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复杂系统演化的宏大框架出发，对巴以冲突的根源、历程与未来进行了深邃而独特的剖析。文章首先追溯犹太民族在“巴比伦之囚”与“大流散”中形成的独特生存策略——将民族认同从土地剥离并建立在律法与文化之上，为其千年流散奠定基础。随后，详尽梳理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如何在欧洲排犹的“排异反应”下，利用殖民体系漏洞，以“基布兹”等公社形式向巴勒斯坦“渗透”，并最终在英国政策与联合国决议的背景下建国立国的过程。历次中东战争不仅巩固了以色列，也彻底改变了地区格局，使冲突核心从国家间对抗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问题。文章的核心创见在于将巴以地区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它尖锐地指出，当前以色列通过“蚕食”策略虽占据优势，但其内部政治碎片化、宗教与世俗的张力，以及吞并巴勒斯坦人口带来的“消化”困境，使其面临深层危机。同时，作者认为现代文明全球化融合的大趋势与双方固守排他性目标（如犹太属性至上、难民回归权）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最终，文章超越常规政治解决方案，大胆提出宗教教义本身的现代性革新——即三大一神教共同致力于构建和平、包容的人类文明，以此作为化解千年恩怨的终极可能路径。
【关键词】文明演化、复杂系统、犹太民族历史、以色列建国、巴以冲突、宗教和解
犹太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民族，农耕时代的历史通常都是围绕土地与定居展开的。一个民族通常都拥有自己的领土，在固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通常就是被征服或灭亡了。多数人定居在一个地方几代人之后就会融入当地文化被同化了，但犹太民族两千年来没有土地却能保持自身的文明延续至今，要了解其中的缘由就必须从犹太人的历史讲起。
公元前十世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国但国家比较弱小夹在埃及与新巴比伦王国两大强国之间。公元前597年犹太国王约雅斤反叛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城破后，国王、王室成员、贵族、工匠等约1万人被掳往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扶持了一个傀儡的犹太国王。没想到十年后这个傀儡国王也背叛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大为震怒再次讨伐，这次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城，以及犹太教的核心象征——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并且将大部分的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掳往巴比伦一带囚禁和流放，史称“巴比伦之囚”。说是囚禁实际上大多数犹太人并不是被关在牢笼中，而是被安置在巴比伦帝国境内的特定区域。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可以聚集、生活、工作和保有自身的习俗，但作为流亡者他们政治权利被剥夺，处于被奴役和监视的状态。
犹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巴比伦。他采取了宽容政策，发布敕令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支持他们重建圣殿（即第二圣殿）。一批犹太人选择回归，并在公元前516年完成了第二圣殿的建造，标志着流放期的结束。
“巴比伦之囚”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创伤，但这次事件对犹太民族的文化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犹太民族与其它农耕民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失去了神圣的信仰之地与故乡，在异乡被囚禁半个世纪后，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身份危机。通常长时间的异乡生活，人会被当地同化。但由于犹太人是被“囚禁”与隔离的，所以这反而强化了犹太人自我的认同。
其次是信仰危机，“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事发生？”。犹太人的先知以西结、第二以赛亚将其解释为因犹太人不遵守与上帝的约而招致的惩罚，但上帝并未抛弃他们。最终反而强化了犹太人的一神信仰，并且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使其从一种与土地和圣殿紧密绑定的民族宗教，向一种更抽象、更个人化的信仰转变。犹太教的形态出现以下变化：
第一，由于无法在圣殿祭祀，流亡的犹太人开始在当地聚集，共同祈祷、读经和讨论。这成为了犹太会堂的雏形，从此犹太教不再依赖固定的祭祀场所，在任何地方都能实践信仰。
第二，在流亡期间，为了保存民族身份，犹太的文士和祭司开始系统性地整理、编纂和书写他们的律法、历史和传统（即《希伯来圣经》/《旧约》的核心部分）。对经文的研究变得空前重要。
第三，将日常行为与宗教牢牢绑定。生活在强大的异教文化包围中，为了不被同化，犹太人更加严格地遵守律法，强调割礼、安息日、饮食条例等外部标志，以维持其民族的独特性。
虽然流放期结束后他们回到了故土，并重建了圣殿但这种宗教习俗与文化被保留了下来。犹太民族在逆境中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宗教改革和创新，发展出了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适应流散生活的能力，为其在未来近两千年的流散中还能实现民族存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间一晃500年过去了，西方进入了罗马统治时代，犹太人不断反抗罗马人的统治，最终公元135年犹太人的最后一次起义宣告失败，哈德良皇帝驱逐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禁止任何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变成一座外邦人的城市。犹太人从此开启了向全世界流散的时期。
这里有一个疑问：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之后为啥以大流散的方式迁徙，而不是抱团去开疆拓土？比如当年大汉击败匈奴，北匈奴一路向西迁徙称霸中亚甚至影响了欧洲的历史。显然犹太人并不是一个武德充沛的民族，如果武力强大他们可以迁徙征服其它族群。更可能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太过强大且疆域辽阔。另外连续的军事对抗摧毁了犹太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祭司、贵族和战士阶层要么被杀，要么被卖为奴。而且罗马人系统地摧毁耶路撒冷和第二圣殿，将数万犹太人贩卖到帝国各地为奴。犹太人是作为战俘和奴隶被强制分散的，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生存。一个失去组织核心、人口溃散的民族已没有能力组织起有效的军事殖民或征服行动。其实在圣殿被毁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犹太人自愿或因之前被迫生活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东各地（如亚历山大港、巴比伦、安条克、罗马城里）。圣殿被毁后，这些已有的海外社群成为了接收新流散难民的“安全网”。
大流散是犹太民族第二次遭受重创，但它反过来成为农耕时代一种另类民族生存策略。首先分散在不同地区，意味着任何一个地方的迫害都不会导致整个民族的灭绝。当年希特勒种族清洗了欧洲犹太人，但中东、北非、北美仍然有很多犹太人社区。其次，由于寄居于不同的国家、社会、文化中，犹太人的适应性很强，虽然被排斥也能在各个社会的缝隙中找到生存之道。特别是通过金融、贸易、医药等“无根”的技能不依赖土地也能成为当地社会的精英人才。而且分散的犹太社群通过共同的信仰、律法和语言（希伯来语用于祈祷，拉迪诺语、意第绪语等方言用于日常）维持着强大的跨国联系网络，这在商业和信息传递上反而形成了优势。
可以说正是“巴比伦之囚”“大流散”这样的劫难，让犹太人将民族认同从土地上成功剥离，转而建立在律法和文化之上，从而找到了在逆境中生存甚至繁荣的独特道路。虽然充满了苦难，却阴差阳错地让犹太文化和身份以一种极其坚韧的方式延续了近两千年，直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兴起，才重新将政治主权与土地联系起来。
失去圣殿后，犹太教的中心从祭司献祭转向拉比（学者教师）对律法的研习和解释。尽管在罗马/拜占庭统治下持续受压，巴勒斯坦仍是犹太教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另一个学术中心是巴比伦，在这里犹太社群享有相对自治的权力，涌现了伟大的犹太经学院和“流放领袖”，这里成为了未来数百年犹太世界的精神和学术中心。拉比们进行了长达数个世纪的评注和讨论，形成了两大《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其中，《巴比伦塔木德》成为全球犹太社群最具权威性的法律和生活方式指南。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大搞宗教迫害，十字军东征（1096年起）沿途屠杀犹太人，揭开了欧洲大规模反犹暴力的序幕。从十三世纪开始欧洲就不断驱逐犹太人。由于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土地和加入行会，犹太人被迫从事基督徒禁止的放贷业和商业。这使他们成为统治者有用的“财产”，但也在民间形成了“贪婪吸血”的恶名，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1516年，意大利威尼斯首次强制犹太人居住在名为“隔都”的隔离区。这后来成为欧洲各地的普遍模式，从物理上隔离了犹太社区。
与欧洲不同，8~12世纪是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在此生活的犹太人地位虽低于穆斯林，但生命财产和信仰自由得到一定保障。犹太人积极参与并推动了阿拉伯帝国的文化、科学、医学和哲学发展。出现了大量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犹太学者。这是一个文化融合与创造的高峰期，犹太神学、哲学和法律体系得到极大丰富。
长期的分离使得犹太人发展出了不同的群体，其中最大的两个群体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前者长期生活在中东欧，受基督教欧洲神秘主义影响，强调拉比文献学习，世俗哲学与科学接触较少。而塞法迪犹太人流散后主要分布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中东、北非等。受伊斯兰世界影响，哲学和科学传统更为开放。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阿什肯纳兹与塞法迪犹太人在基本信仰、律法和宗教经典（如托拉、塔木德）上完全一致。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西欧的犹太人开始学习世俗知识、融入主流社会，同时保持犹太信仰。目标是从“隔都的犹太人”变为“国家的犹太公民”。法国大革命（1789年）后，西欧各国陆续授予犹太人公民权，法律上的平等逐渐实现。许多犹太人积极融入，在科学、文化、金融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出现了改宗基督教以换取更好社会地位的同化浪潮。
但在东欧地区，如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仍被限制在“栅栏区”内，并遭受集体迫害。面对残酷迫害，一些犹太人认为同化无望，开始主张回归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这为西奥多·赫茨尔的现代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1896年，赫茨尔出版了小册子《犹太国》，首次系统地提出了通过政治手段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设想。他在书中明确指出：
“犹太人问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犹太人必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以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的迫害与歧视。”
小册子出版的第二年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通过了《巴塞尔纲领》，明确提出：
“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公法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这次大会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分散的文化、宗教运动转变为统一的政治运动。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刚萌芽时，全世界大约有1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东欧的犹太人被俄国人迫害、波兰人排挤，在伊斯兰国家是二等公民，即便是在西欧、北美也受到反犹主义的困扰。最可怕的是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清洗甚至屠杀。相比后来的希特勒灾难只是刚刚开始，此时的犹太人需要一个安全的港湾，所以犹太复国主义一经提出就蓬勃发展起来。
要复国首先就是寻找接纳犹太人的落脚点，其实当初有很多选项，比如非洲的乌干达、南美的阿根廷、马达加斯加、日伪的满州国、中国的云南等等。但这些要么被否决要么失败了，最终选择了巴勒斯坦。其核心原因在于：犹太复国主义从本质上不是一个“寻找无人之地建国”的运动，而是一个“回到犹太民族历史与宗教起源之地”的运动。巴勒斯坦不只有他们的圣殿，这里也是犹太人千年大流散的起点。任何替代方案都会导致运动失去最强大的号召力而瓦解。巴勒斯坦是唯一能团结全球犹太人的旗帜。这件事证明了文化才是一个文明真正的核心凝聚力。
巴勒斯坦原本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是地缘政治对手。它拥有英国觊觎的战略要地，巴勒斯坦地区对于保护通往印度殖民地的航线（苏伊士运河）至关重要。一战时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1917年英军占领了巴勒斯坦，于是就想在中东心脏地带扶植一个亲英的实体，以保护苏伊士运河。于是出于自身的地缘战略考量，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荣幸地代表英国政府将下述对锡安主义者之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达给您，该宣言业已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做出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群的公民权利及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之各项权利及政治地位的行为。” 蒙您向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晓以此宣言，我向您表示感谢。
顺致
崇高的敬意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
这封信后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宣言刻意使用了“民族家园”（a national home）这个模糊的词语，而不是“国家”（a state）。因为当时那里是阿拉伯人的领土，英国人要管辖巴勒斯坦就不可能不考虑阿拉伯人的利益。所以第一句是同意犹太人的诉求，第二句就是要求保障阿拉伯人的利益。因为英国人当时还想利用阿拉伯人的反抗来打击奥斯曼帝国。并且在此之前英国就曾向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承诺，支持在阿拉伯地区（包括巴勒斯坦存在争议）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所以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英国在统治巴勒斯坦的过程一直想平衡两种敌对的势力，但英国人最终因为这种骑墙被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同时敌视。这其实是殖民时代国际体系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殖民地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它没有自决权，英国人与犹太人利用了这一点。否则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同意接纳大批犹太人的，因为大量接纳外族人口不仅会增加社会运转的成本，还会造成社会混乱、治理困难，关键是改变人口结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虽然有了英国人的点头，但犹太人也不可能立即建国。最初犹太复国主义主张通过移民和建立农业社区实现救赎。强调以人道主义、环保型社会主义理念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试图通过集体劳动和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复兴犹太民族。
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先后进行了数轮尝试，最初尝试把西欧乌托邦理想与巴勒斯坦现实结合，建立“第一个基布兹”，但因经济脆弱与外部压力很快解体，暴露出纯理想主义的局限。为了在贫瘠的土地上实现自给自足，最终这些犹太殖民者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式的财产共享的共产主义公社——基布兹。财产归集体，成员共同劳动、共享资源，承担医疗、教育等社会责任。
以建立共产主义性质殖民地的方式，将巴勒斯坦开拓成犹太人的殖民地。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不应像迪甘妮亚那般小型、亲密和乌托邦化，而应组织庞大、纪律严格，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现在我们提起犹太人都是与资本家、贪婪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可能是比苏联更早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民族，历史有时比想象更魔幻。事实证明决定社会制度的并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是社会需求与现实基础不断试错的结果。
初期犹太复国主义明确反对被定义为殖民主义。他们小心翼翼地与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试图以“民族解放运动”身份争取国际支持。例如，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之一）在1903年仍拒绝暴力驱逐巴勒斯坦原住民，主张通过和平移民和购买土地实现建国目标。但随着一战的爆发，排犹浪潮的扩大，大约100万东欧犹太人逃离了东欧，解决犹太移民的问题变得迫切。虽然犹太人大多是通过从当地地主那里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但他们通过强硬驱逐的方式赶走阿拉伯佃农。当巴勒斯坦人看着越来越多犹太人涌入自己的家园，两个民族开始争夺土地与水资源，矛盾开始日益尖锐。
从1920年开始两个民族就冲突不断，1920年4月耶路撒冷骚乱，1921年雅法暴动。1929年西墙事件由于冲突双方都有几百人伤亡，英国当局派出调查委员会。第二年基于调查，英国发布《帕斯菲尔德白皮书》批评犹太移民政策，要求限制移民和土地购买，引发犹太人的强烈抗议。英国最终变相收回成命，承诺继续支持犹太移民。英国政策的摇摆让阿犹双方都对英国政策产生了不信任。
19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对阿拉伯人重要的柑橘产业的冲击，加剧了阿拉伯人的失业和不满。1933年阿拉伯人对英国当局偏向犹太人的移民政策不满组织了反英示威游行。1936年春末火山终于爆发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起大规模起义，要求停止犹太移民、驱逐犹太人并实现自治。一开始犹太人采取相对被动的防御措施，但伤亡惨重（80人死亡、400人受伤）。8月起犹太人开始实施首批报复性行动，包括伏击、烧毁农田等，标志着从防御转向主动对抗，双方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1937年英国派出皮尔委员会调查，首次提出 “两国方案” ，建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该计划被阿拉伯人彻底拒绝（他们拒绝接受分割土地），导致起义进入更激烈的第二阶段。随后两年英国增兵至2.5万，采取摧毁房屋、集体惩罚、即时处决等手段镇压。起义也演变为阿拉伯人内部的内斗，针对“通敌者”的清算。最终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的崩溃，大约5000阿拉伯人死亡，1.5万人受伤。其政治、军事领导层被摧毁或流亡，这也直接导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阿拉伯人群龙无首。相反犹太社群趁机壮大，犹太武装组织 “哈加纳” 在协助英军镇压中发展壮大，积累了军事经验。同时，他们也建立了更多远离阿拉伯区域的隔离定居点。
但是1939年随着二战的爆发，为争取阿拉伯世界支持以对抗纳粹德国，英国1939年发布 《麦克唐纳白皮书》 ，严格限制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并承诺10年内建立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这暂时安抚了阿拉伯人，但激怒了犹太人，标志着英犹关系的破裂。此时一个名为“莱希”（Lehi，希伯来语“以色列自由战士”的缩写）的激进犹太激进组织因为对英国的政策不满，用暴力手段袭击英国，还刺杀了英国驻中东大臣莫因勋爵。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竟然与德国联系，想与德国合作对抗英国。他们认为英国限制犹太移民是犹太复国的主要障碍，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合作的方案是莱希组织将在中东对英国发动军事行动，换取德国支持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建立犹太国家，甚至表示新国家可成为德国附庸。历史就是如此魔幻，当然德国没有理睬这伙人，他们才不会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呢，因为一年后德国人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了。更魔幻的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上面恐袭与刺杀的策划与实施者，想依附于德国的犹太人，最后进入了以色列政府部门并两度担任总理一职。
当然随着二战战事的吃紧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暂时缓和。许多犹太人也加入英军对抗纳粹。二战结束时，欧洲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真相震惊世界。这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同情，并使得幸存难民移民巴勒斯坦的诉求变得无比紧迫。战后英国仍坚持严格的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政策，导致犹太武装力量全面对抗英国。犹太人不断发动恐怖袭击，最有名的就是1946 年 7 月 22 日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爆炸案，该酒店是英治巴勒斯坦政府秘书处和英军总部的所在地，这是托管期间针对英国最致命的一次袭击。伤亡非常惨重， 最终统计死亡人数为 91 人，伤亡46人 。
二战结束，英国元气大伤再也管不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与冲突了。因为它没有能力再派大量士兵去远在千里之外的管辖区平定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了。所以1947年英国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分治计划）提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及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拒绝了联合国分治计划，认为它不公平。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很遗憾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因为他们不接受使巴勒斯坦失去了主权国家这个“外壳”的保护，犹太人就可以利用这种模糊不断修建定居点侵蚀他们的领土。而随后爆发的战争导致原本划给巴勒斯坦的领土被以色列、约旦和埃及不断瓜分。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直到1988年才在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声称拥有基于1967年边界的全部领土。但这是一个政治声明，当时它并不实际控制这些领土（它们被以色列占领）。一个主权国家的成立不只是自己宣布成立，它要满足四个条件：有确定的领土并能实际控制，永久的人口，有效的政府，与其它国家的交往能力。而巴勒斯坦最多只能满足人口条件。领土就不说了，有效的政府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只对西岸部分区域实行有限自治。国际上虽然获得了大量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承认，但缺乏最关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别是美国） 的支持。
而当时的犹太领导层则立即接受了两国决议，1948年5月14日，英国委任统治正式结束，同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犹太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这也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人，第二天埃及、外约旦（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联军就对以色列发动了进攻。
第一次中东战争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二天就爆发了。新生的以色列在经历了数月的艰苦战争后不仅获胜还扩大了领土。而巴勒斯坦的领土则被瓜分，约旦占领了西岸地区，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以色列则控制了其他大部分地区。约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离或被驱逐出家园，成为难民，这一问题持续至今。
如果第一次中东战争是立国之战，那么第二次中东战争则展现了以色列的侵略性。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损害了英法的利益。于是英法联系了以色列合谋，由以色列先出兵西奈半岛，之后英法借口“保护运河”介入。最终在美苏的调停下这场战争打了8天就结束了。埃及战败但纳赛尔因抵抗外敌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威望大增。以色列则实现了解除埃及对蒂朗海峡封锁的目标。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64年6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并建立了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法塔赫。法塔赫致力于通过武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1966年开春以后，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袭击事件。年底以色列军队袭击了约旦的萨穆村游击队基地，造成游击队死亡18人、伤54人。到1967年，在叙以边境上不断发生袭击和炮击事件，形势更趋紧张。以叙双方出现空战，叙利亚的6架飞机被击落。5月底埃及再次宣布封锁了西奈半岛的蒂朗海峡，不久后，埃及和约旦签署了一项五年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使得以色列有被南北夹击的危险。以色列决定首先采取先发致人的军事打击。于是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对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闪电战，仅6天就结束了战争。这次战争彻底改变了中东格局，以色列从防御国转变为占领国，这是性质上的转变。虽然军事上取得胜利，但这让以色列直接统治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因为统治是要付出成本的，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治理上都是如此。军事胜利与统治几百万敌视自己的人是两回事。
埃及和叙利亚为了洗刷1967年的耻辱，收复失地，1973年在犹太教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以色列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很快顶住了攻击并在战场上占据了优势。同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手干预停火，台下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军援，苏联向埃及、叙利亚提供军援。最终战争在调停下结束，第四次中东战争军事上打了19天。这场战争对阿拉伯人是很大的鼓舞，首先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战争开始成功的突袭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几乎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线，一度推进到距离以色列本土仅有数公里的地方，威胁到以色列的核心区域。阿拉伯人不再是1967年那个一触即溃的对手，而是展现了精密的计划、严格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其次展现出阿拉伯国家联合作战的能力。如伊拉克、约旦派兵前往戈兰高地支援叙利亚，还有国家提供了资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产油国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石油禁运”特别是针对美国。这导致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暴涨，西方经济陷入混乱，成功地将战场上的军事冲突与全球政治经济直接挂钩，向西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这次战争也改变了之前以色列的强势地位，迫使以色列开始认真考虑通过归还领土来换取和平的可能性。反观以色列虽然没有输掉战争，但以色列民众对政府在战争中的表现非常不满，民众组织了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多名军政高官辞职。这场战争对民众的心理冲击更多，战争初期叙利亚军队几乎攻入以色列本土，埃及大军成功渡过苏伊士运河，以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民众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种濒临灭亡的恐惧感深深地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当时以色列人口是70万，战争中仅阵亡人数就有2800人，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以色列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认识伤亡者。高昂的伤亡率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意味着几乎每个家庭都受到了影响，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缺和长久的悲痛。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前两天还见面打招呼，突然就死了，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的现代人通常都是震惊与悲伤。战争也让以色列的政治策略分化，一些人思考“以土地换和平”的可能性，这为后来与埃及的和平条约（1979年）埋下了伏笔。而对安全的高度焦虑也使得部分人更加鹰派，坚信必须保有战略纵深，定居点的扩张就是拓展这种战略纵深。
1982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两伊战争打的如火如荼，黎巴嫩内战，英阿马岛战争爆发，以色列利用国际局势的混乱入侵黎巴嫩，第五次中东战争打响。以色列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巴解组织（PLO）的军事威胁，摧毁其在黎南部的基地和基础设施，阻止其袭击以色列北部。更长远的考虑是削弱并迫使叙利亚驻军撤离黎巴嫩，扶持黎巴嫩亲以的基督教马龙派政权。从军事上讲以色列是成功的，6天功夫就占领了黎巴嫩1/4的领土。两个长远的目标：打击叙利亚驻军、扶持亲以政权也实现了。但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当你改变其中一部分时影响的涟漪就会扩散开来。战争过程中以色列默认盟军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进入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血腥屠杀。这引发了国内大规模抗议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入侵和随后对黎巴嫩南部长达18年的占领（直至2000年），催生了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以抵抗以色列占领为旗帜，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日后以色列北部边境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对手之一。长期对黎南部的占领引发真主党持续抵抗也让以色列陷入了泥潭。
随着巴勒斯坦民族意识觉醒，冲突主线从国家间战争逐渐转变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斗争。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发动的大规模平民起义，以罢工、投掷石块、焚烧轮胎等方式反抗以色列占领。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与外交部长希蒙·佩雷斯共同做出了历史性的战略转变：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并与之谈判，试图通过“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解决巴以冲突。1993年双方在白宫草坪上签署了 《奥斯陆第一协议》。协议约定逐步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主要是杰里科）的民事管理权移交给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为期五年的过渡期，最终目标是谈判解决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如耶路撒冷、难民、定居点、边界等）。但这遭遇了利库德集团以及定居者的强烈反对。由于这是拉宾推动的和平进程，所以犹太极端分子对他展开了刺杀行动。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刺杀。这同时宣告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死亡，彻底改变了巴以冲突的历史轨迹。和平进程破裂，2000年后爆发了比之前更加暴力的冲突，自杀式炸弹袭击频发，以色列则采取严厉的军事打击回应。二十多年的持续冲突，其间还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它遵循的是复杂系统演化的规律。我们可以用系统演化的方式重新解构以色列建国的历史，理清背后的系统逻辑，然后就可以推演巴以冲突百年恩怨的结局了。
首先还是要从犹太民族的文化说起。人类社会可以看成是一个由人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每个人都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线就是社会关系。人的行为就是社会关系的动态展示。不同的社会关系类型对应不同的社会行为。比如父母与子女，朋友、同事等等社会关系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的集合就是文化。人的行为除了本能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我们的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孩子除了本能之外的社会行为规范。由于地域环境、气候等差异不同地区演化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人们的行为在宏观层面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比如面对殖民者中国人选择拿起武器反抗，印度人选择非暴力不合作，这就是不同文化造成的行为选择上的差异。
相比农耕时代的其它民族，犹太人的历史比较特殊。在古代他们有着长期流放与整个族群被囚禁的历史，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各国都在系统性的、制度化的排犹。欧洲人还限制了犹太人的职业，行会排斥犹太人手工业，教会禁止基督徒放贷收息，于是统治者把犹太“特许”为包税商与放贷人，既榨取财政，又转嫁社会怨恨——“需要他们，又憎恨他们”。这使得犹太人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被迫选择封闭的社区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在极端压迫下的被动适应和自我保护。
犹太人只能选择强化自身的民族特性还有宗教文化。由于无法回到自己的宗教圣地，他们更注重宗教经典的传承、宗教仪式与行为的规范，比如祷告、忏悔。这些文化传统导致犹太人即便流散到欧洲以外，也会选择形成社区共同生活，因为他们需要共同的宗教生活来维护身份认同与宗教信仰。
18世纪末，犹太启蒙运动兴起，许多犹太人积极学习当地语言、文化，试图融入欧洲社会。然而，即便他们改信基督教或在科学文化上取得巨大成就，根深蒂固的种族反犹主义仍然拒绝他们。俄罗斯反犹最暴力，数百万犹太人生活在限制区内，1882-1914年间近300万人逃离，其中超200万前往美国。东欧地区普遍存在法律歧视与社会敌意，德国从传统的宗教歧视转向现代种族主义思潮，这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在20世纪实施工业化大屠杀的思想源头。
你可以把欧洲文明想象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最理想的状态是各种各样构成这个体系的元素都能和谐相处，各司其职保障文明系统的优良运转。但现在这个系统出现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开始持续不断地有针对性地排斥某一类特定的元素。其实这种排斥反应一直都有，只是过去表现为定向隔离。之所以现在这种反应变的强烈是因为文明体系积累了一系列的变化，使得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结构变的不稳定了。社会学角度可以有以下解释：
这种欧洲文明体系的缺陷造成的排异反应使大量构成元素脱离了原来依附的社会结构，移动到任何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因为接纳外来移民可能会提高社会的“熵”值（混乱程度），也需要增加社会的管理成本，没有人愿意主动接收这些移民。最后只有两类地区可以接收这些游离的元素。
当时的列强国家还是有很多殖民地的，但多数国家都敌视犹太人，只有英国对犹太人相对友好也有很多的殖民地。英国是给了犹太人多个殖民地选项，最终犹太人选择了巴勒斯坦，这就不得不提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目标与他们文化中的宗教传统了。如果只是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那确实有很多选择，但要立国就必须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犹太家庭，而不只是犹太难民，那必须依靠信仰的力量。文化就象蚁群女王的信息素具备号召整个蚁群的力量。正是这个选择决定了以色列能够成功建国。
这些游离的元素一开始少量地落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因为是要建国所以没有选择城市，而是选择农耕用的土地，与创建农业公社。城市中有大量生活在这里上千年的巴勒斯坦人、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关系，犹太人永远是少数的外来者不可能改变这个体系。而农村地广人稀，并且农业经济更容易自给自足。
一开始犹太国民基金会通过传统的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这种行为可以被传统农耕社会接受，侵入性小。很多地主生活在城市中土地都是由佃农租种，犹太人收购土地之后把佃农赶走成立自己的农业公社。由于佃农都是生活在边缘地区的穷人也不会引起太多关注。当然现实情况要复杂的多，因为很多传统农业社会没有现在的清晰的产权制度，举个例子，中国农村有族田、公田，这些土地是整个村庄共有的。但有些村长私自把这些公田卖了，钱自己拿了。这笔交易是否合法其实是有争议的。有些人争论犹太人最初获得这些土地的方式是否合法再上升到以色列国家的诞生是否合法，其实没啥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建立了一些私人农庄，但这些私人农庄往往依赖阿拉伯劳工，且防御能力弱。后来由基金会出资以建国为目标，这促使农庄演化为更强调集体主义和“希伯来劳动” 的基布兹和莫沙夫模式。
之所以选择农业公社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结构，首先是因为农业公社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工商业文明更高级也可以比农业社会更繁荣，但它们不是一种从0到1的社会形态。其次，选择财产共有的集体农庄制度，从更现实的经济角度看财产公享是物质财富利用效率最高的社会制度。在物质财富极度匮乏时这是最合理的制度。另外《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基布兹社会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基于几个原因。没有先锋队的努力，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能度过殖民过程中那段艰苦的岁月。没有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会拥有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对保证殖民过程成功进行至关重要。——《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财产的共享也有利于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当然这种制度也是犹太人在最初十多年的尝试与试错中构建起来的。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为何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选择了与其它地区犹太人完全不同的方式，从职业选择到社区构建都这么奇特。因为这与他们的建国目标有关，社会制度从来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目标相互影响演化的产物，它的目标是让社会这个复杂系统可以维持运转减少内耗。从系统演化的角度看，大量的元素被原有的系统组织排斥后变成游离元素，它们只能选择一种渗透的方式，侵入到另一个系统组织，这更象病毒侵入人体的方式。反观西方的殖民过程要暴力的多，因为西方国家已经是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系统组织，所以它们与殖民地的农耕社会就象两个独立生命间的暴力对抗。
在复国主义者来巴勒斯坦之前这里已经有部分犹太人世代生活在这里，很多是个体农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3%。1909年底复国主义建立起第一个集体社区——基布兹。由于犹太人一直主动或被迫地生活在自己的封闭社区之中，所以现状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困难。基布兹社区的特别之处在于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平等劳动、按需分配。管理上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并且每个基布兹还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成员都有武器，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这就是一个完备的独立政治实体的胚胎了。
当然除了基布兹模式还有莫沙夫模式。莫沙夫是另一种重要的农业合作社模式，更强调个体家庭与合作社的结合。土地集体所有但家庭经营。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社区内有教育、医疗等社区服务，这更类似社会主义形态。这些集体农庄因为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们一开始星罗棋布点状地分布在这片土地上。这些农庄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复制。对于渗透者而言可以自我复制是实现最终占领的基础。
1917年《贝尔福宣言》承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这使得犹太人大规模定居有了合理的理由。2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有10万犹太人涌入。30年代由于纳粹的威胁又有 20 余万犹太人到这里。1935 年犹太人口已约 30 万，二十几年人口占比就从3%增长到30%。
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犹太国民基金与私人公司共购入 1800 km²土地占可耕地 12%，都是连成片的优质沿海平原与加利利湖周边土地富饶的地区。到了这个阶段渗透者已通过复制或外部集结形成大规模聚集，必然演化出更加复杂的内部结构与功能。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末巴勒斯坦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平行的犹太国家。这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个无法容忍地存在。
可以想象有一个名叫“巴勒斯坦”的复杂系统，一开始有一些叫“犹太”的小细胞进入了自己的体系内。由于自己的体系内原来就有少量的“犹太”细胞存在了很久，他们也很安分守己。但这批新来的“犹太”细胞与之前的很不一样，他们群居在一起非常勤劳也非常抱团，实行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不融入周围环境。一开始数量少也就不在意。但随着这些外来的“犹太”细胞越聚越多，而且不断侵蚀耕地、水资源，挤占周围“阿拉伯细胞”的生存空间。这个“巴勒斯坦”系统开始启动排异反应，周围的“阿拉伯细胞”开始攻击“犹太”细胞。但是“阿拉伯细胞”发现这些“犹太”细胞形成的组织结构很强悍他们打不过。于是信息被不断扩散、向更高层级传递，希望系统的更高层级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巴勒斯坦”系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它的中枢控制系统被一种叫“大不列颠”的细胞控制了。这使得“巴勒斯坦”系统无法按自身的意志展开行动。而且“大不列颠”细胞明显是偏向“犹太”细胞的。中枢组织的失能导致“巴勒斯坦”身体只能自发地发起排异反应，不断地“抽搐”，对“犹太”细胞发起暴力攻击。而大量的“犹太”细胞形成的组织结构正在快速进化。虽然他们体量小，但已经演化形成了一整套足以对抗“巴勒斯坦”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进入30年代，纳粹的威胁又有20万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到1935 年犹太人口约占总巴勒斯坦人口 30%。此时人口结构已发生彻底变化。“巴勒斯坦”的排异反应越来越严重，“高热”持续不退。到二战结束英国人再也不想管这个烫手的山芋了，扔给了联合国。联合国决议支持“两国方案”。
其实从系统演化角度看犹太人已经完成了国家的实质构建，承认独立只是一个过场。至此犹太人终于脱离巴勒斯坦这个母体构建起自己的国家，但故事远未结束，因为系统并没有达到一个平衡与稳定的状态，它还要继续演化。
以色列只是在法理上脱离了巴勒斯坦，但它在空间上被夹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这注定了以色列的命运并不完全由它自己决定。之前以色列未成立，属于巴勒斯坦内部两个民族矛盾，表面上是英国管辖，周围阿拉伯国家只能声源本民族同胞。现在以色列独立是主权国家了，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可以选择开战了。矛盾与斗争的性质就变成了犹太民族与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矛盾，以及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这是独立必需要付出的代价。
最终犹太人打赢了战争以色列正式立国。战争不仅让新国家站稳了脚跟还占领了巴勒斯坦4/5的土地，计2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多了6700多平方公里。但战后以色列将6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沦为难民。战争也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美、英的矛盾。
赫茨尔极富预见性地写道：“一旦犹太人真的回到家园，第二天就会发现，多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在不同国家生活了许多个世纪，受到当地国民的影响，因而彼此不同。”——《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国家成立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成立的国家面临的不仅是外部战争，还有内部整合。战争可以很快结束而内部整合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任务。你可以想象一个刚刚形成的社会网络，大量外部元素加入到这个网络结构中，系统规模扩大新陈代谢所需要的能源、资源消耗也会增加。另外由于是外部输入导致的膨胀而不是内生有序的生长，它必定会增加系统的熵。并且膨胀速度越快系统内部的压力越大。
具体来讲首先经济上一穷二白，立国之战虽然赢了但耗尽了有限的黄金与外汇，而短期内大量的移民超出了系统的承载能力，政府连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难以维系。粮食、住房、医疗全部短缺，不得不实行定量供给。大量移民还有难民涌入，而农业与制造业还未形成规模时就业机会稀缺，经济表现更加糟糕。好在德国战败后向以色列支付了大屠杀的赔款成为建国初期最重要的外汇与财政来源。另外美国犹太社团不断捐款，提供机器设备与技术，政府开始大规模搞输水系统、公路、通信、电力系统等基础设施，完成了关键的基建与国防相关的产业布局，为后面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另外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与物价控制保证民生与推动再生产。这一整套政策和新中国成立时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本一样，所以再次证明社会制度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之一。
相比经济体系快速成形，社会文化领域的整合要困难的多。首先是建国初期就隐藏的理念裂痕，以色列是一个宗教国家还是一个世俗国家。前文提到了以色列之所以能立国很大原因是犹太人选择了他们一千年前的故土，本质上是选择了传统犹太文化作为核心。正是传统犹太宗教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才把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召唤回来。但显然本－古里安这位以色列的国父很清楚这个处于现代文明中的国家必须是一个世俗国家，但深厚的宗教传统又不可能立即丢弃。
最终以色列的国家框架是以世俗为基础，政治上是政党政治、选举、三权分立等。军事内部也是高度世俗化的。经济上也最终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作为“创业之国”其高科技产业闻名世界。但建国时本-古里安还是与正统派犹太教领袖达成一项非正式协议，在国家关键事务上维持宗教传统，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主要包括饮食、婚姻满足犹太教法要求，还有教育系统分为世俗教育、宗教教育和极端正统派教育体系，彼此隔离，课程内容差异巨大。这使得宗教对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无处不在。从人口和日常经济生活上看，世俗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以色列人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从国家法律和个人生活关键节点（生、死、婚、离）上看，宗教又拥有巨大的、法律赋予的否决权。这种持续的张力——世俗主义者想要更多个人自由，宗教团体想要维护传统——定义了以色列的社会文化。
除了宗教与世俗之争，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演化出了不同的文化与传统，也分成了很多教派，比如来自中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源自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之前生活在中东、北非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当时的普遍情况是其它地区的犹太移民都受到欧洲犹太人颐指气使的对待。因为他们更早来到这里建立犹太社区与自治政府机构，现在又成为国家的管理者。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另外很多“东方犹太人”（来自中东国家的犹太人）以及各国的犹太难民，他们通常非常贫穷，这也让他们一度被边缘化。特别是很多在大屠杀中幸存的人，心理都有阴影与创伤。
除了族群内部的矛盾，这个国家还有一部分选择入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政府一开始并不信任这些人，对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这也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以上只是这个新生国家面临困难的一小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系统从形成到实现稳定与平衡所面临的挑战。新中国刚成立时也是困难重重，经济上一贫如洗，除了农业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内部仍有敌对势力，外部与西方交恶。与以色列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是一个内生性国家不是移民国家，没有文化与人群的整合问题。中国有着几千年文化融合、政治制度的建设、社会治理的经验，而以色列大流散开始就没有建立与管理国家的经验，所以内部整合问题是除了战争风险之外的最大挑战。
以色列打赢了立国之战，但从文明系统演化角度看这个新生国家周围都是敌人，这个新诞生的系统还没有融入周围的大环境。来自周围环境的排异是不可避免的，这注定了未来一定危机重重。
虽然之后四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获胜，但稍微研究一下这几场战争就会发现都是速战速决的战争。第一次是立国之战打的时间最长10个月，第二次中东战争打了八天，第三次打了五天，第四次打了二十天，第五次中东战争打得时间稍长，却也仅干了三个多月。即使是第一次立国之战中间还停战两次，以色列抓紧时间补充军火而阿拉伯国家内部出现了矛盾，才让以色列赢得了战争。作为一个小国最忌讳的就是长期陷入战争泥潭，速战速绝是以色列的最优选项。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常胜将军，前几次战争胜利了不代表以后永远胜利。关键是阿拉伯国家可以失败很多次，而作为小国的以色列它很可能只能失败一次，这才是最致命的。另外经济与军事实力是会动态变化的。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相反西方的经济优势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是相关的。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长。一开始以色列非常厉害军事上可以做到速战速决，但后面实力的此消彼长战争的时间可能越拉越长，最后变成了长期的僵持。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就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这次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冲突已持续两年，对以色列而言对手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战争已经陷入了僵持阶段。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这场博弈中双方的目标，目标是衡量博弈成败的标准，而不是简单地击败对手与消灭敌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或者目标错误的战争是一个深渊。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目标的可行性与优先级。首先安全与生存是最优先的目标，犹太属性次之。犹太属性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而言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就不一定了。毕竟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他们并不都是以色列公民。第二条历史与宗教方法衍生出的权利，这就有点一厢情愿了。依靠历史与宗教凝聚起了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但不代表可以利用这一条主张当下的权利。毕竟这块土地之前属于罗马，之后多次更换主人还轮不到犹太人说了算。现在的以色列公民40%都世俗化了，就不要以此说事了。
第三条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现实利益不算核心目标。而且以色列真的需要更多的土地吗？其实工业文明时代，创造财富的是科技与生产力、高素质的人才，而土地面积小并不会影响以色列的生存与发展。通过人才与技术完全可以解决国土面积小的劣势。关键是这个目标中包含着战略性的矛盾，只想要土地不想接收巴勒斯坦人。那只能是屠杀或驱逐，这与希特勒的屠犹与西方的反犹没啥差别。
第四条，抢了阿拉伯人的地驱逐了他们的民众，造成大量难民与人道危机还要阿拉伯人和平相处，不太可能。毕竟阿拉伯人不是印度人有圣雄甘地这样的领袖。所以以色列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只有第一条的安全，其它目标都是为第一条目标服务的。如果以色列的领导人是真正的政治家或领袖那一定非常清楚这一点。
之所以要排优先级是因为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都会有妥协，最终保留下来的只能是最核心的优先级最高的目标。
巴勒斯坦的核心目标中第一条在现有国际政治体系下是正当的，且已经延宕了大半个世纪了。第二条是需要尽快实现的目标。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条比建国优先级更高，至少按照西方人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是这样。第三条正在实现过程中。第四条，这个不可接受，以色列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
比较双方的目标真正冲突的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这是巴勒斯坦人的核心诉求，但对以色列而言，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政治自杀”，因为大量难民回归将彻底改变以色列的人口结构，颠覆其犹太国家属性。但犹太国家属性相比以色列国家的生存与安全需求是次一级的需求，并且以色列可以通过回归两国方案，让巴勒斯坦人建国来保证自己的犹太属性。目前看两国方案是这个地区系统实现平衡——和平——状态的最优解。
上一节是从国家博弈的视角看双方的利益诉求与目标。下面我们换个视角，抛开国家、历史、民族、道德等等这些将中东地区看成是一个大的复杂系统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推演一下系统演化的方向。演化与博弈不同，博弈是有胜负之分的，而演化是按系统自身的规律发展的一个过程。如果博弈双方都处于这个体系内，那么最优的策略是利用演化的规律为自己的目标服务或者打压对手。反过来逆势而为不但事倍功半甚至可能是螳臂挡车。而利用趋势或者构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势就是“谋势”。
其实真正决定地区发展走势的既不是以色列的目标也不是巴勒斯坦的目标，而是文明发展的趋势。文明是一个复杂系统，它的发展与演化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是不同文明与社会的融合。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创造了这个趋势且无法回头。先是贸易网络，然后是资本，全球性的市场，全球性的人口流动（非法移民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从侧面反映了这个趋势）。由于人口流动造成了不同社会中文化多样性的增加，文化融合也就是必然的趋势。最后是全球政治体制的变化，不仅仅是全球性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全球性的治理。这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的趋势。逆势而为自由的灯塔不行，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也做不到，更不要说小小的以色列了。
站在趋势的角度我们再看一下以巴各自的目标与策略。以色列希望保持犹太属性，这也只能是短期目标，长远看社会多元化是一种趋势。所以以色列真正需要不是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国家，而是一个犹太文化占优势的地区。排它性的国家只能让犹太民族孤立封闭绝对不是最优选项。历史上被主流欧洲文明排斥是悲剧，现在如果主动选择封闭则是愚蠢。
其实犹太人真的没有想明白自己的优势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农耕时代多数民族选择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他们需要自己的土地但同时也被土地所束缚。犹太民族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没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造成了千年大流散的悲惨历史。但他们发展出了不依赖土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能够适应不同社会与文明同时还能保存自身文化技能。这就象人类进化最成功的不是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而是我们可以适应平原、森林、沼泽、高山、雪地、沙漠等等所有自然环境，其它物种只能适应一种环境，环境一旦快速变化它们就消失了。文明也是如此，过去千年中很多农耕民族、文化都消失了，现在主权国家与地区只有200个，而全世界民族的数量要远多于200个，多数民族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犹太民族却在不断被排斥与驱逐中保存了自己的文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打个比方，人体内有四种基本组织，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其它三种组织都是固定生长的，只有血液这样的结缔组织四处流动，为其它组织输送各种营养物质。犹太民族流散在各地，他们善于经商、重视教育，适应各种文化，在不同的社会中传播信息与知识。他们就象人体中的血液组织有着自身的功能与价值。这种民族文化与生存技能在农耕社会被贬低，是因为农耕文明阶段经济体系是自给自足的，但在工商业时代这种文化却有着很大的优势。所以犹太民族真的需要国家吗？当然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犹太民族也有选择自身发展的权力。但全球化的大时代里，如果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可以在全球任意社会中安居乐业，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就不是必须的选择了。
犹太人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民族性在现代文明中的优势，在中东打造出一个优势的并且是一个包容的文明。阿拉伯国家很多还是部落、王室、宗教政治形态，这种社会非常脆弱一场阿拉伯之春就让这些国家动荡不已，代表现代文明的以色列本可以成为这些国家与西方文明桥梁，甚至是世俗化的领导者。可惜的是犹太民族的封闭让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
以色列的第二个目标主张用历史的宗教来主张领土。首先领土是世俗国家的概念，宗教关注的是信教的人口数量。所以这个主张本身就存在瑕疵。其次，从人类文明这个整体视角看，它并不关注谁能占领多少领土，而是谁能包容更多的人口并构建起有秩序的社会。罗马崩溃前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教就是因为基督教拥有社会组织能力。农耕时代中华文明领先全球是因为我们拥有最多的人口并且能实现有效地管理。绝大多数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再是宗教神权国家，是因为宗教的社会功能都转交给了现代政府与社会组织。现代文明只关注谁能推动全球化继续向前，宗教如果不能推动全球化反而阻碍与限制这一目前，只能被边缘化。
再看巴勒斯坦的目标，站在人类文明这个宏大的视角下巴勒斯坦是否建国并不重要，但巴勒斯坦的自治很重要。因为建国是自治的一种方式，自治是民族觉醒与平等的基础。在未来的文明体系中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人是平等的，所有民族、国家都是平等的，不再有歧视与压迫。巴勒斯坦人的回归也必须支持，因为未来的文明中只有世界公民没有难民。就象犹太人千年之后仍选择回归竖立起民族信心一样，巴勒斯坦人也只能在回归之后才能洗脱这几十年的屈辱。并且如果不回归这些难民会持续提升周边社会的熵值，这对周边国家都是负担。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升秩序减少混乱。
人类文明的未来一定是建立在团结与和平之上的，当下的中东正好与之相反。而这或许正是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需要学习的课程。犹太民族需要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尽管历史上被欧洲文明排斥、敌视，但不能因此就敌视全世界。而阿拉伯人在巴以、阿以冲突中最需要学会的是团结。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一千多年了还没有和解。在外敌当前民族与国家面临危机的情形之下，团结合作才是取胜之道。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国共两党虽然理念不和甚至刀兵相见，但为了抗日还是选择放下恩怨一致对外。反观阿拉伯帝国可能真的灭亡太久了，内部争斗不断，真主应该是失去耐心了才让犹太人这条“沙丁鱼”来到中东搅一下局。
阿拉伯世界不仅不够团结，更是过于依赖外部的力量，最典型的就是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提供安全服务。阿拉伯人必须减少这种依赖能够真正地实现自卫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身的结构与能力才是文明发展的真正意义。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政治昌明这些都是社会改革、结构调整后的结果与表现。对一个国家而言变革可以让自己变强，更适应环境变化，从而可以在更高的层面如地区乃至全球环境中谋势。反过来从地区或全球视角看各国的调整也反映了整体发展趋势的变化。
举个例子，美国负责中东石油国家的安全保障，但这次以色列轰炸卡塔尔使得中东国家对美国失去了信任。地区的安全格局就会改变。最明显的变化是沙特与巴基斯坦结成军事同盟，相信其它中东国家也会重新调整自身的安全策略。
首先见下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以色列已经实际控制了巴勒斯坦的绝大部分领土，其次巴勒斯坦已经碎片化了。
形成这个演化局势的关键主要有两条：一是以色列军事上的多次胜利，二是因为巴勒斯坦没有建国。表面上这对以色列有利，因为以色列可以不断啃食巴勒斯坦的土地。但它就象一个巨大的诱饵撩拨着犹太人扩张的野心，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永远无法接纳这个野心勃勃的邻居。假设当时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同时建国，首先犹太人定居点就很难形成，因为主权国家有明确的边界，以色列政府也可以明确地约束国内的激进份子。
从系统演化角度看，因为“巴勒斯坦”没有主权国家这个外壳，这让它成为一个半开放的社会，且相对弱小，强势一方的系统“以色列”就不断游离出“犹太”元素去侵蚀“巴勒斯坦”。关键是这种行为在以色列建国的历史上是一直存在且被鼓励的。不断扩张才成就了今天的“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刻在了这个系统的基因中。从上面这个趋势看最终的结局已经确定这块区域终将被以色列吞并。
表面上看当下的巴以博弈的演化，以色列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当下却是以色列最危险的时刻。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已经吞并了巴勒斯坦，后面的问题就是如何“消化”了。但很显然不管是文化、政治还是经济上以色列都无法吸收接纳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的不断反抗正在持续消耗以色列，而且是用安全这根系统稳定的底线持续消耗。最初带有战略防御性质的定居点，在吞并了巴勒斯坦之后反而成为了政治与军事安全上的包袱。因为定居点太大了投入了太多的资源，所以成为了以军必须保护的版图与资产。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与相互转换。
另外现代导弹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手可以在千里之外直接攻击核心城市，通过地面军事缓冲区来保障核心区域正在失去意义。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以色列是没有存在意义的，因为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提供犹太人安全保障。如果呆在以色列有巨大的军事风险，为啥不去其它更安全的地方，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犹太人都流散一千多年了不在乎继续流散，毕竟耶路撒冷永远都在。所以即便军事上完全占领也不代表结局，相反它只能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以色列也会陷入新的困境。
以色列的困境不仅在于定居点，此次巴以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这是之前几次中东战争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以色列是一个小国没有战略纵深与资源储备，这一点与日本很象。当初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势头很猛，但是一旦进入相持阶段它就吃不消了。如果不是美国向日本出售大量钢铁、原油抗日战争可能用不着打八年。现在如果不是美国硬挺以色列，以色列也不可能支持两年。所以对以色列而言现在最优的策略就是极限施压。
首先加大军事力量，在加沙地区尽快消灭哈马斯，摧毁巴勒斯坦人的意志与信心。不惜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以及种族灭绝的罪名。这与当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那时没有互联网，国际社会大多不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其次，用消灭哈马斯官员为借口空袭卡塔尔，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威胁所有阿拉伯国家，阻止他们帮助巴勒斯坦。这其实就是一种极限施压。另外以色列也象美国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敢想敢做的风格。美国虽然撤出中东，但作为盟友的以色列一样可以控制中东局势。相比乌克兰不断伸手要军援，以色列显然是更优质的合作伙伴。
复杂系统的演化经常会出现一些临界点，这种临界点是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突然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关键阈值。跨过临界点原来的状态就被打破且无法返回，系统会进入一种新的状态。通过以上行动以色列希望能快速打破僵持的局势。让阿拉伯国家甚至全世界都意识到巴勒斯坦已经被瓦解，支持巴勒斯坦已经没有意义。
但是中东局势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就意味着很多因素与变量都会影响系统的发展。美国虽然强大但实力已经衰落，它正在撤出这个地区。阿拉伯国家军力虽然弱小，但军事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战争的形态。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单、中国的军事装备正在扭转地区军事力量的格局。全球伊斯兰国家都在关注中东。以色列的错误就在于不断破坏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首先利用规则的漏洞，比如不断侵蚀巴勒斯坦的土地，因为它是非主权国家。更重要的是不断破坏规则，这意味着国际体系正在崩坏，这是所有遵守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地区内部的冲突，两个国家间的战争都是局部的，但体系是全球的。
前面提到了以色列虽然军事实力强悍但毕竟是一个小国，自身也有很多弱点，这些都是阿拉伯人可以利用的。
一个复杂系统的存续只要不是冻结或休眠状态就会有新陈代谢，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与能量。当系统处于高强度对抗过程中时新陈代谢会加速消耗量会更大。此时想办法切断系统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打击它的活性最终实现它丧失行为能力包括军事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胡塞会封锁红海，土耳其已于2025年8月29日正式实施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包括关闭领空、禁止以色列船只使用土耳其港口并切断两国经贸往来。如果全世界都制裁以色列，战争早就结束了。即使没有办法完全封锁也会造成成本上涨对以色列的经济造成压力。
除了实物物资、能源上的封锁，以色列其实还发行了很多战争国债来为战争融资。以色列的对手们应该研究一下谁在承销、谁在购卖这些国债，采取一些有针对的措施压缩以色列的融资能力。另一个大头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特朗普一边压缩政府与民生开支，一边在给以色列输血，这些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炒作。伊斯兰世界可以团结起来抵制那些购买以色列战争国债的承销机构与投资机构。
当然最硬核的方式就是从物理上消灭以色列的实体财富。鉴于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胡塞可以升级扩大导弹袭击的范围。不要只打击以色列机场与港口，所有大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核心商圈、地产可以挨个点名。就是要用低成本催毁以色列的高经济价值的目标。并且要对外宣布这种作战方式，打击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最近以色列的股价涨幅很高，很显然是有资金在托底，这种反常反而说明信心的脆弱，那就加大力度打击证交所、金融中心。
另外不定期的袭击也会扰乱以色列正常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攻击水电煤这样的提供民生服务的目标，让城市运转瘫痪、停摆。会对以色列的民众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根据以色列议会研究与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 ，在 2009 年至 2021 年期间，每年平均移民人数为 36,000 人。2022 年有 55,300 名以色列人离开该国，冲突爆发后，2024 年有 82,700 名以色列人离开该国创了新高。有钱人特别是中产、精英阶层会选择离开以色列，与这些人相关的社会职业、技术、社会关系网络都消失了。社会本质就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现在这个网络开始出现破洞，如果持续网络就是撕裂，碎片化，最严重的情形就是崩溃。而且一旦离开的人口达到一个临界值系统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医院缺医生，学校缺老师，企业缺技术骨干，税收减少，社会服务越来越差，留下来的人会越来越累，然后更多有能力的人选择离开。这种策略的最终目标就是摧毁社会信心从而让对手失去战斗意志。
当然上面的打击行为也可能激发起被攻击方的爱国行为，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立国之战时，犹太民众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因为那时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没有选择。但现在不同了，犹太精英本来就可以很轻松的迁徙到欧美国家。犹太身份现在在美国就是政治正确，不用担心反犹问题，更不会有排犹、屠犹的风险。
现在是巴勒斯坦人在保家卫国，道义站在巴勒斯坦人一方。而以色列选择侵占更多的土地而非和平，这使以色列失去了道义。道义虽然属于文化层面，但所有中国人都明白它的力量。只有西方人才会真的认为“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如果这是正确的朝鲜战争中国就不可以打赢了。文化是就象身体内的体液构建的内部环境，没有股肉的力量、骨骼的坚硬，但身体的内环境出了问题会更致命。而现在以色列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文化。
以色列其实也是一个移民国家，虽然犹太民族的内核文化相同，但千百年来生活在不同地区与社会中也演化出了不同族群与文化传统。现在快速聚集在一起内部整合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反过来看对于以色列的对手而言就是一个机会。比如利用宗教与世俗的对立与矛盾。
当下的以色列有一个从极端世俗到极端宗教非常宽的社会光谱。从严格的宗教社区到闻名于世的特拉维夫开放、自由、LGBTQ+的夜生活。下表是各种派别的人口占比。
群体 | 占比 (约) | 特点与态度 |
极端正统派 (Haredi) | ~13% | 生活方式完全由宗教律法指导。男性终生研读经典，不工作、不服兵役（目前政策正在变化）。拒绝世俗文化，生活在独立的社区。 |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 (Dati Leumi) | ~10% | 融合宗教与现代民族主义。积极参与世俗社会、服兵役、进入高科技行业。通常戴针织小圆帽（Kippah Sruga），是西岸定居点运动的主力。希望国家更加符合犹太律法。 |
传统派 (Masorti) | ~25% | 在世俗与宗教之间寻找平衡。大体遵循犹太传统（如守安息日、饮食法规），但方式更灵活、更个人化。是社会的中坚和稳定器。 |
世俗派 (Hiloni) | ~40%+ | 身份是文化上的犹太人，但生活方式高度世俗化。他们是以色列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主力，反感宗教对个人生活的干涉，是推动“世俗革命”、削弱拉比法庭权力、争取民事婚姻的主力军。 |
阿拉伯国家可以宣扬以下观点：
也可以反过来从现代性视角批判宗教。
从本质上讲所有宗教都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基本上都是与现代文明脱节的，很多观念、宗教行为约束都与现代文明相背离。而且越是经文中对行为规范要求高的这种对立越是明显。这种矛盾处理不好都是大麻烦，阿拉伯的知识份子可以深入研究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找到这种错位点，并不断攻击。
影响一个社会民众行为的是文化，而影响一个国家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制度。以色列的议会制高度碎片化，这使得政治碎片化，小党林立，大党需组建多党联合政府才能执政。为维持政治联盟稳定，总理常常需优先满足联盟伙伴的特定、有时甚至很狭隘的利益，而非政府的整体战略或国际承诺。也就是说小群体的利益优先级高于国家的整体利益。比如极端正统派政党关注维护其社群在宗教教育、兵役豁免，长期免服兵役引发主流社会不满。极右翼政党在安全议题上态度强硬，他们反对向巴勒斯坦人让步，支持扩张犹太人定居点，甚至主张吞并部分西岸地区。他们的立场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灵活性和妥协空间。内塔尼亚胡更是利用战时总理的司法豁免特权对抗法院的贪腐指控，不惜维持战争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以战养政”。
复杂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系统功能是有密切关系的，不良的结构会影响系统功能的实现。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缺陷导致了政府与国家行为异化。简单说就是只聚焦短期利益无法关注长期利益。追求局部利益而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甚至用损害国家利益的方式满足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这种行为长期持续一定会严重损害以色列的实力。其实不只是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这样的问题。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可以广泛讨论这种现象，打破西方自诩的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感。
法律战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指利用法律作为战争工具的非传统作战方式，涉及舆论战、外交战、经济战、制裁等“软战”策略。目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建立、维持或颠覆权力关系，迫使对手屈服。中国最常听说的美国的“长臂管辖”就是一个应用。美国人的做法主要包括重新解释现有规则、创立新的规则、以“非法行为指控”来攻击对手声誉等等。犹太人有很强的律法传统，这种传统甚至与军事行动相结合。比如在以色列的部队中有一个很奇怪的法律部门，该部门深度介入军事行动的全过程（制定计划、执行、战后评估），旨在确保其军事行动符合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要求，并应对潜在的法律挑战。这套系统的复杂性和深入作战流程的程度，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表面上感觉很文明，但反过来想当你是正义的一方时为什么要考虑法律问题。只有当你参与的战争在道义上是非正义的时，只能用法律这个社会行为的下限来兜底，让参与战争的人知道自己不会因发动非正义的战争而入狱。这其实是犹太人在信仰与战争之间寻找的平衡点。
建议阿拉伯学者研究一下以色列的这些法律，这种为侵略开绿灯的法律早以背离了传统犹太律法“上帝的直接启示，具有永恒且绝对的约束力”的观念。用宗教学术研究开路，现代自媒体跟进进行攻击。
说实话攻击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制度，打认知战一直是西方惯用的伎俩，只是其它国家都不太擅长。最近中国政府发布了《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就对这种行为做了揭露。其它国家也可以反击，不需要象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那样无耻，污蔑妖魔化中国的西方主流媒体那样恶毒，不要用各种阴谋论指责犹太人。只是把这种冲突矛盾找出来、摊开来让全世界都看到，不断提醒犹太人，让他们思考、怀疑自己的行为，这是阳谋。阴谋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歪曲事实、欺骗等手段让对手误判，阳谋则是利用规则、规律、发展趋势让对手做出我们想要的选择，否则对手就要对抗规则、规律、趋势，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阴谋有解而阳谋无解。
舆论战的目标不只是孤立以色列，更要分化以色列内部人群，可以宣传以下观点：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以色列的对手们可以利用以色列内外部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从内部削弱以色列发起战争的意愿。
说到底犹太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以色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由于历史上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经验，它的心态、行为可能是不成熟的。阿拉伯国家要团结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助以色列成为一个成熟的、热爱和平的国家。
生存还是毁灭不是宿命而是选择。——作者
站在人类文明这个视角看，它关注的不是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最终谁胜利了，而是中东这个区域系统是否最终实现了稳定。最理想的稳定状态是各国家间实现和平，经济发展、民族之间平等相待。次一级的结局是虽然保持了和平，但各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等级与控制关系，强大的压制着弱小的，也能维持一种稳定。不过这种稳定是凭借实力差异来维持的，一旦实力差异出现变化系统无法维持之前的秩序就会产生新的动荡。比较糟糕的情形就是持续的动荡，并且不断向外扩散。现在地区局势正滑向这种情形，巴基斯坦、车臣这些穆斯林国家与地区已被卷入。但最糟糕的情形是整个地区局势彻底崩溃。比如以色列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要实现最理想的和平与稳定状态，最关键的是演化出一个可以稳定结构。首先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或者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实力平衡。极大的实力差异是很难形成一个平衡结构的。
其次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是稳定的可持续的。目前来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都没有一个可以保证执行和平政策的强势的政府。前面提到了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存在致命的碎片化的缺陷。它造成的恶果是政府行为甚至政府自身都不稳定。联合政府非常脆弱，一旦盟友退出政府就容易垮台。这使得任何一位总理都缺乏政治资本和稳定的任期来推动需要做出巨大妥协的和平进程。推动和平可能意味着其政府立即倒台。
结构性困境需要通过改变结构来解决。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推动的司法改革，其核心目的是大幅削弱以色列司法系统（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权力，同时增强政府和议会的权威。打造一个强势政府实现集权管理会比民主管理更有效率且执行力也更高，特别适合应对高风险的外部环境。但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还未成功冲突就爆发了。
虽然这场司法改革并不顺利，但冲突的爆发直接让内塔获得了他想要的权力。不过这也触发了以色列政治体制的另一个漏洞，战时领导人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让国家处于不间断的战争风险中。也许是司法改革让司法系统与这位总理彻底绝裂，国内清算他贪腐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塔这个政治赌徒索兴把以色列的国运与自己政治生命绑在一起押在了战争的赌桌上。这其实就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这是制度漏洞造成的极端事件。一个很小但足以致命的bug。
再看巴勒斯坦，它的情形更糟糕。地理空间上分隔，政治上哈马斯、法塔赫、杰哈德三个派别十几个组织。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甚至无法达成共识，即便一个组织与外部达成协议也不一定被其它组织承认。回想中国当年抗战时也是党派团体众多，后来是国共合作达成一致抗日的共识，之后用了不到十年赶走了日本人。而巴勒斯坦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核心，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没有实现立国。不过好消息是2024年7月，包括上述三大派别在内的14个巴勒斯坦组织在北京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为唯一合法代表，并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至少有一个联合政府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了，但这个机构能否有效的发挥作用还需要协调与磨合。巴勒斯坦要能统一口径，合并地方武装垄断暴力，减少腐败成为巴勒斯坦人民信任的政府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假设双方都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结构、强有力的政府，然后就是有步骤地改变当下的形势。
第一步实现停火；
第二步脱离军事接触，可以由联合国接管双方边界地带。
第三步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军事行动只能争取谈判的筹码无法实现和平，真正的和平只能通过谈判。不要寄希望于一次或几次谈判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四步是改变双方相互敌视的态度。相互敌视在地区层面一定会产生内耗。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经济、贸易构建起循环体系，文化沟通增加了解与接触。建议通过落地一些小的能够让双方看到成果，但容易实现的操作的方案，来推动和平计划。举个例子，几十年来通过定居点以色列逐步蚕食了巴勒斯坦的土地，使得两国的版图出现由量到质的变化。反过来，如果一次性的协议无法推动两国敲定最终的边界，那就推动新的巴勒斯坦社区建设。社区选址优先考虑可以将AB区连接在一起的C区中。划出区域范围建设巴勒斯坦社区，资金从阿拉伯国家募集。招募巴勒斯坦难民来建设自己的社区，建好之后提供建设者居住。由阿拉伯国家及以色列派人监督资金使用与项目进展。目标是改变现在碎片体的巴勒斯坦实控区的状态，只有连片的土地才能实现真正的管控与治理。
关键是双方都要在非核心目标上不断向后退，相互表达善意，要构建起一个面向和平的正循环势能。关于双方的目标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在这个过程中强势的一方需要更加主动。
面对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在推特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样才能消灭仇恨？”马斯克给出了一个精辟的回答：“只有比仇恨你的人更强大，强大到他们无法摧毁你，然后由你来原谅他们。”马斯克是聪明的，犹太人也很聪明，但个体的聪明与群体的智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群体的智商与表现是个体选择涌现的结果，这种涌现依赖于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我会把巴以内部的政治结构列为和平的基础条件。
相比于走向和平，通向动荡与崩溃的概率要高的多。从系统演化角度也容易解释这种现象。和平、稳定是系统高度秩序的表现，对一个复杂系统而言维持秩序需要更多能量与条件，构建更复杂的调节机制与组织结构，实现的路径要少的多。反过来让一个系统混乱甚至崩溃就要容易的多，至少可选择的路径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不是反人类者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在混沌的世界中创造出秩序，问题是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方法与路径是正确的。
以色列认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美国政府的支持索性吞并巴勒斯坦，永久解决这个不断制造安全的隐患。更激进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提出的“大以色列”愿景，囊括约旦、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领土、伊拉克部分区域，甚至土耳其部分地区，即所谓“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土地。感觉这就是一个中东版的“大东亚共荣圈”。如果美国持续支持以色列，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可以打败上面任何一个国家，但之后是否可以凭军事力量长期征服与占领这个地区就不一定了。那时就是整个地区不断动荡与彻底崩溃了，以色列再想撤回独善其身就不可能了。现在至少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一旦国家崩溃了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部落武装以及胡赛这样的非政府武装了，他们不是主权国家也不需要遵守国际秩序。
“大以色列”只是一个没有经济与物质基础支撑的现代殖民思想。不要以为美国会持续支持以色列，首先特朗普只是一个商人，其次他的任期是四年。第三，美国正处于战略收缩期，从全球布署到重返亚太，再到保卫美国本土。第四，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直说吧，中国正在利用关税战限制稀土出口打压美国的高技术军事装备的生产能力，这只是第一步，中国还有后手绞杀西方的军事工业，最终的目标是碾压老美发动高科技战争的能力，至少提高他们发动战争的成本。美元、美债都是美国的头顶上的定时炸弹，长远看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才是最优选择。
最近以色列财政部长表示加沙地带是一个“房地产富矿”，他正与美国就战后如何分割该地带进行谈判。看来借钱打仗总是要还的，犹太人也不能例外。既然战争可以让加沙变成房地产富矿，那么特拉维夫也可以。
当下这个阶段美国衰落撤离中东，各方势力趁机重新洗牌造成地区局势动荡。这其实是复杂系统演化的正常现象。不过全球化已势不可档，这种背景下中东地区作为亚洲腹地，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产地，长期来看动荡之后一定会走向和平与稳定的。不管是以色列获得胜利占领了巴勒斯坦，还是巴勒斯坦建国成功，都是地区事件不影响全局。
但是存在这样一种极端情形，中东的动荡扩散到全球成为一场巨大的无法挽回的人类文明的灾难。以色列是一个拥有核弹的小国，没有战略纵深，极端的宗教氛围。这种民族国家非常脆弱且敏感，表现为主动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五次中东战争有三次是以色列挑起的。这意味着这种国家更容易使用核武器威胁其它国家。而一旦按下那个按钮人类文明这个大系统的结构就会撤底改变，未来的演化路径也会改变。一切都会改变。
拥有核武的五常国家至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固定的领土与人口，而犹太民族原本就遍布全球，以色列建国只有几十年，这种国家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次军事失败，它按下核按钮的概率比五常要高的多。这是美国人与法国人养的蛊。但美法两国也不要高兴的太早，犹太人不会因为美国是盟友就会放过美国。如果以色列战败，它一样会把核弹扔向美法这两个帮助过自己的国家。最近网上暴出一份以色列核打击清单，除了中东的敌对国家，联合国五常都在里面。西方国家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从反犹、排犹、屠犹到帮助以色列成为一个比纳粹还要危险的国家。现在最优的解决方案是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军事装备上的制裁，逼迫以色列回到谈判桌前。
说到底，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太快了，我们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让我们失去了对技术的控制。而这种失控导致的灾难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抛开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回到当下的解决方案，个人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基本无法解决这种世代仇恨与冲突问题。因为西方的工业文明讲的是实力，这种文明解决仇恨的方式就是凭实力干掉对手，消灭对手仇恨问题也就消失了。就象殖民时欧洲人几乎灭绝了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所有的土著人之后建立一个纯粹的白人主导的现代文明。二战时希特勒种族灭绝犹太人。工业文明讲究效率、冰冷地规则与法律，它无法解决一种与情感、情绪相关的矛盾冲突。
前文提到的马斯克说的那句话：“只有比仇恨你的人更强大，强大到他们无法摧毁你，然后由你来原谅他们。”前面半句是现代文明可以做到的，而后半句它做不到，但是传统文化可以。化解民族仇恨最成功的案例应该是卢旺达了。1994年卢旺达内战发生大屠杀，胡图族极端势力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发动的系统性种族灭绝。两个月死了100万人口，占总人口的1/8。由于涉案人员太多，当时的政府没有选择西方的司法审判，大多数参与者是通过设立民间传统“加卡卡”社区法庭（又称“草地法庭”）进行审判的，还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治愈大屠杀对人们心理和生理造成的伤害。建立“和解村”目的是希望通过人們相互交流、治愈与和解，恢复被大屠杀破坏的社会组织，从而推动国家长久和平。利用传统文化习俗，加强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政府出面鼓励和解这些措施，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实现了民族的团结，这非常了不起。
巴以冲突的民族矛盾也不可能通过国际调停、和平协议彻底解决。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真正的相互和解才能带来和平。而要实现这一点个人认为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宗教。农耕社会的宗教具备很多社会性功能，但是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之后，宗教的社会功能都转交给了司法、政府、军队等等世俗机构。科学的兴起后连信仰这个核心功能也受到冲击，因为神在科学体系中并不存在。宗教的麻烦还不只于此，农耕时代大多数人都很贫穷，他们可以通过信仰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但是当工业社会创造出大量财富，让人们当下就可以享受到富足的物质生活时，农耕时代信仰的基础就开始崩溃了。这就是产生“末法时代”的真正原因。
传统宗教越来越没有用了。在一个复杂系统中任何组织结构都具备一定的功能为组织提供价值，如果这种组织桔构不提供任何价值那么它一定会被边缘化。因为组织结构的存续需要消耗能量与资源，系统不会长期消耗能量与资源维系一个不创造价值的结构。
传统宗教的衰落不代表人们不需要信仰，相反现代物质文明造成的精神空虚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现代人，很多邪教趁虚而入。传统宗教需要改造教义以适应现代文明。传统宗教强调的是个体的人与神的关系，通常是人信奉神向神献祭自己的劳动果实以换取神的庇佑。但其实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一神教教义中都包含了一套关于人类历史的终极叙事、神与整个人类文明互动的宏伟蓝图。这三教共享一个核心观念：神不仅关心个人的救赎，更介入和引导着人类集体的历史进程，并最终有一个指向全人类的终极目标。三者的差异是最先引导人类集体的不同，犹太教认为神与犹太民族立约，基督教认为这个集体是教会，伊斯兰教认为这个群体是全球穆斯林共同体。它超越一切种族、地域和国家的界限，形成一个以共同信仰为最高认同的超级社群。三个宗教都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神学框架，来解释人类集体的历史、困境和终极命运。也就是在这三个宗教尽头都有着一个共通的人类文明的全景图——包括法律、社会、伦理、艺术乃至政治——都置于与神的关系之中进行审视和塑造。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溯源到亚当与夏娃走出伊甸园，偷吃禁果并不是原罪，开启智慧是为了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生息繁衍开启文明的征途，这才是上帝真正的用意。
农耕时代信徒向上帝献上自己的劳动成果以表示对神的侍奉，现代文明物质财富以不能表达我们对神的虔信，最好的表达方式是努力实现那个神对人类集体的终极愿景。亚当夏娃只是种子，祂真正关注的是种子能否长成树木与树林——我们能否创造出充满爱与善良的伟大文明。这个人类文明应该是和平的、富饶与繁荣的、高度有序的，能够显神的智慧和公义、善良、美好的世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小群体而是所有人的。它可以包容各种宗教甚至是无神论者（因为无神论者也是神创造的）。现代宗教追求的不是个体的救赎、神的恩宠、来世，而是当下团结起来创造一个伟大的文明作为对神的终极侍奉，这才是现代文明下的宗教与信徒应该做的事。而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应该这一目标坚定的推动者，因为他们受过神的启示与恩慧。
如果这三个宗教的教徒真的相信神是唯一的，那就应该承认三个宗教信仰的是同一个神。上帝、真主、安拉都只是对神称呼不同，不同的宗教就象不同地区的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一样。这个神不是犹太人的，不是基督徒的，也不是穆斯林的，相反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都属于神，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
如果犹太人能够接受这样的适配现代文明的教义，那么巴以冲突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耶路撒冷不属于犹太人、穆斯林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圣地。犹太民族、基督徒、穆斯林应该合作一起用自己的信仰与合作向全世界展示神的荣耀。而现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兄弟纷争只能让神失望。
农耕时代的宗教牵绊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让它只能趴在人世间艰难前行。现代文明拿走了很多社会功能，一方面让宗教失去了世俗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去掉了很多世俗的枷锁。宗教真正回归信仰与精神，它的力量才能真正展现出来。说到底宗教也是一个世界观，它描述了人与世界、人与创造世界的神的关系。宗教思想从来不是僵化的也是不断演化的。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两年后罗马帝国就崩溃的，这就让基督教很尴尬，因为显然上帝没有保佑罗马。后来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创造了“上帝之城”的概念，对应“人间之城”。人间的罗马腐朽与堕落是人造成的，上帝在天上创造了完美的城市才是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宿。现世的国家只是人世旅途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不管是康庄大道还是泥泞小路都没有关系，都是上帝的意志。这套理论一下拔高了宗教的意义，而且让宗教、教会掌握了上帝之城的解释权。从此基督教就不再依赖任何一个世俗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教），其地位要高于所有世俗的国家，奠定了中世纪欧洲的教权时代。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当下的传统宗教也需要教义上的拓展以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希望它不仅仅是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也能让耶路撒冷成为未来世界宗教信仰与精神文明的中心之一。
巴以冲突已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从最初的犹太主义复国运动——一次民族觉醒与生存运动，演变为殖民时代终结后仍在中东这块土地上徘徊的幽灵。现代文明只有摆脱了它的纠缠才能真正迈入新的时代。
参考：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更新时间：202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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