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贵《致考生：把高考当作一场与十八岁生命的对话》

丁俊贵《致考生：把高考当作一场与十八岁生命的对话》

深夜，你放下笔，揉着发酸的手腕。

台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像你心里那个摇摇晃晃的疑问——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孩子，我是丁俊贵。

三十三年心理咨询室里的守候，让我听惯了这样的叩问。

今天，我不想告诉你怎样才能多考十分。

我想陪你把“高考”这两个字，放在人生这条长河里，重新看一看。

我们从五个维度来谈，像剥开一颗洋葱：社会、学校、教师、家庭，最后，回到你自己。

每一层，都可能有泪；但每一层，也都能长出新的目光。

一、社会织就的那张网——被许诺的“龙门”

你一定听长辈说过：“高考，是最后一次不看脸、不看出身的竞争。”

这话背后，藏着我们整个民族最深处的集体记忆。

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王朝立下科举，寒门子弟终于有了一条可以靠墨汁改写命运的窄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个意象烙进了中国人的血脉。

现代心理学里有个词，叫“社会时钟”。

它指的是整个社会无形中给你贴上的时间表：十八岁该考大学，二十多岁该工作，三十该成家。

高考，就是这张时钟上最响的一声报时。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醒过我们，教育系统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在复制阶层。

对无数家庭来说，高考不只是一场考试，而是一种“文化资本”的重新洗牌，是普通人撬动阶层流动最粗壮的一根杠杆。

因此，社会把“龙门”许诺给你。

它告诉你要争气，要翻身，要让辛劳一辈子的爹娘从此挺直腰杆。

这些期望，当然有重量。

很多孩子半夜惊醒，不是怕考题，是怕对不起门外的那个世界。

有一年，我接访过一个复读三年的男生。他每次模考前都腹泻，医生查不出问题。后来他哭着告诉我：“每次想到全村人看着我，我就觉得手上的笔有千斤重。”

社会给了高考光，也给了它过烫的温度。

看清这张网，本身就是一种解脱。

请你在心里轻轻划一道界线：哪些是社会的期许，哪些是你内心的渴望？

社会的掌声是风，可以借力，却不能成为你的舵。

高考当然是改变命运的一扇门，但这扇门背后，还有千山万水，终究要你自己一步步走过去。

二、学校，是熔炉还是港湾？

你现在坐着的教室，本来应该是一个怎样地方？

哲学家杜威说过，教育即生长。

儿童的智慧，心理学家皮亚杰观察了一辈子，他说那是自己与世界的游戏与探索中一点点构建起来的圣殿。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校园的钟声变得急促起来。

高考倒计时的红字一天天翻新，课桌上的书摞得高过了少年的额头。

一项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参与的区域调研曾发现，部分高中生日均纯学习时间超过十四个小时，体育和艺术课程被压缩到边缘。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样畸形的标语，一度贴在无数教室的后墙上。

我认识一个女孩，全省重点高中年级前三十名。

她家长以为孩子稳了。但她来找我时，眼神空洞地说：“丁老师，我感觉自己像一台磨面机，不停地把麦子倒进去，磨成粉，然后被装袋，贴上一个分数标签。”

——她丢了“为什么而学”的理由。

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自我决定论。

它告诉我们，人天生有三种需求，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一样——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

当学校把学习窄化为刷题，把成长简化为排名，三种需求就被连根拔起。

孩子们不再为了好奇而学，而是为了不被淘汰。这时，大脑里的“威胁系统”会长期开启，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反而被抑制。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早就揭示：适度的焦虑能让表现攀上高峰，过度的焦虑则会让表现断崖式下跌。

学校原本不该是这样。

电影《死亡诗社》里，基廷老师站在课桌上，让学生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我想说，即使围墙内暂时还没改变，你依然可以在心里为自己留一个“基廷时刻”。

去摸一摸树叶的纹理，去读一首不考的诗，去为一道题的优雅而惊喜。

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在为你紧绷的神经松土，让它重新呼吸。

三、教师的目光——可以凿井，也可以埋城

回想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位老师？

他的一句话，像在荒原上凿开一口井，让你心里汩汩地冒出“我可以”。

心理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

一九六八年，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走进一所小学，随机抽取了一批孩子，却告诉老师：这些孩子有“发展潜能”。八个月后，这些被随机选中的孩子，智商测试得分竟真的显著提升了。

这就是“期望效应”——教师的目光，会塑造学生真实的样子。

我高中时，数学一度掉到及格线边缘。

那位头发花白的数学老师，在一次晚自习时走到我身边，只轻轻说了一句：“你没问题，只是还没找到节奏。”

就这一句，让我愣了好久，也让我后来每一次想扔掉练习册时，又把它捡起来。

老师，你不知道，你一个信任的点头，可以成为孩子黑夜里最亮的那颗星。

但反过来，目光也可以成为刀刃。

有位来访者，年近四十了，仍然清晰地记得初中班主任当众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

从那以后，他每次面对稍有挑战的任务，脑子里就跳出一个声音——“你不配。”

成年后的他，能力一点不差，却总在晋升前夜焦虑发作。

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让那个十六岁少年的伤口慢慢结痂。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说，人一生都在追求“克服自卑、实现超越”。

老师的冷眼，会往自卑的雪球上浇一层冰水；老师的温暖，却能成为超越的踏脚石。

如果你恰巧遇到后者，请你记得在心里深深鞠躬；

如果你不幸遇到前者，也请你对自己说：“他不了解全部的我。”

四、家，是充电的地方，还是漏电的地方？

高考前，多少妈妈悄悄穿上了红旗袍，寓意“旗开得胜”；多少爸爸手里举着一根甘蔗，盼着“掂过碌蔗”。

这些民俗里，有温度，也有焦虑。

家庭，本应是考生情绪的“安全基地”。

依恋理论的开创者约翰·鲍尔比发现，幼小的孩子在探索外界时，需要时不时回头看一眼母亲——只要妈妈在，世界就是安全的。

高考，就是一场对未知世界的盛大探索。孩子需要的，同样是这样一个回眸就能看见的温暖身影。

可现实中，很多家庭成了“焦虑共振器”。

一位母亲找我咨询时，包里装着详细到每十五分钟的复习计划表。

她儿子在重点中学，成绩已经很好，但每次考试前会剧烈头痛。

我跟孩子单独谈，他蜷在沙发里说了一句让我心疼的话：“我感觉自己不是在为自己考大学，是在替妈妈完成她的人生。”

我后来请这位母亲做了一个练习：每天写下孩子三个优点，不涉及任何学习，只关乎他这个人——善良、幽默、把摔断腿的流浪猫抱回家。

两个月后，她没有再盯着计划表，儿子的头痛却奇迹般减轻了，模拟考排名反而上升了。

这并不是玄学。

英国儿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说过，孩子需要一个“抱持性环境”——不用完美，但足够安全，像一双大手，在孩子将要坠落时稳稳托住。

家庭最珍贵的功能，不是督促，不是鞭策，而是成为那只“托底的手”。

爸，妈，你们可以把焦灼放在自己的枕边，把安宁留在孩子的桌旁。

一碗没有附加条件的银耳汤，一扇深夜悄悄推开又轻轻关上的房门，就是最好的心理辅导。

五、最后，回到你自己——寻找意义的少年

前面四个维度，都在讲外面的声音。

现在，请把门关上。

房间里只有你自己。

哲学家尼采有一句话，被心理学家反复引用：“知道为何而活的人，几乎能忍受任何如何。”

二战时期，精神科医生维克多·弗兰克尔被关进集中营。

他观察到，那些最终活下来的人，往往不是最强壮的，而是心中还存着一件未完成的事——要见一个人、要写一本书、要再看一眼故乡的森林。

他由此发展出“意义疗法”：人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就能在绝境里生出活下去的力气。

高考，何尝不是你人生第一场大型的“意义测试”？

我曾陪伴过一个叫阿楠的孩子。

他平时成绩优秀，高考却因为一道大题涂错答题卡，与最心仪的大学差了两分。

那个夏天，他把自己锁在房间，不出门、不说话，手腕上甚至有浅浅的划痕。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反反复复只有一句：“一切全完了。”

我没有急着安慰他。

我只是问：“抛开分数，你当初为什么想考那所大学的建筑系？”

他愣了很久，眼神从死灰里慢慢亮起一星微火：“小时候，奶奶家的老宅要拆了，我想画下它的样子，想以后造出那种让人感到安心的房子。”

那粒微火，就是意义。

分数可以关掉一扇门，意义却能推开一扇窗。

后来阿楠去了另一所大学。他不再把自己当成“落榜者”，而是当成一个“带着图纸赶路的匠人”。他参加设计比赛，帮乡村小学盖了间小小的阅览室。

大学毕业那年，他被本专业顶尖的研究团队相中。

他说：“丁老师，原来高考让我失去的，只是我以为的唯一可能。”

孩子，高考真正的意义，从来不在于那道你做对的题，或者做错的题。

它在于——你第一次如此郑重地为自己做一次主。

你在众声喧哗中，尝试倾听内心；

你在重压之下，学习调节呼吸；

你在极限时刻，依然选择爬起床、走向考场。

这份韧性、自律，以及风暴过后的温柔，才是高考赠予你一生的礼物。

社会学家卡伦·霍妮曾说，人生的终极任务是“真实地成为自己”。

高考，不过是你成为自己的路上一块界碑。

碑上的数字会风化，但你如何在跌倒后爬起、如何在迷茫中坚守、如何爱着这个并不完美的自己——这些会刻进骨血里，成为你未来的脊梁。

夜深了。

再过几天，你就要走进那个安静得只剩下笔尖沙沙声的考场。

我不会祝你“一切顺利”，因为成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我只会对你说：

把高考当作一场对话吧，一场与你十八岁生命的对话。

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此刻的我，打算做一个怎样的人？”

多年以后，当你回望这个夏天，或许会发现：

考卷上答对的题，把你送往远方；

答错的题，却让你遇见了该遇见的人。

那时，清风拂面，你大概会淡淡一笑，在心里说一句——

“这一路，没有白走。”

丁俊贵

202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