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到底是谁投了毛主席一票，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的关键人物：王稼祥那一记关键“支持”，对革命有多重要？

提起遵义会议，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党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很多人好奇，在当年这场激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谁站出来鼎力支持毛泽东，推动会议扭转局面？这个人，就是王稼祥。

遵义会议召开的沉重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党中央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主导。博古、李德照搬外国革命经验，脱离苏区实际情况指挥作战，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启万里长征。

长征初期，错误的军事指挥依旧没有纠正，红军一路被动挨打。惨烈的湘江战役过后，出发时8.6万红军，锐减至三万多人，革命形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

突破重重封锁之后，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得到短暂的休整窗口期。在此背景下，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就此召开。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深刻意识到，必须彻底反思错误的军事路线，拨正红军前进的航向。

教条主义笼罩下，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博古，军事指挥大权掌握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手中。这一批留苏归来的干部，机械照搬苏联革命模式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很多重大决策都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接连出现的几次“左”倾错误，都和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存在关联。

那段时间，毛泽东虽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是军事指挥权遭到剥夺，在军事决策层面被边缘化。面对接连的军事失利，毛泽东不断思考突围的出路，也在寻找志同道合、能够看清教条主义危害的同志。

王稼祥，便是在这个关键节点，成为了重要的力量。

王稼祥：留苏出身，却坚持立足中国革命现实

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曾经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他虽然有留苏背景，但为人正直，反对搞小圈子拉帮结派。

回国抵达中央苏区之后，王稼祥历任中华苏维埃军委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的种种做法，王稼祥并不附和盲从。

在残酷的斗争实践当中，王稼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立足国情、“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才是正确道路。长征路上，因为身负战伤，王稼祥坐担架随军行军，经常和同样坐担架的毛泽东交流。

一路上，两人反复探讨红军作战方针、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亲眼目睹教条主义带来的惨重损失之后，王稼祥彻底看清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坚定站到支持正确军事路线这一边。

抱伤参会，王稼祥会上挺身而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召开。

王稼祥此前遭敌机轰炸身负重伤，腹部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即便身体饱受病痛折磨，他也坚决要参加这次会议。工作人员特意给他准备了藤躺椅，方便他带伤参会。伤痛发作的时候，他就捂着腹部坚持听会，全程三天会议一场都没有缺席。

本次会议参会人员一共二十人：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红军总部以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翻译伍修权。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剥夺军事领导权，这也是时隔两年多，他再一次参与核心军事决策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作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咎于客观物质条件不足，回避自身军事指挥教条主义的严重失误。

随后周恩来作军事副报告，他没有推卸责任，客观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多重原因，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明确提出，必须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红军才有出路。

紧接着，张闻天率先站出来发言，尖锐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之后毛泽东发言，条理清晰地剖析博古、李德在作战指挥上一系列严重错误。

会上观点出现明显分歧，一部分同志依旧受教条主义束缚，认同博古、李德的说法。就在这个僵持的关键时刻，王稼祥从躺椅上撑起身，按住腹部伤口，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旗帜鲜明地表态，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分析。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我们军事战略战术出现严重错误，客观困难只是次要因素。

王稼祥资历深、分量重，他的表态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他的带动之下，不少原本立场摇摆的同志纷纷转变态度，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的局势就此扭转。

（ 补充史实：遵义会议并没有采取投票表决的形式。毛泽东后来所说王稼祥投下“关键一票”，是形象化的说法，指代王稼祥在会上挺身而出的关键发言，对统一与会同志思想起到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遵义会议做出重大调整，革命迎来伟大转折

会议闭幕之后，中央形成几条重要决议：

1. 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2. 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经常委审阅之后下发全党学习；

3. 政治局常委内部进行重新分工；

4. 撤销旧的“三人团”，军事指挥依旧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伍修权后来回忆，毛泽东展现出高超的政治策略：遵义会议上，只聚焦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暂时不触碰政治路线分歧。这样最大限度团结了大多数同志，集中全部力量解决当时生死攸关的军事难题。

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红军军事指挥。这也标志着，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军事决策的核心位置。

写在最后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身革命的现实问题。

这份伟大转折的背后，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以大局为重，抛开个人立场，纠正错误路线，才共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挺身而出，是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无愧于遵义会议大功臣的称号。正是这次伟大转折，为后来长征胜利、全国革命解放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