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决战东北的情报定海神针，隐蔽战线的传奇布局者邹大鹏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在中共情报战线的史册上，有这样一位大佬级人物。他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社会部部长、国务院情报总署署长等要职，一手搭建起东北乃至东北亚的情报网络，连林彪都曾专门致电致谢，却始终鲜为世人熟知。他就是邹大鹏，辽宁省辽阳县人，1926年入党，用一生书写了一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1907年，邹大鹏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骨子里的韧劲打小就藏不住。青年时在凤凰城省立二师读书，他不甘于眼睁睁看着国家被列强欺凌，主动投身反帝爱国活动，慢慢摸清了自己要走的路。1925年，他从北平考入汉阳兵工学校，一年后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扛起了该校支部书记的担子。

敢闯敢拼的性子，让他很快站上了斗争前线。因为参与汉阳兵工厂大罢工，邹大鹏被学校开除，只能辗转返回东北。之后的几年里，他先后出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青年部主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职，和战友们一起在白山黑水间拓荒。那时候的北满，还是革命的处女地，他们凭着四年的顽强坚守，掀起了一场场反帝爱国运动，建党组织、育骨干、播火种，硬生生把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可革命从不是一帆风顺的。1931年，因为不满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错误做法，邹大鹏被错误开除党籍。换做别人，或许早就心灰意冷，但他没有——哪怕脱离了组织，革命的火种也在他心里烧得旺。他四处寻找党组织，期间先后加入邓铁梅、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跟着队伍冲锋陷阵，一刻也没停下抗日的脚步。

1935年，经南汉宸介绍，邹大鹏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1936年，他被调往延安学习，之后历任总政联络科长、晋绥调查局局长等职，慢慢成长为情报战线的得力干将。到了1944年10月，中央社会部给了他一项重任，从延安奔赴胶东，担任区党委联络部长，核心任务就是悄悄布局，发展东北的情报工作。谁也没想到，这项看似普通的任命，后来竟改写了东北战局的走向。

大家都知道，二战结束后，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曾克林部队是最早挥戈北上的中共军事力量。

但很少有人知晓，还有一支队伍比他们更早踏入东北，那就是由中央直接下令、邹大鹏任书记的“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这支出击，藏着一场破局的硬仗。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落幕，苏、美、英三国和国民党政府敲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东北在苏军撤出后只能由国民党接管。这意味着，中共军队不能受降日军，不能接苏方援助，甚至能不能踏入东北都成了未知数。局势一下子被逼到了绝境，中央急得上火，火速下令让邹大鹏在胶东组建临时东北工委，带着一百多名情报、城工干部和一支精干武装，揣着电台赶赴东北。

1945年8月26日，邹大鹏带队跨海东征。从烟台出发时，美军在海上布下层层封锁，他们凭着过人的胆识和周密的部署，硬生生冲破阻碍，强渡渤海，率先在辽东庄河县登陆。一落地，他们就迅速摧毁当地敌伪警察部队和伪政权，还成功和苏联红军搭上了线，算是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站稳脚的第一时间，邹大鹏就带着人深入调研，把庄河县解放经过和东北的真实情况，一条条梳理清楚，连夜发电报给中央。他在电报里直言，苏军只占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地区还是日伪把控，汉奸土匪横行，老百姓盼着解放盼得望眼欲穿；更关键的是，国民党虽有协议撑腰，却鞭长莫及，短期内根本调不来足够的兵力，而苏军对我方的活动，不仅默认，还会暗中相助。这是天赐的机会，必须趁虚而入拿下东北。

这份情报送到延安后，立刻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结合邹大鹏和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中央反复研究，最终定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方针，火速调整部署，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东北，打造背靠苏联、连接蒙古的革命根据地。1945年9月15日，中央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陆续派出30万部队、2万多名干部，其中包括20名中央委员、10名候补中央委员，分批进驻东北；还急令林彪中途改道，赶赴东北统一指挥军事工作，组建东北军区，整合所有进驻东北的部队。等到国民党主力赶到时，我方早已布好棋局，占尽先手。

邹大鹏和临时东北工委，就是突破雅尔塔会议“禁区”的先遣队，他们带去的电台，也是最早进入东北的电台。他提供的情报，成了中央调整战略的关键参考，连毛泽东、周恩来都对他赞不绝口。同年9月，东北局社会部成立，邹大鹏出任第二部长，专门分管情报工作。他很快充实干部、健全机构，把敌区情报组织一点点铺展开来，为东北战场的正面作战，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防线。

东北社会部刚成立没多久，邹大鹏就盯上了长春。这座城市是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据点，拿下它的情报，对后续作战至关重要。他选派高级情工田琛秘密潜入长春，主持情报部署工作。田琛不负所托，经过层层甄别考察，派白山、田羽等人，借着伪满军校的同学、师生关系，成功打入驻防长春的敌军第四纵队；之后又吸纳杨元甲、解德全、齐振等人，潜伏到国民党军城防主力第二纵队的司令部参谋处，把敌人的核心部门盯了个严实。

1946年初，中共决定趁蒋军正规军未到，拿下长春。邹大鹏早早就给田琛下了命令，让他抓紧搜集敌军动向和城防情报，还特意叮嘱要绘制成《长春防守部署要图》，把敌防区划分、阵地布置、火力配备这些关键信息，都标得一清二楚。可他还是不放心，长春解放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差错。于是，在敌区情报人员的掩护下，邹大鹏亲自化装潜入长春，实地核对情报、勘察地形，确认无误后，才带着这份绝密情报，安全返回哈尔滨，交给东北局和军区领导。

1946年4月14日，靠着邹大鹏团队提供的精准情报，东北解放军一举攻破长春，全歼守敌两万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这是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以来的重大胜利，而这场胜利的背后，离不开邹大鹏深入虎穴的勇气和情报工作的扎实铺垫。战后，他因功被任命为长春特别市市长，同时兼任长春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唐天际任军管会主任，朱光担任市委书记，张文海任副市长。

拿下长春后，邹大鹏的情报工作没停步。1947年10月，辽南战局一片向好，可战略要地营口却久攻不下。我辽南军区部队强攻几次，都没能突破防线。东北社会部和大连社会部商量后，决定换个思路，策反营口驻军主力、敌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这个重任主要交给了辽南站情报站长石迪。

第一次解放长春时，石迪在俘虏里挑中了政治条件不错的少校参谋廉政。邹大鹏特意亲自和廉政谈话，耐心开导教育，之后派他回暂编58师。靠着和王家善的师生关系，廉政很快被任命为中校作战科长，悄悄在敌营里扎了根。没多久，他就发展了几个可靠的关系，组建起情报小组，一边和王家善周旋，一边潜移默化地影响他，慢慢动摇了王家善的立场。其实王家善早就对国民党的歧视和钳制不满，经这么一引导，很快就下定决心反正。

1948年2月23日，我方派辽南军区司令吴瑞林、大连社会部副部长马次清和石迪，在大石桥和王家善的代表正式谈判，很快达成协议。两天后，王家善率部八千多人宣布起义，营口顺利和平解放。起义部队不仅逮捕了营口市长袁鸿逵、交警纵队队长李安等38名军政官员，还协助我军歼灭交警纵队三千多人，狠狠震动了东北战局。

其实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长春的地下组织特别多，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徐慎系统、吉北联络处，东北局社会部领导的长春工作站，还有东北军区松前指挥部的情报小组、吕天系统等，都在暗中发力。只不过一开始斗争环境太危险，加上是多线派遣，各小组只能分散活动、各自为战，彼此之间没有横向联系，工作起来难度极大。

直到1947年11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成立长春工委，才把这些力量统筹起来，集中开展以长春为中心的敌占城市工作。

1948年4月，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再度攻打长春。这一次，地下情报网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仅1948年3月到8月，长春工委情工组就搜集到警报性情报45份、重要情报180份、次要情报95份、一般情报93份，还硬生生搞到了长春64座钢筋永久工事的图纸，以及国民党在洮南、海拉尔、哈尔滨等多地潜伏的特务名单。

松江军区前指领导的张正平小组，更是玩出了“暗度陈仓”的操作。他们开办了一家“富源长制米厂”，表面上是做粮食生意，暗地里却是地下联络点。靠着和国民党新7军各级军需部门的业务往来，他们摸清了守军的具体人数；还借着各种关系，打进国民党长春空军站，把驻长空军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时，当地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有1200多人，其中既有党员，也有不少爱国群众，正是这股隐秘的力量，为解放长春铺好了路。

1947年底，中国内战进入决战阶段，而大决战的序幕，就从东北拉开。邹大鹏心里清楚，大决战拼的不只是兵力，更是情报！他给东北社会部定下了明确的情报工作方针：“长期内线，精干隐蔽，以内线为取得情报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要目的。”有了清晰的方向，东北的情报工作越做越顺，很快就织起了一张覆盖东北的情报网。

沈阳作为国民党在东北的核心据点，自然成了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1946年，邹大鹏派赵明前往沈阳，赵明一开始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后来成功打入东北行辕经委会交通处，每天都能把国民党的军事调动情报，及时准确地传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可意外还是发生了，1947年11月，沈阳地下工作负责人王同安被捕叛变，敌人立刻展开大搜捕，幸好赵明反应快，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撤离，才保住了情报网的核心力量。

1948年2月，邹大鹏亲自点将，派周立浩重新开辟沈阳情报工作，目标直指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周立浩不负重托，靠着各种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很快组建起代号“方涛”的军事情报小组。这个代号藏着深意，是提醒组员们，他们就像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方舟，既要同舟共济，更要时刻警惕。邹大鹏坐镇后方，直接指挥这个小组，而就是这支队伍，后来成了辽沈战役中最锋利的“隐形尖刀”。

方涛小组的22名成员，没一个是中共党员，却个个身怀绝技。剿总四处的李英泽管着军队粮秣、被服、薪饷汇总，能精准掌握前线兵员和武器的增减；剿总二处的情报参谋高振海，负责汇总国民党谍报人员搜集的我方情报，两人联手，既能送回敌情，也能摸清敌人眼中的“我情”，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沈阳铁路警务处的陈继，木刻手艺精湛，做的证件能以假乱真，周立浩的记者证、身份证，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后来他晋升督察官，能参加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每次都能把会议内容完整传回组织，还借着和二〇七师通讯连长攀老乡的机会，把组员田春和安插进电台当机务员，拿到了敌军电报密码和抚顺城防图。

辽沈决战前，廖耀湘的第九兵团要西进增援锦州，他的作战计划，成了决定战局的关键。林立雄是方涛小组安插在第九兵团作战处的参谋，他发现作战计划被袁参谋保管后，立刻派勤务兵郑理拿到保密柜钥匙，连夜抄写。可文件太长，抄到天亮都没抄完，袁参谋上班发现文件失踪，当场吓得魂飞魄散，科长大怒说要枪毙他。林立雄一边假意帮忙找，一边让郑理赶紧送回文件，趁乱把文件塞回一堆资料里，袁参谋找到后，怕担责任不敢声张，这份关键情报，就这样被苏仲武密缝在鞋底，几经辗转送到了东野指挥部。

整个辽沈战役期间，方涛小组送出了近千份军事机密情报，除了廖耀湘的作战计划，还有国民党军的调动部署、口令密码等，东野最高指挥部对他们评价极高，说他们是“剿总司令部里的两只眼睛”，邹大鹏也直言，这个小组能抵得上几个军几个师。到1948年初，邹大鹏搭建的情报网，已经能掌控东北全局，有时候敌人的命令还没下达，我方的应对措施就已经布置妥当，战场上的主动权，彻底被我们握在了手里。

锦州战役后，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沈阳的卫立煌早已惶惶不可终日。中央考虑到沈阳是历史名城，工业基础雄厚，下令必须和平解放，减少破坏，这个重任，再次落到了东北社会部肩上。其实邹大鹏早就预判到沈阳的重要性，提前把重要内线王凤起派了过去。王凤起是辽宁人，黄埔毕业，少将军衔，有正义感，之前是东北行辕高参，他的夫人是阎宝航、高崇民的好友，夫妻俩曾私下去哈尔滨探望高崇民，经高崇民介绍认识了邹大鹏。邹大鹏亲自和他谈话，当面交代任务，王凤起毫不犹豫，主动扛起了策反的重任。

回到沈阳后，王凤起先发展了黄埔同学秦祥征，帮他当上蒋军新建的沈阳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自己则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牢牢掌控了这支师级部队；之后又争取到53师师长许庚扬，还摸清了53军副军长赵国屏的犹豫态度。邹大鹏特意派赵国屏的世交、中学同学李述笥，带着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去找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赵国屏最终答应伺机起义。

与此同时，邹大鹏还通过高崇民，争取到了军统局少将设计委员、东北铁路警察局局长王化一，以及辽宁粮食管理局兼东北剿总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圣一。两人早就对国民党的腐朽不满，爽快答应和共产党合作。王化一还拉上了国民党116师师长刘德裕、130师师长王里寰等将领，胡圣一则争取到了新编东北骑兵军军长王照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到和平这边。

沈阳解放前夕，王凤起、胡圣一牵头成立“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秘密召集同意合作的将领开会，商量着活捉卫立煌，逼他宣布全军起义，时间定在10月30日卫立煌召开军政紧急会议的时候。可谁也没料到，秦祥征一时心软，把计划告诉了好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想拉他一起立功。董文琦表面答应，转头就把消息捅给了卫立煌，卫立煌连夜和董文琦跑到机场，坐最后一架飞机逃出了沈阳，活捉计划最终落空。

不过，起义的大局早已无法逆转。1948年10月31日，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沈阳，王凤起、赵国屏等人按照邹大鹏的安排，和进城部队顺利对接，命令所有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前往指定地点待命。东北社会部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和平解放沈阳的重任，而沈阳解放时，当地的地下工作人员也达到了1200余人，其中党员178人，正是这股隐秘的力量，守护了这座城市。

其实沈阳和长春一样，都是中共地下工作的重要据点。早在1945年11月，中共就成立了沈阳秘密市委，除了东北局社会部、城工部派遣的人员，1942年晋察冀分局东北工委派遣的地下组织，还有晋绥分局辽西城工部、北平学委等部门派来的人，都在沈阳暗中开展工作。1947年1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后，辽南省委城工部成立，专门统筹沈阳、长春为中心的敌占城市工作，这些分散的力量，终于拧成了一股绳。

东北大决战的胜利，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彻底加速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部，用精准的情报和成功的策反，为战役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亚楼一直对东北的情报工作赞不绝口，连一向心高气傲的林彪，也特意致电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由衷感谢邹大鹏和东北社会部的支持。

更难得的是，邹大鹏不仅能做好国内情报工作，还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解放战争初期，他就预判到革命胜利不会太远，早早向中央提议，布局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国外情报工作。1946年1月，经中央社会部同意，他派吴诚去大连组建市委社会部，也就是后来的大连情报局，还派冯铉担任部长，马次青、吴诚任副部长，再加上柳峰、侯洛等骨干，专门负责国外情报工作。

这支队伍成立后，邹大鹏亲自把关，物色适合外派的干部和外籍人员，逐一开展秘密培训，还借着当时大量遣侨的机会，分批把人员派出去。面对美蒋的海上严密封锁，他们想出各种迂回办法，绕过第三国，通过合法、非法多种渠道，开辟了多条海上和陆地交通线，在东北亚等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建成了一套完整的情报组织。有领导、有骨干、有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有畅通的通讯联络，堪称情报工作的典范。周恩来在会议上，不止一次肯定他们的工作，说他们走在了全国前列，让其他地区都向他们学习。

建国前夕，邹大鹏被调到中央，协助李克农搭建各地情报机构，全面推进国外情报工作。而这项提前布局的工作，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大作用。靠着各条密线传来的情报，再结合军队战场情报，我方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做到了了如指掌，为战役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

1951年，日美在日本本土大肆整肃日共，日共领袖冈野进和病重的德田球一，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中央主动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决定秘密将两人接到中国保护，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已经改组为军委联络部的中央情报机关。邹大鹏亲自牵头策划，和天津联络局的马次青、吴诚等人反复研究方案，克服日美封锁的重重困难，通过秘密交通线的层层掩护对接，最终成功完成任务，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人民舰队”行动。

事后，中央军委给马次青、吴诚记了大功，联络部也给潘清平、石志纯等9名具体工作人员记了大功，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还专门写信祝贺、题词表扬。邹大鹏特意召开庆功大会，鼓舞大家再接再厉。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秘密党员、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牺牲后，他的儿子谢鹏被邹大鹏收养，成了他的养子，这份担当，也藏着他对战友的深情。

以上照片取自1976年10月庆祝粉碎“四人帮”中联部上街游行、左1起李一氓、冯铉、耿飚、申健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关系逐步拓展，国外情报工作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保卫国家、配合国际斗争立下不少功劳。可很少有人记得，是邹大鹏在解放战争时期就高瞻远瞩，披荆斩棘，最早着手推进国外情报工作，才打下了这样的基础。而他自己，却始终有功不居，从不主动提及自己的贡献，还经常提醒身边的人，不要吃老本，要跟上形势，争取做到更好。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一生却历经坎坷。早在1931年，他担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时，王明推行“左倾”路线，指责他右倾，先撤了他的职，后来又开除了他的党籍。和他长期共事的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后来专门为他证明，说邹大鹏虽然对立三路线和清算立三路线的错误做法有抵触，但工作一直积极勇敢，被开除党籍是王明路线搞宗派主义、残酷斗争的结果，而且他脱离组织后，依然坚持抗日，做了大量革命工作，理应恢复党籍，从1926年算起。

1945年5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明确指出，王明“左倾”路线时期被错误处罚的同志，应该撤销处分、恢复名誉。可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历史原因，邹大鹏的党籍问题，在他生前始终没能彻底解决。

更令人痛心的是，建国后，“十年动乱”爆发，邹大鹏又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

事情要从1946年说起，那年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前往山东，并非自愿，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1948年，李克农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1949年，邹大鹏被调回中央，担任社会部秘书长。后来中央社会部几经变迁，改组为中央调查部，随着康生在党内地位攀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开始重新插手调查部事务，想要夺回控制权。

“文革”初期，原调查部部长孔原被打成“走资派”，其他副部长也都被靠边站，周恩来特意指定邹大鹏担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主持工作。

这一下，邹大鹏又成了康生的“眼中钉”。康生诬陷他是“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高老庄”，高崇民被诬陷为头目）的重要成员，多次策划批斗大会，给他强加各种罪名。

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亲自给邹大鹏打电话，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反复逼问他的历史问题和所谓“叛党集团”的关系。没人知道那通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可直接后果就是，通话结束后，邹大鹏夫妇双双自杀身亡。他们的冤案，成了原中央调查部最悲惨的头号冤案，和“潘汉年案”并列为中共情报系统两大特大冤案。

1975年8月，动乱后期，中央开始着手为被迫害的老同志平反，可康生依然不死心，主持批准了一份对邹大鹏的“组织结论”，还故意保留了五条“政治尾巴”，没能还他清白。

直到1979年2月，拨乱反正之际，中共中央在政协大礼堂，为邹大鹏、吴溉之等五位老同志补开追悼会，由李先念主持，胡耀邦致悼词，宣布给他们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

斯人已去，惟万载黄河奔腾不息。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