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没料到，美国更是没想到，我国几乎在所有关键领域遥遥领先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组数字时都愣了一下。

2025年12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关键技术追踪报告》，中国在74项关键技术中有66项在高影响力研究方面排名全球第一，领先比例接近90%。

再看本世纪初，美国在超过90%的受评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当时仅在不到5%的技术领域排名第一。二十来年就把局面翻了过来，换谁都很难提前料到。

当然，这份报告也有边界。它评判的是谁写高质量科研论文的能力更强，美国也在其余8项技术中排名第一，包括量子计算和地球工程。所以更值得想的是：这股劲是从哪里来的，后面又该往哪里走。

说到这个问题，2024年3月神经生物学家、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鲁白和腾讯集团高级管理顾问杨国安的一场对谈，到现在听来仍然不过时。两人一个来自学界，一个来自产业界，谈的正是这个话题：为什么学界和产业界都突然对前沿科技热情高涨。

鲁白先把“科学”和“技术”分开讲。国内长期把两个字连在一起说“科技”，脑子里想的多半是技术应用。可这两样并不是一回事。

科学探索未知、认识自然，追问的是“为什么”，靠独立思考和自由探索，失败率很高；技术是改造自然，回答“怎么办”，靠纪律、组织和团队，目标是尽量少失败。科学可以离开技术存在，技术却离不开科学，科学才是源头。

他还提到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原始创新和“快速跟随”是两条路。快速跟随曾让许多产业迅速壮大，但大国走到前排以后，前面已经没人可跟了，只能自己做从0到1的原创。不能别人推出一个ChatGPT，国内马上跟出上百个仿制品。

杨国安借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的比喻讲这件事：夜里开车，跟着前车最安全，可一旦超了车，前面一片黑，方向只能自己找。中国企业在新能源、电动车、通信这些领域，已经从跟随者变成了领跑者，接下来只能自己摸路。

他还把国家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科技创新驱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靠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后来二十年靠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投资，现在进入了科技创新驱动阶段。企业要靠前沿技术做出差异化，单靠低成本和大规模生产已经走不远了。

这番判断，和这两年的政策走向对得上。“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创新非共识项目遴选和资助机制，还要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自由探索”“非共识”这些说法写进国家规划，分量很重。

钱也投得实在。今年10月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9288.2亿元，比上年增长8.2%，投入强度为2.80%，首次超过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7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834.6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增速明显快于整体。

基础研究为什么值得这样投入？鲁白说得很坦白：决策者往往看重结果，可基础研究的结果很难预测，见效也要很多年。不过探索自然本来就是人类的需求。从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每一次大变革走在最前面的都是思想革命。

牛顿三大定律、量子力学刚出现时，看不出能赚什么钱，却让人类的智慧上了一个台阶。人类的进步不只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更是文明的进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也应该为人类的科学进程出一份力。

杨国安把这叫作“无用之用”：科学求真，技术求解。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带动了后来生命科学的一连串发展。

人工智能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起起落落好几回，当年被认为走不通的路，后来反倒成了突破口。所以大学的学术自由特别重要，基础研究不能太功利。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给了mRNA领域的科学家，也说明全世界越来越看重基础研究。

量子计算就是个好例子。2025年3月，中国科大团队成功构建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再次打破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在随机线路采样任务上超过美国谷歌67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悬铃木”100万倍。

团队也很清醒，承认要走向广泛应用，仍存在技术瓶颈，主要包括如何进一步提升量子比特的数量和相关性能、量子纠错技术如何进一步持续发展等问题。真正做科研的人，从来不会把一次突破当成终点。

有人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基础科学的突破在放缓。鲁白不认同。在他看来，科学是一波一波往前推的，突破之后会有平台期，但两次突破之间的间隔正在变短。

DNA双螺旋和达尔文进化论、孟德尔遗传学并列为生命科学最伟大的发现，后来催生了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和整个生物技术产业。

再看外部环境。美国这些年的芯片出口管制，本意是卡住脖子，确实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却也让国内彻底放下了幻想，自主研发的决心反而更足了。

在电池、5G、光伏这些决定未来经济面貌的领域，中国企业已经站稳了脚跟。2023年中国一年新增的光伏装机，就超过了美国历年累计装机的总和。物美价廉的中国电动车和锂电池走向全球，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积累，而不是简单地拼价格。

俄罗斯的处境也有意思。它的基础科学底子一直很厚，但在高端机床、精密制造、芯片这些环节短板明显，近几年对中国设备和技术的依赖越来越深。曾经的“老大哥”，现在很多东西要从中国进口，这种变化恐怕也是俄罗斯当初没想到的。

不过，热闹的数据背后，冷静同样必要。有学者指出，中国更有可能在其重点投入的新兴技术领域中成为研究领跑者，而在一些传统技术领域，例如半导体芯片等，其他国家仍然保持领先优势。论文领先怎么变成产品领先，是绕不过去的一关。

对谈里谈到产业时，杨国安提到，生物医药的周期很长，新能源方向明确但要的时间更长，数智科技则来得最快。鲁白给了两条思路。第一条是“转化”，既包括动物模型、生物标志物、筛选合适病人这些转化医学的环节，也包括科研成果走向产品时涉及的体制、孵化和早期投资。

第二条是交叉跨界。他自己从神经营养因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跨到突触电生理，又跨进临床和药物研发，正是交叉让他找到了别人没占的位置。

他的一句话很值得年轻科研人员和创业者记住：总想着追热门，就永远是追赶者，还可能被时代淘汰；敢去没人开垦的地方探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反而更容易闯出来。

“遥遥领先”这四个字听着提气，背后却是几代人一点点熬出来的。从跟着前车的尾灯走，到自己打开远光灯找路，这一步最难，也最了不起。数字已经说明了很多，接下来要看的，是更多从0到1的原创成果，能不能从中国的实验室真正走进全世界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