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退休为啥非得回原籍？未必真想回，是不敢不回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八十六岁的贺知章向唐玄宗递了一封奏疏，称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致仕还乡，还提出要把山阴老家的旧宅捐出来做道观。玄宗准了，亲自作诗送行，太子率百官饯行，恩宠盛极一时。

不久后，贺知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写下那首传诵千年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然而这首诗温情的背后，却是一套冰冷的官场制度。

告老也就是“致仕”，致仕这个词出自《春秋公羊传》，原文为“退而致仕”。‌东汉经学家何休对此注释为“致仕，还禄位于君”，意思是把官职和权力交还给君主。交还完，人就该“还乡”，也就是回原籍去，不能赖在任职的地方。

这条规矩，从周代就有了雏形。《礼记·曲礼上》有言：大夫七十而致事。七十岁，把差事交了，回自己的老家养老。但要注意，周代多为世卿世禄，爹是官，儿子就是官，职位和收入都能传给子孙，老家早就经营成了"采邑"，跟个城市没啥两样。即便当时告老还乡还是礼制，没有成文法，官员退休后，一般是愿意回去当土皇帝的。

当然也有头铁的，比如鲁国三桓这类强宗，不愿意回采邑，长期留在国都曲阜把持朝政，最后引发政治冲突。

到了秦汉时期，世卿世禄被废除，流动性官僚体系建立，致仕从贵族礼仪变成了制度。

既然是制度，退休福利自然要有保障。于是汉平帝元始元年，也就是公元1年，朝廷特地立法：比二千石以上的高官致仕后，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

这笔钱自然是用来给官员回家养老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项退休俸禄制度。二千石相当于郡守、州刺史，属于高级地方大员。品级低的小官，致仕后没有俸禄，只能靠自己的土地和积蓄生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告老还乡实则是统治术：高官卸任留在京城或地方，容易串联旧部、干预朝政；花点小钱打发他们回到原籍，人脉网络被空间切断，皇权才安稳。至于小官，退休后回老家，也掀不起多大风浪，所以待遇这块还没重视。

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御史中丞沈渊上奏，百官年老七十者，皆令致仕。这是朝廷首次把七十岁退休定为法律。到了唐代，制度越发完善。《大唐令》规定：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闻。当时，五品以上高官致仕，需皇帝批准；六品以下，自己打个申请就行。

原因很简单，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致仕后退休待遇区别挺大，前者终身半禄，后者一般是给四年半禄，后面就靠当官时发放的永业田收租养老。一直到天宝九载（750年）后，退休金才改成了大小官员都是终身制。

而贺知章，就是这套制度下的正面范本。他长期做京官，身居高位，原籍山阴本有家产，永业田也分了不少，致仕时皇帝又赐了鉴湖一曲。资产和原籍绑定，还乡是体面事，也是安心事。

不过这套优待，只覆盖少数高官。绝大多数外放的中下层官员，退休后其实过得并不如意。比如有的官员本身家底就不厚，在外当官多年，俸禄微薄，致仕后退休金也不多，只能靠永业田收点租金过日子。也有些官员脑瓜子灵活，趁着在外任职，利用机会低价购置了些土地、建了宅院。结果退休后，申请在当地养老被拒绝，田产房产很难处置，鸡飞蛋打。

就拿苏轼来说，就是典型的冤大头。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多次外放、贬谪，先是在黄州购置东坡田地，躬耕自给。贬惠州时，看中白鹤峰，买地修了二十间房屋，凿井，规划在此终老，写下“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后来再次贬去海南儋州，计划落空了。

等到遇赦北归，眉山老家早已破败，家族资产流失。于是他不再想回四川，想去早年曾购置田产的常州，于是上表《乞常州居住表》，恳求朝廷允许自己不回原籍，定居常州养老。理由倒是挺合理：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意思是四川老家没有田产，回去无法生存；资产田地都在常州，只能留在那里过日子。朝廷最终批准了，但遗憾的是，一个多月后，苏轼就病逝常州。

严格来说，苏轼并非破例。他算打了个擦边球，因为他没有在常州任过职。后来，在当地低价买地这个漏洞也上了补丁。明代律法明文规定：凡有司官，不得于任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田宅入官。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让我买，我就让亲戚朋友代买；你让我回老家，我就提前在老家周边买。

但不管如何，这套制度贯穿汉至明清。到了明代，白话文小说已经大量出现“告老还乡”这个词。这一制度，基本成了普遍认知。清初康熙朝，这套制度再次完善，强制勒令退休官员返乡，尤其是京官。其实发展到这里，不只是维稳，也有缓解京城人口压力、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

一方面，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1795年到1882年，北京内外城人口从15.74万户、74万人飙升至21.8万户、108万人，形成"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局面。另一方面，官员品级越高，前来攀附的族人越多，退休后全部打包带走，既减少了京城人口，一大家子人也能促进当地消费。

只能说，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强制退休官员回乡，许多人被迫低价变卖不动产，因此损失惨重，从而滋生不满；放宽允许就地居住，卸任官员容易盘踞地方，兼并土地、把持乡政，侵蚀基层治理与国家赋税。贺知章《回乡偶书》那种诗意，更多是上层士大夫的理想图景。对绝大多数外放基层官员而言，致仕还乡还是一道残酷的经济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