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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分别接任伊朗最高领袖和总统的位置，此二人在霍梅尼时期分别担任总统和伊斯兰议会议长，是当时伊朗政坛的两个重要人物。

他们同样经历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同样受到革命领袖的器重。哈梅内伊作为宪法规定的最高政治宗教领袖的地位是不可逾越的，而总统拉夫桑贾尼带领的经济重建在当时的伊朗是最具有优先地位的国内事务，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该时期伊朗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之一。

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激烈，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变化，围绕改革主张的争论和新政治环境的产生，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从合作走向竞争，从而直接导致了保守派的分裂。

1、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的“蜜月期”

霍梅尼去世后初期，为重建经历8年两伊战争的伊朗经济，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都表现出一定的务实性，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合作性的一面，其合作形式被称为“骑着双人自行车”的政治模式。拉夫桑贾尼负责经济重建和外交事务，而哈梅内伊则指导一些道义和精神问题、伊朗与伊斯兰运动的关系等。

哈梅内伊经常提到在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中两人之间的合作和共同经历。哈梅内伊将拉夫桑贾尼形容为他所认识的人中“最有天赋、最智慧、最勇敢的人”，“我乞求真主将我的寿命赠予他。”

1992年议会选举前夕，哈梅内伊再次表示了他的支持，他称拉夫桑贾尼是“伊玛日最忠心的追随者之一，是革命的支柱。”

在选举时，他称赞拉夫桑贾尼，“哪个前政府领导人能与他相比？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得到伊玛目的信任？又有谁像他那样支持革命？如果伊玛目还在的话，一定会支持现政府的。”

1993年，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后，哈梅内伊说，拉夫桑贾尼有着“闪亮的人格”，是“革命强有力的臂膀和喉舌。”反过来，拉夫桑贾尼称，他们共同奋斗了40多年，“我认为他（哈梅内伊）最合适作为国家领袖，有关我们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只是别人嫉妒的反应。”

对于哈梅内伊当选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坦言：“熟悉国家事务要比知识和虔诚更加重要，哈梅内伊有8年的总统经历，如果我们从神学院挑选最高领袖，到他熟悉政务的时候，伊朗可能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人之间的合作还表现在哈梅内伊对拉夫桑贾尼经济改革的支持上，尤其是在一五时期，哈梅内伊的论调经常与拉夫桑贾尼保持一致。对于拉夫桑贾尼的经济重建政策，哈梅内伊说：“那些质疑政府建设努力的人是在帮助美国进行反政府宣传。”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府经济改革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承认。

尽管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在经济重建初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二者之间的矛盾来自于伊朗政治体制上的结构性矛盾，因而是不可避免的。

2、拉夫桑贾尼的改革

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以来，一直努力试图加强中央的行政权力。一方面在于伊朗的经济重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指挥中心，以便统筹和分配国内的经济资源，而伊朗政体中法基赫的凌驾地位严重削弱着总统的行政能力。

为巩固伊斯兰政权建立的一系列机构如伊斯兰基金会等不被纳入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体系，他们只对领袖负责，这些机构所拥有的特权，严重挑战着拉夫桑贾尼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努力。

其次，拉夫桑贾尼作为霍梅尼之后仅有的几位元老，他与领袖哈梅内伊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性。随着经济重建的展开，拉夫桑贾尼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分歧逐步出现。经济重建成为拉夫桑贾尼加强中央行政权力的手段之一，反过来加强中央行政权力也成为经济重建得以继续的有力保障。

拉夫桑贾尼上台后，利用经济改革契机，从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弱化政权的革命性和伊斯兰性。

为保证经济重建的进行，拉夫桑贾尼注重对改革势力的培养和加强中央集权，重用的官员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务实、温和的知识分子。他在1989年和1993年的总统选举中一直主张专家治国，其1989年“重建内阁”的23位成员中只有3名教士，其他大部分都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获得过较高学位。

1993年，拉夫桑贾尼的第二届内阁中只有两名教士，即司法部长侯赛因·卡马里和情报部长阿里·法拉希安，内阁成员中有8名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9名工程师。在1994年的新年寄语中，拉夫桑贾尼还呼吁海外的伊朗侨胞回国效力，他指出，“当前的建设阶段需要所有海外伊朗人的参与，甚至包括那些在以前犯过错误的伊朗人。”

为加强中央行政权力，拉夫桑贾尼在官僚制度改革方面的政策包括：

（1）减少政策决策中心，防止政出多门，在现存的决策机构之间建立合作关系。（2）通过协调职责，防止重复和相互干预来规范政府机构。（3）防止公共事务集中在首都，视政府任务的性质将部分责任分配到地方。（4）寻求在某些领域的公共合作，从而便于更好的合作和组织。（5）建立对政府行政机构的监督体制。

1989年，为统一军队，伊朗成立了国防和武装后勤部，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正规军合并，通过授予军衔将他们职业化，从而从体制上减少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政府行政部门的挑战。

另外，对军队的统一还包括1991年伊斯兰共和国法律执行部队的建立，其中把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与警察部队合并，将其置于司法部的控制之下。对此，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该委员会是革命机构，富有宗教责任，具有独立性，不隶属于行政机构。

他们指责拉夫桑贾尼的改革是反对伊斯兰革命的，是反对伊斯兰文化的。

随着改革的推进，拉夫桑贾尼加强中央行政权力的努力及其改革措施，直接威胁到宗教领袖的地位和与领袖关系密切的保守派利益。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的关系开始表现出竞争性的一面。

3、改革的掣肘

事实上，1992年，时任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长的哈塔米被迫辞职，就预示着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竞争关系的公开化。

1992年10月，哈梅内伊开始对拉夫桑贾尼进行批评，他说，“在伊斯兰体制内有人嘲笑信仰真主的人及其宗教价值，”两天后，他说，“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责任必须是提供更好的环境来执行伊斯兰法律…敌人称，在重建期间，革命精神和道义必须被抛在一边，他们认为在后战争时代和重建阶段是革命热情衰退的时期…这是重建的意思吗？肯定不是。”“如果我们花费数十亿的钱在发展项目上，而忽视了国家道义问题，所有的成就等于白费。”

1996年，拉夫桑贾尼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申请书，希望早日实现将伊朗经济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但拉夫桑贾尼的努力被指责是向西方投降。

一些人甚至认为，拉夫桑贾尼的经济政策在将伊朗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将让国家领袖失去对经济的控制，最终会像巴列维那样失去国家和权力。他们指责拉夫桑贾尼经济政策过于开放，应放慢改革速度，将重点放在国内资源上，建立本土工业，加强国有经济建设而不是向私有资本献媚以及加大对穷人阶级的福利服务等。

对于拉夫桑贾尼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政府预算，保守派议员穆罕默德·巴克尔·巴拉米质问拉夫桑贾尼说：“你为什么不提高政府部门的税收呢？国有企业的账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他们是否缴税了呢？”

议员罗特弗拉·格纳瓦提指责政府的高税收，已经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国家发展的相关措施，正在冲击着社会的脆弱部门。艾哈迈德·尼克法尔指出，要抑制通货膨胀，商品进口应当由私有部门控制，而不是由政府控制。

保守派的阿斯加·乌拉迪认为，“伊玛目说，如果任务由人民来做，政府就不应当插手”，因此，“过度税收是政府专制的一种形式”。

对于拉夫桑贾尼政府打击巴扎商人的政策，保守派也持反对的态度。

由于巴扎势力与伊朗政坛的保守势力关系密切，保守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为巴扎集团提供政治庇护。他们呼吁更多的民众参与，主张经济多元化，而“民众参与”指的就是巴扎商人。

对于巴扎商人，议长纳特格·努里认为，他们是伊斯兰社会应当受到尊重的人群，“伊斯兰文化中的巴扎商人一直被认为是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因为伊朗社会所有传统因素都集聚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叫它巴扎，甚至乌莱玛也在巴扎市场边上建立宗教学校…因此，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信赖和忠诚都在这里体现，伊斯兰运动的出现也是来自这里。”

随着伊朗经济困境的出现，保守派对拉夫桑贾尼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宪法监护委员会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用一群技工们代替了真主信任的人，号召民兵组织拿起法律的武器，确保全国的伊斯兰行为。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长哈塔米的开明政策，被指是全国范围的道德腐败，警告国家正经历这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在艺术的名义下正在摧毁伊朗的宗教价值观。对于拉夫桑贾尼引进海外伊朗人才的做法，传统保守派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该政策是要将革命的敌人引回国，是违反伊朗伊斯兰革命原则的，是违反人民意愿的，因为“伊朗侨胞生活在有伤风化的西方，因而永远不可能成为真主的仆人。”

4、拉夫桑贾尼失败的原因

1996年9月，临近拉夫桑贾尼的最后任期时，他的一位副总统阿亚图拉莫哈杰拉尼提出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应当修改宪法第114条，允许拉夫桑贾尼继续第三任期。这一要求遭到领袖哈梅内伊的否决。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这两位政治资历曾经相当的领袖人物，最终以哈梅内伊的绝对优势胜出，从而不仅确立了后霍梅尼时代领袖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为后来哈塔米政府的政治发展奠定了体制框架。

拉夫桑贾尼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1989年宪法修订赋予了领袖很多权力，加上诸多权力机构直接隶属于宗教领袖，增加了领袖的权威性。

尤其是宪法监护委员会掌握着国家的最终立法权，它可以否决一切反伊斯兰和反宪法的提案，还可以监督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专家委员会的选举，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合适的人选拒之门外。

此外，亲哈梅内伊的保守势力还积极地为哈梅内伊当选为效法源泉做宣传。1994年11月29日，阿拉克在库姆去世，新效法源泉的选举成为人们广为关注的焦点。库姆神学院列出了7个候选人。其中包括哈梅内伊、蒙塔泽里和穆罕默德·鲁哈尼等。对此，150位保守派议员一致认为哈梅内伊是最精通伊斯兰教、最熟知穆斯林世界的人，是最有资格做穆斯林世界领导人的人选。12月9日，伊朗司法院长亚兹迪宣称，哈梅内伊是伊朗的效法源泉，警告其他教士不要挑战其地位。

第二，伊朗经济结构的限制使拉夫桑贾尼的经济重建不可能圆满完成。

伊斯兰革命后，经过十年的伊斯兰化政策，伊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被纳入国家经济体系内，接受国家行政部门的领导；另一部分没有被纳入国家经济体系内，他们只向领袖负责。尤其是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大部分的工业公司并没有转交到政府手中，而是在霍梅尼的指令下被纳入到伊斯兰基金会中。

这些基金会控制着40%的伊朗经济，据称，1994年58%的政府预算也拨给了他们。基金会不需要对国家负责，只需要对领袖哈梅内伊负责。而且这些基金会的经济活动经常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块，基金会有特权进口各种商品，而革命卫队控制着港口。

根据宪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政府在和平时期在全面维护伊斯兰公正的原则的情况下，在增援、教练、生产和建设中充分地运用一些人才和军队的技术装备，但其限度是不能使军队的作战准备受到损失。”

这一条款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经济领域渗透创造了条件。

伊朗一位钢铁工厂经理后来回忆说：“哈希米·拉夫桑贾尼的政策是要改变气氛，将那些武装力量的能量转入经济活动中。但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经济和建设活动后，他们的卫星公司开始在全国散开。”

随着拉夫桑贾尼经济重建计划的启动，伊朗经济的许多结构性问题逐步暴露，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许多经济实体要么只向领袖负责，要么有着领袖支持的背景，这对于中央行机构系试图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改革计划提出了挑战。这也决定了在伊朗无论是拉夫桑贾尼还是后来的继任者，在没有政治改革做先导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而政治改革又是一个涉及体制形式的大问题，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朗国内改革的复杂性。

第三，拉夫桑贾尼没有支持自己的政党和力量。

自从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以来，他一直专注于伊朗经济重建，没有意识到组建自己政党的重要性，即便是在霍梅尼时期担任议长之时，他更希望超脱于政党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前途。随着霍梅尼去世，激进派对他的经济政策的不满和随后保守派对其改革措施的攻击，拉夫桑贾尼的脆弱性开始显现。

直到第五届议会选举，拉夫桑贾尼才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由德黑兰市长卡尔巴斯基领导的建设公仆党，在参加1996年议会选举时，与转向改革主义的激进派联手对抗传统保守势力。这一团体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没有支持保守派提出的候选人纳特格·努里，而是公开宣称支持哈塔米。

直到1998年5月20日，该组织正式成为政党，组成“建设公仆党”。该党主要吸收伊朗的精英阶层，注重成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正如该党的领导人卡巴斯基所说，“政党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精英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手段。…如果我们不能把国家的精英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一致，那么社会政治体系将会逐渐弱化，消亡将成为可能。”

对于教法学家统治，卡巴斯基指出，“我们接受人民主权框架下的教法学家统治。…法基赫是多数人选举出来的领袖，而不是真主任命的。法基赫的权威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事实上，我们接受教法学教统治来源于我们对宪法的遵守。”

建设公仆党的成员还包括拉夫桑贾尼的兄弟阿里·拉夫桑贾尼、他的女儿法阿扎·哈希米、他的副总统莫哈杰拉尼和努尔巴哈什。该党还成立了一个周刊《巴哈曼》，主张支持法制，支持经济建设和发展，宣称落后是威胁革命和政权的最大危险，反对用非法暴力手段清除政治对手，认为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发展是伊斯兰文化复兴的手段，而政治自由主义是发展的前提，而且政治自由主义意味着多元主义、政党之间的竞争和媒体自由。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拉夫桑贾尼的重建计划在褒贬不一的争论声中结束了他的总统任期。拉夫桑贾尼的两届任期在务实精神的指导下，为伊朗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生机，但也在他的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后霍梅尼时代领袖与总统之间关系的权力分割。

作为与哈梅内伊政治资历相当的伊朗政坛领袖，拉夫桑贾尼曾被西方国家寄希望于“切断伊朗政治的连续性”，扭转伊斯兰政权的宗教方向。但后者在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为后来的伊朗政治发展奠定了体制框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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