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为何不敌珠三角?大湾区“头号玩家”争夺战隐情

从经济规模来看，长三角地区的GDP始终显著大于珠三角区域，到2023年为止，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这四个省市的经济总量已经冲破了30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远远超越了整个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强”与“弱”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总量的对比上，近些年来，一些领域里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相对劣势慢慢显露出来，在科技创新能力，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体制机制革新成果，企业竞争力以及产业运行效率这些方面，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开始展现出相对的优势，这种情形促使学界和社会各界去探究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达成途径以及未来的走向。

从制度创新角度讲，珠三角地区尤其深圳、广州等核心都市，在改革开放进程里彰显出政策上的亮点与发展潜力，它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一直以来在金融革新，土地资源有效调配，科技成果产业应用这些方面都保持全国最前沿的态势，并且凭借紧挨着香港，澳门的地缘优势，在人才迁徙，资金运转和技术创新等区块形成独有的地域竞争优势，依靠CPEA协议，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域以及横琴粤澳深入合作区这些体制推动方式的发展，使粤港澳三方慢慢创建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这既助推区域经济朝着更高水平的国际化方向发展迈进，又给予内陆城市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成长途径。

虽然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里起着引领作用，但是行政边界约束和协同机制短板造成其基础设施一体化创建成果突出，在产业转型，土地资源合理分配以及要素自由流动等范畴仍然有着明显的瓶颈，安徽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环节，虽然同苏浙沪地区经济联系愈发紧密，不过总体发展水平依然落后于核心城市，因为制度效能欠缺，其在政策更新和改革操作方面比不上珠三角地区。

深圳在科技创新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该市的研发经费所占比重将近5%，这个数据要比其他一线城市高出很多，华为，腾讯，大疆以及比亚迪等知名公司都是在深圳设立总部，由此形成了包括半导体制造，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制造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凭借着较强的技术革新能力和市场的适应力，深圳一直在全国创新体系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广州依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的发展机会，通过加深与香港的合作交流，达成高等教育资源汇聚并促使科研成果转为商品的目标，进而优化区域人才的吸引效果，并且健全协同创新机制。

虽然长三角地区依靠上海的科研力量、江苏的制造业基础和浙江的民营经济活力，在科技创新上表现出色，但是区域内协同效应还是不够强，苏州、南京、合肥、杭州这些核心城市各有特点，不过在创建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这块还是处在初步摸索状态，拿苏州生物医药产业来说，虽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存在区域分割现象严重、总部经济不成熟这些问题，产业集中度跟深圳产业集群相比还是差一些。

珠三角地区的各个城市在数字政务、税收政策、土地审批以及金融创新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系统性改革措施，深圳有着高效的办事体系，企业在开办的时间以及审批的速度方面有着很好的成绩，受到了市场的认可，广州推出“穗港澳通办”的机制也对跨境业务的办理效率起到了很好的改善作用，相较之下，长三角地区虽然在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法治环境建设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程度以及吸引外资企业的方面仍存有提升的空间。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区域竞争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珠三角地区正在逐步摆脱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向创新型产业集群转变，东莞、佛山等传统制造业基地引入智能制造技术完成产业升级，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从而打破“世界工厂”的低端标签，东莞凭借华为供应链网络以及智能手机制造、自动化设备产业构筑竞争优势，佛山着重发展机器人与高端装备制造业，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山、江门等地在半导体和光伏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过去十年里，珠三角制造业一直在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多样化，江苏省围绕重化工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做文章；浙江省依靠数字经济和中小企业集群快速发展；上海市侧重于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服务业、航运服务业等重要产业，由于过于分散，使得资源浪费严重，在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方面虽然合肥、无锡、南京等地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尚未培育出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地位的领先企业。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算力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华为、腾讯这些有强大全球影响力的大公司。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与港澳地区的紧密合作，率先达成了国际市场整合，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等核心自贸区在外商金融机构聚集，跨境电商开拓，新兴服务贸易更新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粤港澳自由贸易港等高水平开放平台的助力之下，该区域同东南亚国家以及日韩等经济体的经贸联系不断加深，长三角地区虽然存在上海临港，苏州工业园区，杭州片区等诸多自贸试验区，不过其总体辐射带动效果却不如粤港澳大湾区突出。

构建起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在制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要依靠中央政府来进行统筹协调，创建专门的跨域协作平台，完善各种政策对接机制，这个规划明确指出应当着重推进交通一体化，产业协同创新以及科技创新这些关键领域里的协同发展，并且要借助具体的项目来加以落实。 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广佛环线这些重大基础设施建成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互联互通能力得到明显加强，于是，在此基础上，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金融市场开放等政策举措就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在行政边界以内实现高效流动并加以整合。

虽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发展卓有成效，但区域协同发展问题仍然存在许多挑战，由国家发改委设立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专门的机构，对于促进区域间的合作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以上海，苏州，嘉兴为代表的都市圈，在统筹布局以及分派资源等方面相比与珠江三角洲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也源于长三角区域内城市行政等级相近，存在较多的城市之间相互管辖的问题，造成跨区协作的程序比较复杂，而珠三角各个城市都是在同一个广东省管辖之下的，其内部之间的协作则更加顺利一些。

未来发展战略要围绕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转型这三个核心领域开展系统规划，珠三角地区在这几块已经比较清晰的方向，深圳提出“制造业强市”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工智能芯片、新能源技术、半导体产业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而长三角地区虽然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但还是需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完善区域协同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速度。

在国家发展战略布局里面，珠三角与长三角都被赋予重要任务，依靠独有的区位特点，珠三角可以率先开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关键技术创新以及服务贸易国际化这类重点工作；但是长三角就必须要突出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扩散作用，促使苏浙区域产业共同发展起来，而且要改善都市圈内的资源调配效率，完善跨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进而全面提升区域内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效果。

虽然长三角在经济总量上有很大优势，但在效率、创新、改革以及区域协同等方面却有明显的欠缺。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头部城市”竞争越来越激烈，“差异化发展”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我国也给出了政策引导方向，即率先完成高质量转型的城市可以享受先发优势。所以对于长三角而言想要突破整体发展的天花板就需要进行机制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对于珠江三角洲来说就是需要深化改革开放进程，并且要在这几个方面做出改革方面的表率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一方面促进了区域内资源的优化利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迈向一个更高的层面、更广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