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座古城话鄂州——鄂王城篇之“东鄂说”之鄂地

　　湖北鄂州，一座拥有近三千年建城史的江南古城。公元前879年，楚王熊渠兴兵伐扬越“至于鄂”，封次子熊红为鄂王，筑鄂王城，开启了这片土地的建城纪元。此后，楚封鄂邑、秦置鄂县、吴改武昌，先后为都、为府、为郡、为军、为县，地域六度析分，名称三度轮回，地位起伏更迭，先后矗立过七座不同时期、等级各异的古城。

　　从北魏《水经注》到唐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再到清代《武昌县志》，历代文献记载了这些古城的兴废沿革。虽有遗漏讹误，但按时间梳理，仍可勾勒出鄂州近三千年城脉传承的清晰轮廓。

　　信史可考且影响广泛的鄂州历代古城，有鄂王城、秦汉鄂城（鄂县故城）、吴都武昌城、晋鄂县城、隋唐武昌城、隋城塘县城、明清武昌县城等七座古城。按历史顺序还原七座古城的兴衰存变，可以直观串联起鄂州近三千年沿革传承的清晰脉络。从本期起，本报将陆续刊发鄂州学者楚昕对这七座古城的研究文章，系统呈现鄂州“湖北之根武昌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首篇聚焦鄂王城，敬请关注。

【正文】西周中晚期，楚王熊渠伐扬越“至于鄂”，封中子熊红为鄂王，其所据之城史称鄂王城。

历代文献对此城的记载经历三个阶段：唐宋以前，多指东鄂即古代武昌县；宋以后明确鄂王城在武昌县樊山南麓，“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且宋代尚有废墟可见。

　　转折发生在清光绪年间（1885年），当年的《武昌县志》以“关门石尚存”为由，将鄂王城改定于县西南马迹乡（今属大冶），并斥前代记载为“误脱”“迁就”。宣统《湖北通志》附会其说。

　　然而，百余年来多次考古勘察均未发现西周遗存。2004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确认，马迹乡城垣夯土内含东周陶片，“修筑年代不早于战国”。2022年《荆楚文化史·先秦卷》指出，该遗址实为战国时期楚国铜矿管理中心。

　　“马迹乡鄂王城”已被证伪，历史文献所载樊山南麓鄂王城，理应还原其本来面目。要了解古代鄂国历史，必须从并存在古代鄂国历史叙事中的“东鄂说”和“西鄂说”同时展开。

　　“东鄂说”认为，古代鄂国在长江流域江汉湖沼地区，中心位于今天湖北鄂州（古代武昌）所在的鄂东南地域。“西鄂说”考证，古代鄂国在黄河流域中南部的中原大地，先后存在于今山西乡宁、河南沁阳、湖北随州一带。本文仅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寻找“东鄂说”鄂地之踪迹。　　

长江流域江汉湖沼地区自古是扬子鳄的栖息之地，这里的先民主要以捕鳄为生，练就了一身捕捉鳄鱼的特殊本领。古代“鳄”通“噩”，秦汉以后，“噩”进一步演变为现在的“鄂”。传说中江汉湖沼地区的古鄂一族及古老鄂国，皆源于此。

　　“东鄂说”见之于文献记载，现存最早的有先秦史官修撰的《世本·楚》。其中有载：“熊渠立其长子庸为句亶王。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少子疵为越章王。”西晋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七年，“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其后，《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丰富了上述内容，其中的几个地名，在三家注中分别有明确解释。扬粤，《史记索隐》曰：“今音越。谯周亦作扬越。”

　　司马迁在《史记》末尾对自己20岁开始历时2年的一段游历路线进行了回顾：“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表明其顺湘江出洞庭，入长江下九江，显然是经过鄂县的。因此，《史记》特别在先秦文献记载“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中加入“扬粤”，强调“熊渠伐庸、扬粤，至于鄂”，“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被很多鄂文化研究者认为含有此鄂即东鄂的明确指向性。

　　《史记》前后，汉代刘向在《说苑·善说》里记述过春秋时期的鄂君子晰及著名的《越人歌》，战国晚期屈原在《九章·涉江》中记述过战国时期的鄂渚，“鄂君启金节”中被郭沫若、谭其骧等权威专家肯定为战国晚期东鄂的鄂君启，直至秦初置鄂县。有关东鄂的文献记载，基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线。

　　与文献记载相联系，漫长历史变迁中相继发现了诸多青铜器铭文。其中，有关古代鄂国的青铜器铭文，也成为引据佐证。

　　《宋书》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武昌县章山（今属大冶）水侧自开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古代武昌县位于长江中游铜矿带（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的核心地区，境内白雉山及其周边自商周以来就是中国青铜重要产地。南北朝时期，武昌县就有出土铜鼎献给皇帝，很容易让人在古代武昌县与现存于各地博物馆大量不知出处的青铜器、包括涉鄂青铜器之间产生联系。

　　上海博物馆于20世纪50年代收藏的青铜器“噩叔簋”“噩侯弟历季卣”“噩侯弟历季簋”。考古学家根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多判断其为周早期鄂国之器。经过溯源，专家判断上述三件青铜器的出土地均在古代武昌，因此向来多为“东鄂说”引为支撑依据。

　　北宋徽宗政和三年，即公元1113年，在鄂州太平湖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口大钟，名叫夜雨楚公钟。钟上铭文所记先秦之鄂，地望明显在东鄂。历史学家王国维考证，此钟为楚公熊咢之器。1993年在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一套西周时期8件甬钟——“楚公逆钟”，上有铭文68字。其中“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且（通祖）……”佐证了王国维的上述推断。

　　熊咢乃熊渠子熊红后六世，熊咢之器出土于宋代鄂州武昌、嘉鱼两县之间，长期以来皆被历史学家视为古鄂即武昌的重要青铜考古依据，成为“东鄂说”的重要实证。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城东邱家花园陆续发掘出5枚鄂君启金节（1957年出土4枚，1960年在同一地点又出土1枚）。经过对金节中铭文的研究和考证，郭沫若、谭其骧等权威专家皆认为鄂君启的封邑中心在东鄂，即今湖北鄂州。

吴家大湾聚落遗址

近代以来，考古发掘中有很多与古代鄂国历史有关的新发现。“东鄂说”的地域指向是以古代武昌樊山为中心的鄂东南地区。古代武昌县现为鄂州市，这里密集存在并陆续发现大量的商周和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

　　其中，蒲团乡何桥村吴家大湾聚落遗址，2024年4月扩建武黄高速公路过程中再次对局部考古发掘，发现一具距今5000多年仍然完整的古人遗骸，以及陪葬的陶罐、石钺等物。

　　鄂州市樊山周边历年来发现的大量楚墓表明，楚鄂王城、鄂君邑很可能就在樊山南麓、樊湖北岸。1956年，樊山周边最早发掘的楚墓，是湖北省最早发掘并公布的战国墓，打开了封存已久的楚国在古代鄂州大地上的历史，证实楚人已在此牢牢站稳了脚跟。此后，在鄂州樊山东南部的七里界、百子畈等地带，陆续发现战国墓不下百座，出土文物万余件。这些都说明，《水经注》记载的这片“旧樊楚地”，确是一片神奇的、与楚国“至于鄂”的历史直接相关的地方。

　　鄂州沙窝陈林寨发现的商代“冈父丁”铜爵，时代似为西周。“冈”是商代青铜器上所出现的重要族氏铭文之一，曾见于安阳侯家庄1550号大墓，估计为商朝的王族。1950年，在与陈林寨相距不远的鄂州汀祖一个称作“铜灶”的地方，发掘出一批形如薄砖状的铜锭和西周时期的青铜编钟等文物。从“铜灶”附近出土的铜锭和西周编钟等文物推测，这里和附近的泽林小铜山遗址，都是西周时期的炼铜遗址。以上说明自商周以来，鄂东南地区就是中国青铜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地。

　　光绪《武昌县志》记载的“马迹乡鄂王城”遗址，连同其周边的“大冶五里界古城遗址”，现代考古已证明，这些均存在于先秦时期。“马迹乡鄂王城”虽被现代考古证明不是西周鄂王城，但也与战国晚期铜矿采冶有关。该两处遗址历史上均位于古代鄂国、秦汉鄂县及古代武昌县范围内。

　　密集发现的楚墓、商周青铜冶炼遗址、先秦古城址，将“东鄂说”的地域指向定格在以古代武昌为中心的鄂东南地区。

　　“东鄂说”所在的鄂东南地区，秦初置鄂县，是郡县制实施以来的第一个鄂邑县域符号。这无可争议地表明，此地属鄂的历史不晚于秦，甚至可追溯至更早时期。秦置鄂县以后，两千多年间鄂东南地区称鄂基本没有间断。湖北简称鄂，就直接来源于鄂东南地区之鄂，即东鄂。

吴家大湾聚落遗址

然而，比较“东鄂说”和“西鄂说”之后也有疑问，夏、商鄂国封地是否地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东鄂和西鄂是异时相承还是并世共存？西周被周王消灭的姞姓鄂国与商末鄂侯是什么关系？西周被周王消灭的姞姓鄂国与东鄂又有什么关系？东鄂是夏商时期即已存在，还是后来自黄河流域迁徙而来？等等，解析上述一连串疑问，当前存在的三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

　　一是“同源异流”说，即东鄂、西鄂并世共存说。作为“东鄂说”核心地区的古代武昌，清代光绪年间修订《武昌县志》时显然已全部注意到上述疑问，其结论是，夏、商鄂国的封地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谓东鄂与西鄂皆属鄂侯封地，同根同源，并存而非相承。但商代以后鄂侯被灭，鄂族黄河流域一支逐渐消失，长江流域一支传承下来，即所谓东鄂。

　　负责纂修光绪《武昌县志》的柯逢时，是清晚期武昌县马迹乡人，清末癸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武昌县志》关于东鄂和西鄂同源异流、并存而非相承的考证，显然是柯逢时等人的心血之为，在当今仍然很有说服力。

　　只是，柯逢时等人考证东鄂和西鄂同源异流，更改历代文献关于鄂王城地点的千年记载，又明显弄巧成拙。光绪《武昌县志》肯定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马迹乡，断言之前文献有关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在樊山南麓的记载为“误脱”“删减里数，迁就以求合”“沿当时之误”，明显失之武断。随后的宣统《湖北通志》附和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马迹乡的说法，显然与柯逢时等人的参与有直接关系。这种画蛇添足式的尴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东鄂西鄂并存说的影响力，甚至还成为当今部分研究者否定西周中晚期熊渠所至之鄂属于东鄂的一大依据。

　　二是“西鄂南迁”说。简言之，就是商纣王杀了鄂侯，但没有灭掉鄂族，所谓“灭侯未灭族”，东鄂系西鄂自北向南迁徙而来。

　　罗运环在《楚国八百年》中强调：“从汉北及南阳盆地诸国形势来看，此时楚国国势虽强，还不足以逾汉而北，主动出击并占领西鄂之地。再从熊渠伐扬越至于鄂来分析，此鄂非东鄂莫属。熊渠之所以要占领东鄂，当与东鄂多铜矿有关。”显然，即使在随州和南阳古墓群考古新发现以后，“西鄂南迁”的依据仍明显不足，除非有进一步确凿的考古发现和新的文献依据。

　　三是“东鄂西鄂无关”说，《武汉通史·先秦卷》就有这种观点。简而言之，就是西鄂历史上属华夏系统，东鄂则自古为扬越属地。殷商与扬越为互不相干的两个系统，因此东鄂、西鄂之间并无干系。

　　鄂的源头在东鄂还是西鄂？上述“同源异流”“西鄂南迁”或是“互不相干”三种说法，也是各有千秋。

　　源头问题或许还要再论千年，甚至永无定论。但熊渠伐扬越“至于鄂”以后，《史记》《说苑》《九章》等各种历史文献和名人著述，对于东鄂的记载开始逐渐清晰。 （楚昕）

2026.08.06《鄂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