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主要成果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是国家文物局首批立项的“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于2019年11月18日获国家文物局立项批复，正式启动实施。项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成员单位包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合作单位包括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杭州市考古研究所、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德清博物馆等。

项目总体学术目标：针对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长江下游苏浙皖沪“三省一市”范围内的崧泽-良渚文化开展系统考古调查发掘与综合研究，完善对该阶段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提炼总结本区域文明演进模式，明确长江下游区域文明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总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研究重点围绕三个方向展开：崧泽到良渚的发展与转变、良渚的国家形态、良渚文明衰落原因及其历史作用。项目技术路线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现代科技为支撑，构建多学科协同研究框架，分田野考古与专题研究两条路径推进：田野工作包括重点遗址勘探发掘与区域系统调查，专题研究涵盖年代与谱系、环境与资源、经济与技术、聚落与社会、区域与文明模式五个方向。

项目实施单位围绕上述学术目标，对安徽凌家滩、磨盘山，江苏东山村、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良渚等核心聚落开展系统发掘与综合研究，主动性考古发掘总面积达21751平方米。此外结合考古前置与基本建设需求，对浙江良渚遗址周边北村、凤凰山、南王庙、德清中初鸣、余姚施岙、江桥头、岱山姚家湾、庵跟岙，上海柘林等遗址开展发掘研究，相关成果均纳入本项目研究范畴，配合基本建设发掘总面积累计31937平方米。各单位在发掘基础上，针对重点遗址本体及周边区域开展了不同精度的调查与重点区域勘探，还组织了盐业考古、水利考古等专项调查工作。

项目实施5年来，通过上述系统性工作，在区域社会复杂化过程认识、中心聚落演变、多学科交叉研究、文明模式总结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

01

崧泽至良渚阶段区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新认识

距今5800-5350年：区域核心变动与人口迁徙

距今6000年前后，区域文化已发展至较高水平，出现了长江下游迄今发现最早的斗山城址。至距今5800年，社会复杂化进程显著加快，以东山村、三星村遗址为代表的太湖北部沿江地带成为区域文化发展核心区，其先进文化沿长江向西产生较强辐射效应。受此影响，巢湖流域迅速形成凌家滩区域中心聚落，在玉器制作工艺与聚落规模层面均确立了区域领先地位。

东山村崧泽文化中期大墓M126

受距今5500年全球气候事件影响，凌家滩遗址的发展进程于距今5350年前后中断，其精英群体向东部适宜稻作生产的太湖平原迁徙，巢湖流域遗址数量大幅减少。此部分人口向东迁徙，主要沿太湖南道行进，经郎溪、广德进入西苕溪流域，最终抵达太湖平原，西苕溪流域安乐等遗址出土的凌家滩风格齿边半圆形玉璜为该迁徙路线提供了实物佐证。与此同时，太湖北岸沿江核心聚落也逐渐衰落，显示人口中心向太湖东部、南部移动，推动区域文化中心正式转移至太湖东南地区。

凌家滩聚落结构图

伴随人群迁移，稻作农业成为核心生业模式。在太湖南岸毘山、红卫桥等晚期崧泽遗址中，男性墓葬普遍随葬石犁、石镰、摘穗刀（耘田器）等稻作农具组合，与此前随葬石锛、石凿的传统特征明显不同，表明该群体已转变为专职稻作农民。

距今5350-4900年：良渚早期发展与鼎盛时期

距今5350-5000年，太湖周边水网平原持续得到深度开发，遗址数量爆发式增长，由此形成了多个遗址分布片区。

为协调湿地稻作生产与居住需求，先民堆筑土墩形成台墩型聚落，围绕台墩开辟水田，奠定了江南传统村落人居模式的基础。不同来源人群的汇聚推动了统一信仰与礼制体系的构建，玉礼器系统逐步形成，最终促成良渚古城这一礼仪中心的出现。

良渚遗址群位于杭州西侧三面环山、东部连通太湖的C形盆地内，兼具资源、交通、安全与水利建设优势：区域临近透闪石玉矿资源，依托水网可构建便捷运输体系，三面环山形成天然防御屏障，山口修建水坝的调蓄效率远高于平原环壕模式。

良渚早期聚落主要分布于周边山地坡脚，瑶山、北村、官井头等高等聚落呈散点分布，尚未形成统一中心。其中瑶山聚落延续了凌家滩“仪式空间位于中轴线高地、生活聚落分布于两翼低地”的布局特征；北村遗址已显现贵族与平民的空间隔离，墓葬头向差异印证了遗址群内多源人群的存在。

良渚早期贵族墓葬以女性为主，形成了冠状饰、璜、圆牌等相对统一的玉礼器组合，显示女性占据较高社会地位，信仰体系中，龙形崇拜特征显著。直至瑶山最晚阶段M12男性王墓出现，与反山M12年代接续紧密，标志着男性王权开始形成。尽管不同来源人群的墓葬头向存在差异，但玉器形态与组合的高度相似性表明，区域内统一信仰与礼制已开始逐步构建。

距今5000年前后，在良渚文化早中期之交，良渚古城开始营建，整个良渚遗址群形成了东侧居址、西侧库区的功能格局。以琮、璧、钺和权杖为核心的玉礼器组合正式形成，融合了凌家滩戴冠方脸神人与河姆渡、三星村文化重圈纹特征的神徽图案也最终定型，成为整个良渚文明统一的信仰符号。这标志着良渚社会统一信仰与礼制体系的构建已经完成，男性王权正式确立，良渚文明由此迈入早期国家阶段。

寺墩遗址出土崧泽文化彩绘陶漆壶

文化面貌层面，良渚遗址群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原本崧泽文化较为发达的太湖北部、东部地区，则仍保留了较多崧泽文化因素，体现出区域内社会发展存在不同步性。

距今4900-4500年：良渚古国持续发展与文明衰落

此阶段良渚遗址群持续发展，其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太湖平原，区域文化面貌共性显著增强。

距今约4850年，良渚古城开始营建内城城墙，采用夹河筑城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西水东居”的空间格局与城内外功能分区。城墙营建标志着城乡分异程度提升，地缘关系影响更为凸显；后续外郭城的出现则表明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吸附能力进一步增强，城市结构与功能更趋复杂化。

良渚遗址群晚期聚落结构

多学科研究显示，良渚古城城内居民来源多元，存在来自山东、河南和湖北等区域的外来人口；城内粮食、肉食及高端器物原料均依赖外部输入，稻米至少来自6个产地，朱砂、绿松石等原料来源远至贵州、河南等地，城内居民以贵族、宗教从业者和手工业匠人为主，无农业生产群体，表明良渚古城已形成与外围100平方公里聚落群共同构成的超级都邑系统。

随着良渚势力扩张，以神人兽面纹及琮、璧为核心的玉礼制成为环太湖流域共同遵循的制度，各区域在信仰、礼器、礼仪层面高度统一，形成大范围文化统一体，成为进入良渚古国阶段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经济模式上，基层聚落以自给自足的稻作生产为基础，茅山遗址便是典型代表。同时也存在施岙遗址这类集约化稻作生产基地，能够为外部聚落提供充足的粮食储备。除此之外，各地基层聚落还依托自身资源、交通等条件，发展出玉器加工、石器制作、海岛盐业生产等专业化产业，使得良渚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更加多元。

太湖平原地势低平、濒临海洋，生态环境本就脆弱。距今约4500年后，海平面上升约1米，杭州湾沿岸普遍出现咸潮入侵与洪水事件，叠加极端风暴降雨的影响，最终导致太湖平原长期积水，稻作农业生产遭到持续性破坏，良渚社会走向解体。良渚文明衰亡后，该区域内遗址数量急剧减少，人群反向向高海拔区域迁徙，南部金衢盆地、太湖西侧及巢湖流域的遗址数量都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

根据最新的年代数据，我们倾向于调整良渚文化的分期方案，将原“良渚晚期后段遗存”归入后良渚阶段（钱山漾文化早期），将良渚文化年代下限由距今4300年修正为距今4500年，实现年代学、环境演化与文化嬗变的较好耦合。

02

各阶段中心聚落结构与演变研究进展

崧泽文化时期

崧泽文化时期中心聚落沿长江下游两岸分布相对均衡，凌家滩为该阶段最高等级中心聚落，北阴阳营、东山村、寺墩、三星村、崧泽、南河浜等均为区域性中心聚落。

凌家滩遗址明确了聚落兴废年代框架，发现燎祭坑、石构土台、大型红烧土建筑等遗迹，其“仪式空间串珠状分布于岗地、生活聚落布局于两侧平地”的特征，为瑶山等高台墓地和串珠状仪式建筑布局提供了重要来源。东山村遗址发现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祭祀广场等遗迹，显示存在稳定的地方政治实体，其选址与水管理设计体现了良渚古城规划思想的萌芽。寺墩遗址发现崧泽时期墓葬区、杆栏式建筑等遗存，出土精美彩绘陶器，证实该遗址从崧泽到良渚时期存在连续发展序列。

良渚文化阶段

发掘揭示出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早、中、晚三个阶段聚落规划和整体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良渚早期，聚落多分布于平原周边山前坡地与孤丘等高亢地带，利用山前地貌改造，形成多中心散点式的聚落。瑶山、官井头、北村等高等级聚落呈散点分布，独立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北村遗址考古显示，贵族与平民居址和墓葬分别位于高、低两级台地，之间有陡坡和围沟隔离，高台贵族区还设有栅栏，反映出聚落内部显著的社会分化。此阶段墓葬中还体现出女性社会地位较高，龙纹与兽面纹并存，暗示信仰系统仍具多元性。

良渚中期，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出现。从规划的角度，遗址群一改早期聚落各自为政的散点式建设，开始了100平方公里的统一规划。首先在遗址群中间建立一条4公里长的南北向长垄，作为功能规划的中轴，其西侧为水坝库区，几乎不见其他遗址分布。本期在原已确认的11条水坝外，新发现水坝20多处及多条南北向长垄，揭示了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长垄东侧为生活区，为莫角山仪式中心及外围300多处郊区聚落。此长垄除作为遗址群中部分水岭外，还连接莫角山宫殿区，同时反山王陵所在的土墩即堆筑在该长垄南部，王陵东侧土墩顶部建有大型礼仪建筑，同时发掘确认反山外围有长方形院墙，形成25000平方米的巨型院落，显示可能形成了最早的陵寝制度。遥感分析还显示反山南北还另有类似院落5个，呈串珠状分布在长垄之上，说明该长垄兼有重要的仪式性功能。

良渚中期阶段长垄上的院落结构

良渚晚期，距今约4850年开始营建内城城墙，标志着地缘关系进一步强化，城市形态完备；而后续外郭的出现，标志着城市对外部聚落吸附能力的加强，由此形成一个超级都市。良渚古城城内的居民构成与现代城市类似，包括宗教人士、贵族、手工业者，但未发现农民。

此外，对寺墩、福泉山、玉架山等区域中心聚落的研究，明确了良渚文化聚落选址分类、布局特点及其与水管理系统的密切关系。不同区域中心聚落形成了因地制宜的水管理模式：寺墩为内外双重水系包围，玉架山为多环壕聚落围绕中心分布，福泉山以墓地为核心、土台沿水系密集分布，共同构成本区良渚阶段多元的聚落形态。

032

多学科研究丰富了对良渚晚期社会多元性的认识

古地貌环境研究方面，高精度复原了12000年以来杭州湾沿岸平原水文地貌环境，重建了良渚遗址群古水系，明确了寺墩、凌家滩、东山村、柘林等重点遗址的地貌气候背景与聚落变迁的环境动因。

古生态与生业经济研究证实，良渚古城池中寺粮仓20万公斤炭化稻谷至少来自6个产地，猪骨锶同位素显示家猪也有多个外部来源，为探讨良渚古国疆域与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佐证。

手工业方面，重点针对玉器、石器、漆木器、陶器的产地、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展开。玉石器方面，建立岩石与石器标本库，对良渚遗址群岩石资源分布及石器选材有了全面认识；发现玉矿重要线索；通过实验考古和微痕比对，成功还原了良渚玉器制作的工具、工序和技术要点。漆木器方面，通过无损测试、显微观察和高精度断层扫描技术，在表面漆层、呈色颜料和髹漆嵌玉工艺上取得重要成果。建立陶器岩相、成分、烧成温度等多项指标的综合数据库，开展复烧和实验考古，为研究奠定基础。

此外，良渚古城遗址人群结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良渚社会存在明确的城乡分野。通过碳、氮、氧稳定同位素分析，城内钟家港河道人骨中发现有远自中原地区、以小米类食物为主的多个个体。古DNA的分析则提示，有来自海岱地区人口的线索。结合动植物和陶器分析体现的多元性和远距离特点，证实良渚是一个跨区域资源汇集、人口多元聚集的都市，具备早期文明的典型都邑特征。

042

形成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的框架认识

通过上述研究，初步构建了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的基本框架，细化了其变化过程的基本脉络，加深了我们对本区域文明演进发展的动因及过程的认识。

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与环境变迁、资源利用、技术突破、社会凝聚力的增强密切相关。气候环境数次变化促使了区域内人口的大规模移动和生业模式的转变，湿地稻作农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前提基础，玉石器制造业核心的技术突破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玉器为载体的从多神到一神崇拜观念成为社会凝聚的强大力量，最终促成了早期文明的诞生。

在距今6000年左右，海面趋向稳定，沙岗形成后长三角平原堆积加速，出现斗山等早期城址。马家浜文化开始沿长江向西影响。

5600BP 凌家滩—崧泽文化遗址分布图

在距今5800年前后，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凌家滩—崧泽文化玉石器工业跨越式发展，以长江下游沿线为重心出现了凌家滩、东山村、三星村等中心聚落，迈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

5000BP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在距今5350-4500年间，在古环境日趋稳定和稻作农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环太湖地区余杭—良渚、嘉兴—沪南、苏南—沪西、常州—无锡和湖州—宜兴这样五大区域分区，在交流融合中先后迈入良渚古国阶段。从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看，这些区域中心以良渚古城最为突出，城市要素齐全，资源与人口都显示出远距离汇集的特征。

4300BP 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遗址分布图

距今4500年开始，良渚文化逐步走向衰落，这一阶段频繁出现的环境气候极端事件可以理解为阻碍稻作农业持续发展，进而导致复杂社会结构瓦解，人口减少的基础背景。

长江下游文明演进发展的动因和关键要素可以总结归纳为：

依托本地特有的淡水河湖资源和地貌特点，逐步发展构建了以水系为核心的湿地文明模式。表现为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提供社会分化和人口增长足够的生计资源；以规划和规模并重的水利系统为代表的公共工程，及其背后组织分配大规模人力资源的社会政治实践；以湖河水系为交通网络，获取各类手工业原料，开展跨区域广泛交流，构建了环太湖地区内部从资源到观念的多层次社会网络，形成相对独立又统一的社会面貌和发展节奏。

利用本地玉石资源和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从凌家滩阶段到良渚阶段，逐步发展出通过特殊资源技术与观念的集成来体现神权与王权的社会权力集中模式。这样的手工业经济门类包括玉、石、漆木、象牙、陶器，可能还有不宜保存的纺织品和编织物等等，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表现在不同等级墓葬与墓地的消费上，也因此构成本地社会的分化分层模式。

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各区域中心，体现出不同于普通村落的功能、布局和人口结构，城乡差别显著；各类功能性聚落的发展体现出在制玉、农业、盐业等不同经济内容上的分工与分化；因此长江下游文明的演进是城市化发展和社会分工日趋显著的共同结果。

“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项目组

执笔：王宁远 秦岭 张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