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故里之争再掀波澜：河津立18米铜像，官方称系“村民私事”引质疑

近日，随着《求是》杂志及其视频号连续刊发文章与学术讲座，从学术与政治高度重申司马迁故里位于陕西韩城的定论，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间关于“史圣”故里的争夺再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山西河津市西辛封村，不仅竖立了“汉太史司马迁故里”石碑，更在京昆高速河津出口附近矗立起高达18米的司马迁铜像，被舆论质疑为悖逆历史定论。对此，当地官方曾回应称“那是村民的私事”，而学界则批评此举是“伪史论”在现实空间的投射，是对历史共识的破坏。

“故里碑”与巨型铜像：村民自发还是另有隐情？

2025年，山西省河津市西辛封村在村口小广场竖立“汉太史司马迁故里”石碑，引发轩然大波。华商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石碑位于京昆高速路河津西出口不远处，位置醒目。针对质疑，河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田红泽在2025年9月回应称，“老百姓给自己的祖宗立碑（牌子）是自发行为，政府不干预”，并称此事村民没有报备。

然而，争议并未平息。2026年4月26日，西辛封村又隆重举行了司马迁铜像揭幕盛典。该铜像总高18米（基座5米，像身13米），寓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薪火相传十八载著成《史记》。活动公开报道显示，铜像由村民和社会贤达捐资，西辛封村委会组织建设，并吸引了来自运城、河津及全国的文史研究机构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

学术定论不容混淆：韩城故里为共识，河津缺乏学术背书。

针对河津的行为，学术界反应强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凌朝栋教授明确指出，中国史记研究会与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对司马迁故里韩城的认定是明确的，且从未与河津有任何学术交流。他认为，河津的“故里碑”既是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本意的背离，也是对长期学术共识的破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也在权威学术讲座与《求是》杂志视频号中论证，司马迁虽自称“迁生龙门”，但依据史料考证，其故里应为夏阳（今陕西韩城）。学术界的共识是，司马迁故里在韩城有《史记》文本内证、历代方志记载及司马迁祠墓等考古遗存相互印证。

法律与监管审视：公共空间的“私事”能否免责？

矗立在高速路出口旁的巨型铜像，是否仅仅是“私事”引发法律界讨论。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新建历史人物塑像等纪念设施需报批，高度超过10米的大型雕塑需履行立项、规划、用地、施工许可等全套程序，且重大历史题材雕塑需严格审查。

有分析指出，该铜像地处公共空间，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和地标属性，并非纯粹的宗族行为。若未经严格审批即建设，涉嫌违规。华商报此前报道也提及，已就铜像及石碑的用地、规划、审批手续等问题，向运城市委宣传部发出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尚未见到运城市官方就此问题的详细合规性答复。

“伪史论”的现实危害：从线上虚无到线下混淆

巧合的是，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平”的重磅文章《认清“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文章指出，“伪史论”完全抛弃了实证研究底线，在“证据确凿”处刻意视而不见，不仅扭曲历史，更在消解公众思辨能力。

河津与韩城的故里之争被视为这一思潮的现实注脚。评论认为，将缺乏史料支撑的地方诉求，通过立碑塑像的方式固化在公共空间，容易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造成历史认知混淆。当地所谓“不干预老百姓给祖宗立碑”的回应，被部分学者批评为对文化责任的失守，是在历史虚无主义面前的不作为。

面对学术定论与舆论质疑，运城市及河津市相关部门尚未就铜像审批流程及后续处置计划做出进一步公开说明。华商报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华商报记者 赵雄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