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发现，“游戏毒害青少年”的论调逐渐消失了

有没有发现，“游戏毒害青少年”的论调越来越少了。

玩游戏往往被认为是在浪费时间，严重点说是浪费生命。被批评的人也不会作出太强烈的反驳，至多把它作为一种生活调剂来辩护，意思是，只要不过分，玩玩游戏无伤大雅。

让我们认真问一下，玩游戏有什么意义？

首先我们排除一些琐碎的辩护：游戏就是现实的模拟，玩游戏可以了解现实、熟悉社会；玩游戏可以掌握一些技能，比如一些军事训练就是通过游戏的形式进行的；只有玩游戏，同龄人之间才能有谈资……

之所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辩护，是因为它们只对特定群体、特定游戏成立，是很少见的现象，无足轻重。

还有一种辩护也要排除：游戏产业带来了很多就业人口、创造了很多GDP；如果不许玩游戏了这些人的生计......这类辩护本质上是投鼠忌器，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废漕改海断然不许”。

我们归根到底要看玩游戏这事情本身好不好，如果它不好，那么创造再大产业也是没价值的，而只是资源浪费。当然，如何把改革做得稳妥点，使产业转型过程减少悲剧，这确实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我们可以从这两种辩护路径入手来看看能不能为游戏提供辩护：

玩游戏有非常重要的工具价值；

玩游戏有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这一区分并不难理解：工具价值派生于内在价值，一样东西通过某种因果联系促使拥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出现，因此它有工具价值。

比如我们可能会承认生命有内在价值，而药品能够维护生命，因此药品就有工具价值。药品的工具价值派生于生命的内在价值，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派生价值，是因为使用药品和维持生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要论证玩游戏的工具价值，就要在玩游戏和一些有内在价值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

我的一位深信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一切资本主义哲学因此读完高中哲学课本就已经站在世界哲学顶端的同学曾苦思冥想玩游戏到底有什么价值，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们通过游戏得到了休息，第二天可以迸发出更大的生产力。

按他那种马哲世界观，真正有意义的、有内在价值的事情就是历史本身的进步（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目的论史观），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其他一切东西如果有价值，那也只有工具价值，而要有工具价值，就必须和历史的终点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

而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看法，活下去、留下后代就是一切价值的来源，流血流汗攒钱给儿子娶老婆生娃就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其他的都是游手好闲、不正经。玩游戏自然攒不下钱，也不是像读书那样是在为攒钱做准备，反而是在花钱、在影响学习，自然应该格杀勿论。

抛开这些虽然极有影响但显然站不住脚的说法，让我们重新回到自己的思考方向上来问一下：玩游戏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工具价值吗？它是实现哪些内在价值的重要工具？

不如先问一下，我们一般认为存在哪些非派生的、内在的基本价值。几乎每个伦理学家都会有一个自己认可的内在价值清单。最有影响的说法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快乐，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快乐、减少痛苦。

既然玩游戏让人快乐——简直不能更快乐了——那它就有价值。这大概要算是一种工具价值，我们“通过”玩游戏“获得”快乐。但如果我们不把快乐理解为非常抽象的情绪，那也可以说玩游戏有内在价值：我的快乐“就是”玩游戏。

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保险，因为无论某种工具如何重要，它都很难和内在价值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换句话说，我们也许可以用别的、可能成本更低、副作用更小的手段实现内在价值。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和艺术一样，游戏本就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价值。我们不会问艺术家，你废寝忘食弄这个作品有什么用？（好吧，事实上我们会问，因为大部分人确实觉得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其他任何东西都只能有工具价值，因此都必须面对“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游戏也拥有类似于艺术的地位，那么我们自然也没必要问玩游戏有什么用：玩游戏没什么用，它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玩游戏就是目的本身。

当然，生活不只是玩游戏，这和玩游戏有内在价值也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