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的房子

作者：【巴西】热妮·图提肯

翻译：顾铁军

我连根拔起，

把世界翻了个底朝天。

岁月已然停止，永不再起步，

先前，之后，乃至现在。

——保罗·海科特·费里奥

过了很多年，我回来了。是时候该卖掉这座房子了，我是唯一的继承人，应该办完这件事。

回到这个地方真的很难，幸福和悲伤，出自探望和别离，掺杂在一起。外面的天气很好，但是我，一个已经成年的男子，此时内心五味杂陈，那好天气跟我毫不相干。到处都是陌生人，还有那些街道，都很陌生。

我慢慢地打开96号房子的门，慢慢地走上楼，它曾经显得那么高，这小房间现在小得让人难以接受。我张开双臂，触摸两侧的墙壁。我依旧充满敬意地看着妈妈的房间、爸爸的房间，我没有再看别的。再往前走两步，我来到了阳台，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的床也曾经放在这里，藏在花布帷幔的后面，成了一个背景。我向厨房里面看，一个盆池生满了锈，摇摇欲坠。然后我又回到了起居室。我向外推开了朝向后院的窗户，一只手扶着百叶窗。这个院子曾经是那么大，地上有条水沟，原来需要一段助跑才能跳过去，现在一步就迈过去了。这颗番石榴树不再是参天大树，我看到的不过是一棵薄皮小树，爸爸曾在这里教我爬树。

太奇妙了，这些地方到底是怎样守住了人们的灵魂！我想，我的父母依然还在这里，还有我自己，一个另外的我。我依然还在这里，或许，我从来没有离开！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这房子是充满欢乐的房子！

我爸爸有一辆黑色的纳希汽车，它几乎和马路一样宽，所以停车时车身的一半是在人行路上。先是一阵轰鸣，好像是飞机发动机发出来的，接着是滴滴的喇叭声，宣告他到了，好像别人不知道似的。然后，他走进房子，拉一拉前面能看到的所有东西。他脚步沉重，双手紧握，嗓音像播音员一样。首先，他把帽子扔向衣帽架，一扔一个准儿。而后，他一把把我揽到他的怀里，抱怨说我太重了，因为那时我确实是个大小伙子了。他会亲吻我的妈妈。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像这样，三个人，一个完整的家，他很骄傲地维护着，精心地保护着。我知道，我们沉浸其中，世上不会有比这更美好的几分钟了：三个人，一个完整的家。

妈妈有女人天然的脆弱，爸爸很有力量。

我爸爸那时候很帅，他是意大利后裔。我妈妈说，如果一个意大利人长得帅的话，那就帅得不得了。我爸爸那时确实很帅。黑眼睛，褐色皮肤，笑容灿烂。但远不止如此，他是一个很有喜感的人，人缘很好，身边总是有朋友围着，很难有他不带朋友回家吃晚饭的那么一天，而且他带回来的人都非常可爱。这时房子里会灯火通明，我坐在他们旁边，在桌子的一端，经常哈哈大笑，其实我并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收音机里传出音乐，爸爸讲着充满悬念的快乐的故事。夜晚的气味混合着饭菜的香味,不久我们便愉快地入睡了。

当然他也疯狂！有时候我会因为我穿的衣服没有熨烫而跟妈妈争执起来，我喜欢穿有裤线的裤子，领子平平的上衣，或者是因为饭菜不好。我爸爸很讲究伙食，但是，战斗总是很短暂，因为妈妈哭了，而他见不得女人哭，更何况是你自己的女人。那么战斗就融化为喋喋不休的请求原谅，这个请求要持续几乎一整天。

他不会跟我打起来，不过就是直着眼看我，我就知道我该刷牙去了，要么冲个澡，或者该去做功课了，或者上床睡觉，或者就只是静下来。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毫无疑问,我们很幸福，一个三口之家！

我不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我想妈妈也不知道，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打字机和计算器，他以这两样东西为荣，只允许他自己使用。

每当他赚到他所谓的一大笔钱时，就会满载礼物回家。他会给我妈妈带短款薄纱的睡衣、香水和漂亮的裙子，给我买的衣服与他给自己买的是同款，此外还有玩具、需组装的汽车和飞机模型，组装这些模型占用了我们很大一部分团聚的时间。

我们能在一起做的事情可远不止这些，绝不只是这些！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公园里骑自行车，踢足球，一起去圣乔塞球场，在河边钓鱼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什么也不做，他就这样凝视着我，想着将来，我也注视着他，心想，如果给我一千次选择的机会，我也还会选择他作我的爸爸。

有一天，他离开了。

放学回到家，我听到妈妈的哭声，才知道爸爸走了。那天，我的单身姨妈们来到我家，她们围坐在桌旁对我爸爸大发议论，我爸爸对这些单身姨妈们也曾颇有微词。我躲在桌子下面，静静地听着，觉得她们在胡说八道。玛丽娜姨妈说我爸爸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赌徒，做暗地里的交易。我不知道顽固不化和暗地里交易的意思，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她不喜欢我爸爸。阿米拉姨妈总是说我爸爸的事情里一定有一个女人，他们俩这样胆大妄为，在我们面前竟然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我妈妈没说是或者不是，她只是哭。玛丽妮娅姨妈总是乐于助人，安慰着她。那天那辆纳斯克汽车没有半跨在人行道上，后来也没再停过，我确认我爸已经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爸爸不在，但是玛丽娜姨妈、阿米拉姨妈和玛丽妮娅姨妈都在，她们一直说呀说个不停，妈妈一直在哭，我躲在桌子底下，没人理我。

现在，爸爸走了。我以为她们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很害怕她们留下来。她们把我爸爸说得一无是处，觉得已经帮忙帮到了家，日子还得照常过下去，她们也走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三个女人的打扮：戴着帽子，挎着包，穿着满是小圆点图案的裙子。她们转过了街角。

实际上，我希望她们离开。

实际上，我妈妈也希望她们离开。

现在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了，还有挂钩上爸爸的帽子。妈妈紧紧地抱住我跟我说现在就只有我们娘俩了。妈妈抱着我，我什么也没说，直直地盯着挂钩上的爸爸的帽子。

但是，你知道吗，花儿一旦开始凋谢，就会失去颜色，就会干枯，失去美丽和生命？我妈妈像花儿一行开始“凋谢” 了 —— 她再也无法忍受光亮，就想生活在黑暗里。而我很害怕她也会离我而去，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桌子下面。在桌子底下，我可以尽情地想念我的爸爸。

吃晚饭的时候，借着微弱的灯光，她亲切地看着我，手抚摸着我的脸，对我说，你现在可是家里的男子汉了。她的话让我感觉到很害怕。不到九岁的我不知所措：要是我不知道怎么成为家里的男子汉可怎么办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家里的男子汉！我也不想成为家里的男子汉！我唯一想的是爸爸回来！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从挂钩上摘下爸爸的帽子，和帽子一起睡着了。

我必须照顾好我的妈妈，玛丽娜姨妈、阿米拉姨妈、玛丽妮娅姨妈都这样说过，于是，我回想爸爸是如何照顾妈妈的，决心要成为那样的男子汉。

一大早，我带上帽子，去找街角杂货店的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布拉昂先生，我问他能不能给他打工，已经有几个别的男孩子在那儿工作了，干送货的活儿。可他没有把我的事儿放在心上，总是那样和气又漫不经心的样子，觉得我这事儿很可笑，还跟每一个来到店里的人都拿这事儿说笑一番。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我的自行车放在人行道中间，一整天不停地追着他问。他终于答应了，但还不知道给我什么活儿好，他耍笑我，说我还是个离不开尿布的小屁孩儿。

那时，我带着爸爸的帽子，照顾着妈妈。放学以后我去工作，总是把我的自行车放在人行道中间。可是在暗地里，妈妈依然难过；在桌子下面，我思念着我的爸爸。

有时候我的姨妈们说他要回来，我便暗暗地等着。有时候，我妈妈说爸爸就在家附近逛着，我就暗地里察看。

事实是他再也没回来。

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暗地里的交易，他也不是赌徒。他只是做了他能做的事来维持这个家，仅此而已，他做到了。为什么要丢下我们？我和妈妈无从知晓。也许是出于一份大爱，因此逃避。我更愿意认这是为了一份大爱，但又不得不逃避，尽管看起来非常地矛盾。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谅解的可能。我所知道的是，他孤独地死了，我继承了他的一切，包括这座房子。

我斜靠着阳台的墙壁，双眼寻找那个挂帽子的旧挂钩，但是没有找到。我想哭——哭那个曾是孩童的 “另一个我” 当年没哭出来的心情。我不是来拿什么东西的，也不是来与什么告别的，而是有时候，灵魂好像能够任意宽广得可以无所不包，可对于双眼渴求去触碰的目标来说，竟是那么窄小，于是双眼便制造假象，让灵魂装作早已厌倦了探寻。我拿起了爸爸的帽子，把它紧紧按在胸口。可恶，桌子下面那点小空间再也装不下我了，在黑暗中我的双眼刺痛。盼望着爸爸回来的是当年的那个小家伙，而现在，我爸爸就是这座房子——我的房子——里面亮着一盏灯。

作者简介

热妮·图提肯（Jane Tutikian），巴西当代女作家，尤擅长儿童文学创作。曾任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校长。本文选自她在201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