月，经历过两次休学的桑桑再次复学。这一次仍然有些波折。刚回学校不久，她不小心崴了脚，只好请假回家；随后又感冒发烧，继续请假。好在老师和同学都很好。“身体没事之后，应该就能很快成功复学了。”

彭浩林就读的丑小鸭中学在这个夏天暂停招生。新学期开始后，他跟随詹大年前往重庆，在一所新学校继续就读。

2026年9月，周宁儿子剪掉了齐腰的长发。但周宁并未生出让儿子复学的念头，“只要他身心健康，能够正常生活就行了。”他说，即便现在儿子主动提出复学，他也未必同意。他觉得，儿子并不适应现有的教育方式。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南方周末实习生 邬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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