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湘赣边界，一支队伍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就是“秋收起义”。

这场起义的参与者里，日后走出了一位元帅、一位大将、五位上将，加上中将、少将，共计23位开国将帅。

这些人在起义时，有的是团级干部，有的不过是普通一兵。

从湘赣边界的枪声打响，到后来各自在战场上独当一面，每个人走过的路都不一样。他们当年到底担任什么职务？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个位置的？

一场起义，从筹备到打响

1927年夏天，国内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剧烈变化，各地的工农武装陷入极大的困境。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离开汉口，奔赴湖南。他身上带着一个任务：在湘赣边界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打出自己的旗号来。

毛泽东到长沙后，先在郊外沈家大屋参加了湖南省委的一次会议。会上，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句话不是口号，是他对当时局面的判断。手里没有武装，什么都谈不上。

起义的筹备工作分两条线走。军事这条线，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负责统筹武装力量的调度和作战决策。

地方这条线，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任书记，负责各地党组织的配合和地方工作。两套机构分工清楚，配合运作。

部队番号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没有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这是一个明确的表态。全师总兵力在五千人左右，下辖三个团。总指挥卢德铭，当时只有二十二岁，黄埔军校毕业，打过仗，有经验。师长余洒度主持日常军务，副师长余贲民协助工作。

三个团的来源各不相同。第一团的主力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人马，团长钟文璋。第二团由安源煤矿的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以及萍乡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新亚。

第三团的骨干是原警卫团的一个营，加上浏阳地区的工农武装，团长苏先骏。除了这三个团，起义前还收编了一支当地的武装，头目叫邱国轩，编成一个团，整合进来听用。

1927年9月9日，起义正式打响。铁路工人和农民先动手，把岳阳到黄沙街、长沙到株洲的两段铁路破坏掉，切断了敌人的运输通道。随后三个团分头出击。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9月10日打下平江县龙门厂。路过金坪的时候，收编进来的邱国轩部突然翻脸，从背后打过来。第一团前后受敌，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了两百多人，团长钟文璋在混乱中失踪，部队被迫撤向浏阳。

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萍乡没有成功，转而打下老关、醴陵，又向北拿下浏阳。9月16日，四面都是敌人，部队被打散。第三团在铜鼓起义，连续拿下白沙镇和东门市，9月14日遭到两路夹击，撑不住，退向上坪。

三路人马全都碰了壁。毛泽东在前方掌握着各处的消息，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部队撤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人马陆续到齐。

文家市一夜，争了多久

文家市位于湖南浏阳县，是个不大的地方，但1927年9月19日晚上在这里发生的那场会议，对这支队伍的走向影响极大。

开会的地点在里仁学校。到场的有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第一团代理团长陈浩、第三团团长苏先骏，还有营以上的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会议一开始，分歧就摆在桌面上。

毛泽东说得很直接：三路部队都折了，敌人在长沙周围集中了大量兵力，这时候硬攻只有打光。与其在城市周围耗下去，不如向罗霄山脉方向转移，找一块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站稳脚跟，积蓄力量。他说，要当"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山大王"，走武装割据的路子。

余洒度不同意，坚持要打长沙。苏先骏的态度更直接，当场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

会场里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逐条辩论，他把现实情况摆出来：兵力损耗了多少，敌人的部署是什么样，继续进攻长沙的胜算有几成。总指挥卢德铭这时候表了态，他支持毛泽东。卢德铭在部队里威望高，他这一表态，局面就定了。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放弃攻打长沙，沿罗霄山脉向南撤退，保存力量，另寻立足之地。

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一千五百余人从文家市出发，向南行进。

芦溪遇伏与三湾重建

1927年9月25日，部队南下没走多远，就在江西萍乡的芦溪县遭到伏击。

行军途中，国民党军队提前布好阵势，在芦溪一带等着。起义部队进入伏击圈后，枪声突然打响。战斗中，总指挥卢德铭冲在前面，中弹牺牲，年仅22岁。

卢德铭牺牲后，毛泽东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这不是夸张，而是一个军事指挥者在失去了最得力的武装骨干后说出来的实话。卢德铭的牺牲，让这支本来已经减员严重的队伍更加艰难。

芦溪之后，部队继续南行。9月26日前后，打下莲花县城。就在这里，宋任穷带来了一封江西省委的信件，信里提到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县有党掌握的武装，当地条件适合立足。毛泽东看完信，上井冈山的方向就此确定下来。

部队继续走，走到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是1927年9月29日到10月3日。

到三湾的时候，人数已经不足一千。从出发时的五千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不足千人，减员超过八成。这支队伍需要重新整顿，否则走不下去。

三湾改编就在这几天里完成。

改编的第一件事是缩编。把原来的师级建制缩减成团，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有兵力约七百人。这不是一次扩编，而是把缩水的兵力和缩水的建制对应起来，让结构更实在。

改编的第二件事更关键：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配置党代表，团和营一级建立党委。这套制度的意思是，从班排开始，每个层级都有党的组织在里面，行动上的统一靠的不只是军事命令，党组织嵌在军队里，成为实际的核心。

改编还推行了官兵平等的制度：经济公开，民主管理，官兵待遇拉平，不许打骂士兵。这在当时的军队里不常见，士兵的状态因此稳住了不少。

三湾改编之后，这支队伍有了新的骨架，陆续向井冈山方向进发。

二十多位将帅，当年都是谁

从秋收起义队伍里走出来的开国将帅，经过后来史料的整理，大约有二十三位。军衔从元帅到少将，跨度很大，而他们在起义时的职务，各自不同。

罗荣桓，湖南衡山人，1902年生，是这批人里军衔最高的，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也是十大元帅之一。秋收起义时，他的职务是师属特务连党代表，不是作战主力团的指挥员，而是负责一支特务连的党务工作。后来上了井冈山，他在政治工作这条线上一直走下去。

抗战期间他到山东主持工作，在那里建起了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东北野战军和后来的第四野战军的政委，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都有他参与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了1955年全军大授衔工作，位置是总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部长。1963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

谭政，湖南湘乡人，1906年生，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秋收起义时，他的职务是第一师第一团团部书记，做的是文书类工作，不是作战岗位。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谭政当年参军，是陈赓建议的，谭政是陈赓的妹夫，也就是谭政的第一任妻子是陈赓的妹妹。

三湾改编后，谭政跟着上井冈山，后来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军政治部主任，走的同样是政治工作的路线。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野政治部主任、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88年，谭政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上将一共五位，每个人在秋收起义时的起点也不一样。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08年生。起义时是第一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也有史料写的是党代表，两种说法都有记载。他是这批上将里起点职务最高的之一，带兵打仗是他的本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8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陈伯钧，1910年生。起义时的职务是第三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排长，基层作战岗位，管着几十个人。从排长做起，一路走到上将，这条路走了将近三十年。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4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宋任穷，湖南浏阳人，1909年生。起义时是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第四团第二中队党代表，这个编制比前三个团晚一些，属于地方武装的干部。正是他，在莲花县把江西省委的信件送到了毛泽东手上，算是为部队上井冈山的方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5年去世，享年九十六岁，是这批人里活得最长的。

陈士榘，湖北荆门人，1909年生。秋收起义时是普通战士，没有任何干部职务。从一个普通战士走到1955年授衔时的上将，他走过了土地革命、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全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5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黄永胜，湖北咸宁人，1910年生。秋收起义时同样是普通战士，和陈士榘情况相近，起点在最基础的层级。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李涛，湖南省汝城县延寿瑶族乡新坡村人，1925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汝城工农武装，编入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第 1 团 1 营党代表 湘南工农骨干，参与秋收起义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李涛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兼第1局局长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校长，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12月20日在广州病逝，享年65岁。

钟期光，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地方党组织负责人 部队隶属秋收起义第 1 师序列，参与攻打平江行动；起义之后奉命留在平江坚持游击，没有跟随主力向文家市、芦溪、井冈山转移。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5月22日，钟期光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将一级，经史料整理，秋收起义队伍里走出来的有八位，分别是：张令彬、杨梅生、谭冠三、谭希林、刘先胜、赖毅、郭鹏、韩伟。

少将一级有五位，分别是王耀南、龙开富、杨世明、余光文，以及李贞。李贞是这批人里唯一的女性，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开国女将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把这些人放在一起看，秋收起义时他们的职务跨度非常大：有总指挥一级的（卢德铭，已牺牲），有团长级别的，有连排级别的，有党代表、书记职务的，有普通战士。

职务高低和日后的军衔高低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两位普通战士陈士榘和黄永胜，后来都走到了上将。谭政在起义时做的是文书，最终成了大将。罗荣桓管的是一个特务连的党务，最终挂的是元帅。

一支从湘赣边界出发、在山路上减员、在三湾重新整编的队伍，里面有这些人。他们在起义时的职务，是各自出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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