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来

编辑|思雨

一个放牛娃出身、当过和尚讨过饭的人，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两位皇帝之一。

排在他前面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个评价不是野史八卦，而是毛泽东在读冯梦龙《智囊》时亲笔写下的批注：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一位亲手指挥过千军万马、把弱势红军带到延安又带到北京的现代军事家，为什么会把六百年前一个泥腿子出身的皇帝抬到这样的高度？

表面上看是运气好、手下能打

对朱元璋军事能力的第一层理解，大多数人是从演义和影视剧里得来的。

在很多人印象中，朱元璋能打下天下，靠的是三样东西。一是命好——生在元朝末年，天下大乱，谁抢得快谁就是皇帝。二是人好——徐达、常遇春、汤和、蓝玉，一群能打的老兄弟，跟着他从濠州一路杀到大都。三是脑子好——身边有刘伯温、李善长、朱升这样的谋士，替他出主意。

按这个逻辑，朱元璋更像一个"公司老板"，负责识人用人，具体的仗都是手下打的。徐达攻大都、常遇春夺山东、傅友德平云南，这些赫赫战功的主角似乎都不是他本人。至于他的军事水平，很多人愿意用"善用人"三个字打发过去。

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错，但明显轻了。

翻开正史就会发现一个绕不开的事实：朱元璋从二十五岁投军，到四十岁称帝，中间十五年时间，几乎所有重大战役的战略决策都是他亲自拍板的。龙湾之战他亲自设伏，鄱阳湖之战他亲自督师，北伐大都他亲自定线路。这不是一个只坐在南京城里画图的老板，而是一个从头到尾泡在战场上的一线指挥官。

更重要的是，评价一个军事家的水平，从来不看他打过多少胜仗，而是看他在什么样的对手、什么样的条件下打胜的。朱元璋起兵时手里只有几十人，属于元末群雄里最不起眼的那一档。他要面对的对手，是雄踞长江上游、拥兵六十万的陈友谅，是盘踞江浙富庶之地的张士诚，还有虽然衰败但仍号称百万控弦的元帝国。

一个从最弱的位置起步、最终把这些对手全部消灭的人，如果只用"运气好"来解释，历史就太便宜了。真正的问题是：他到底是怎么打的？

他每一步都在做同一件事

如果沿着朱元璋的作战轨迹一路看下来，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他几乎从不打没准备的仗，也几乎从不在敌人希望的时间、地点、方式上开战。

先看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的龙湾之战。

那时的陈友谅刚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拥兵数十万，顺江而下要一口吞掉朱元璋。朱元璋当时守在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兵力远远不及。手下将领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放弃应天退守钟山，一派主张干脆投降。朱元璋没有听任何一派。他做了一件今天看来仍然大胆的事：让陈友谅的老熟人康茂才写了一封诈降信，把陈友谅诱到江东桥。

陈友谅信了。他带着庞大的舰队溯流而上，来到约定的江东桥，才发现那座他以为的木桥其实是石桥，暗号也对不上，中了埋伏。朱元璋在龙湾伏兵四起，陈友谅的水军被截成几段，战船被缴数百艘，本人狼狈逃回江州。

这一战之后，很多人对朱元璋刮目相看的不是他敢打，而是他敢等。史书里记载，在诱敌那几天，朱元璋按兵不动，任凭陈友谅在长江上耀武扬威。这份沉住气的耐心，在乱世里是稀有品。

再看两年之后的鄱阳湖之战。这一战在中国水战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赤壁。

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倾巢而出，号称六十万大军、数百艘巨舰，围攻南昌。守将朱文正是朱元璋的侄子，硬扛了八十五天。朱元璋亲率二十万水师从南京出发救援，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战船更是被陈友谅的巨型楼船压得抬不起头。据《明史》和相关史料记载，陈友谅的楼船一字排开，长达十几里，朱元璋这边多是缴获的旧船和临时征来的渔船。

前三天，朱军几乎被压着打，主帅的座舰都被炮石击中差点被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朱元璋做出了两个决定，改变了整场战争的走向。

第一个决定是采纳部将郭兴的建议，用小船装火药，趁东北风一夜之间焚毁陈军二十余艘巨舰，陈友谅两个亲弟弟和一批平章战死。第二个决定更关键：他没有急着追击，而是分兵封锁鄱阳湖口，堵住陈友谅退回长江的通道。

这一堵，就是一个多月。陈友谅粮尽突围，在湖口遭到岸上万箭齐发的截杀，本人探出船舱观察战况，被一支流矢正中头颅当场毙命。号称六十万的汉军，或死或降，从此再没有站起来。

鄱阳湖之战值得反复咀嚼的一点，在于朱元璋的决策路径。表面看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水战，实质是一次极其精准的战略计算——他判断出陈友谅久攻南昌不下、锐气已挫；判断出鄱阳湖水位在秋天会下降，陈军的大船会陷于被动；判断出只要断了退路，六十万人拖不起持久战。这不是靠灵光一现，而是靠对天时、地利、人心的全盘掌握。

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他此前对张士诚和陈友谅的排序。当时几乎所有谋士都建议先打相对弱一点的张士诚，朱元璋却坚持先打更强的陈友谅。他的理由是：张士诚器小，只知自保，我打陈友谅他不敢来救；陈友谅志骄，若我先打张士诚，他一定倾巢来袭，我就两面受敌。

后来的事实完全按他的判断走。这种在大局上的清醒，比任何一场胜仗都更难得。

把弱势打成了强势

看到这里，朱元璋的军事水平已经不是"善于用人"能概括的了。但要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他放在李世民之后、其他所有帝王之上，还需要再往深挖一层。

毛泽东评论李世民的军事艺术时，用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这句话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他理解古代战争的钥匙。

朱元璋恰好是把这套逻辑用得最透的古代皇帝之一。

先说"以弱当强"。他起兵之初实力最弱，如果按照当时红巾军的通行做法，早早称王称帝，会立刻成为元军和其他势力的靶子。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叫朱升的老儒生给他献上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九字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句话是极其精明的军事经济学。高筑墙意味着战略防御，广积粮意味着后勤储备，缓称王意味着降低敌人的关注度。

朱元璋在应天默默经营了整整六年。这六年里，北方的红巾军小明王和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打得天翻地覆，他基本不掺和，只做两件事：种地、练兵。等到诸雄互相消耗得差不多了，他才亮剑。这份耐心，在急功近利的乱世里是极端稀缺的品质。用现代话说，他在别人拼命上桌下注的时候，一直在数手里的筹码。

再说"以强当弱"。等到他真正出手时，几乎每一次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吃掉对方一路。打陈友谅是这样，打张士诚也是这样。至正二十六年围攻苏州，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万，把张士诚困在城里整整十个月，城破之日，张士诚上吊未遂被押到应天赐死。这场围城战没有什么惊天奇谋，靠的就是绝对优势下的耐心消耗。

真正让朱元璋的军事艺术登上顶峰的，是1367年冬天定下的北伐战略。

这一年十月，朱元璋在应天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北伐灭元。徐达、常遇春这些猛将大多主张直捣大都，一鼓作气结束战争。朱元璋否决了他们的意见，提出了一套令人惊叹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

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不要一头扎进敌人的中心，而是先切掉大都的门户山东，再打掉侧翼河南，占据潼关这个战略枢纽，把元朝的中央和西北、山西的联系全部切断。等到大都变成一座孤城，仗根本不用打就能拿下。

北伐大军按这个计划推进，从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出发，到洪武元年七月，徐达兵不血刃逼近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逃，前后不到一年。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从南向北完成统一，就是这样一个泥腿子出身的皇帝在南京地图前拍板定下的。

这份战略视野，在整个中国古代帝王里都非常罕见。它是建立在对整个天下形势的冷静判断之上。毛泽东在指挥解放战争时，曾多次谈到打仗要有全局观，要善于选择主要方向、集中兵力。朱元璋这套北伐方案，与那种全局思维在气质上高度相通。

结尾

回过头看毛泽东对朱元璋的排名，其实并不难理解。他欣赏的不是一时一地的胜负，而是一种气质：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保持清醒，在别人躁动的时候能够沉住气，在决定性的关头敢下决定性的注。

朱元璋出身之低，在中国所有开国皇帝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没有家世可以依托，没有正规的军事教育，甚至连基本的读书识字都是在寺庙和军旅中一点点补上的。但他用十五年时间，从一个投奔郭子兴的普通士兵，走到了南京的皇宫。这段路上，他要面对的每一个对手都比他起点更高、资源更多。

真正让他走完这段路的，不是天赋，也不是运气，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他从不高估自己的力量，也从不低估对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狠；他不追求漂亮，只追求有效。

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在《智囊》边上写下那句批注时，真正想说的东西。军事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运筹帷幄的潇洒，而是从最弱的位置一步步把自己打成最强的那种笨功夫。

今天再看朱元璋这条从和尚到皇帝的路，我们或许更应该问一个问题：一个人真正的能力，究竟是靠天赋决定的，还是靠他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如何选择决定的呢？

【主要信源】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明史·太祖本纪》，张廷玉等编，清代官修

《明史·徐达传》《明史·常遇春传》，张廷玉等编

《明太祖实录》，明代官方编纂

《朱元璋的统一方略》，中国国防报·中国军网，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