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资本王朝，用宗教统治国家，霍梅尼改革对伊朗来说是好的吗？

在20世纪下半叶，伊朗曾经历一场剧烈的政治剧变。这场由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统治，也彻底改写了伊朗的发展轨迹。

在很多伊朗人眼中，这是一次“神圣的回归”；而在更多外部观察者看来，这或许是一次将国家导入另一种极端的制度性倒退。

那么，霍梅尼的改革究竟是对伊朗的救赎，还是一场伤筋动骨的误判？

资本王朝下的伊朗

在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国家正站在现代化的风口浪尖。

依靠丰厚的石油资源、英美资本的输入与政府积极推动的白色革命，伊朗城市经济迅速腾飞。

德黑兰高楼林立，女性开始在公共场合自由活动，穿着欧美时装早已不足为奇。

国家GDP连年攀升，曾一度跻身全球工业前列，成为中东地区无可置疑的经济强国。然而，这一切“繁荣”的表象，却遮蔽了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和文化上的撕裂。

西化进程过快，未能考虑到这个宗教氛围浓厚国家的承受力；制度改革触碰到了宗教阶层的根基，尤其是在农村和保守地区，引发了极大反感。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霍梅尼逐渐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他并非偶然崛起。他出身于什叶派教士世家，自小便浸淫于古兰经、宗教学问与传统哲学之中。

他的公开演讲常带有审判性的威严与道德感，直指巴列维的“卖国行径”和“西方崇拜”。

尤其是在他被流放期间，不仅未遭遗忘，反而因其坚持反对“美以霸权”，在伊朗基层中获得巨大号召力。

神学院的学生、乡村的毛拉、城市中的教徒——这些群体逐步将他捧上了一个“民族救星”的高度。霍梅尼由此不只是一个宗教领袖，更成为一种社会反抗的核心符号。

1979年，当霍梅尼乘坐专机回到伊朗，百万人迎接其归来的画面震撼了世界。他以压倒性支持清洗世俗派，接管国家权力，并将“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为新政体。

在伊朗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彻底以神权为核心构建的国家。

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再由民选产生，而由宗教学者组成的专家会议任命“最高领袖”，使得政教合一成为体制主轴。

所有法律都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女性的服饰受到严格规定，宗教警察巡视街头，报刊与艺术创作受到信仰尺度的重重审查。

在霍梅尼眼中，真正的国家治理不在于GDP数字的增长，而在于人民能否虔诚地朝拜真主，能否活在“道德的光照”下。

但理想的神权社会，面对现实的冲击，终究难以自洽。

伊斯兰革命之后不久，伊朗就陷入了与伊拉克的长期战争。霍梅尼高呼“这是神圣的防御”，鼓动无数农村青年奔赴前线，一度形成全民动员的狂热景象。

战争持续了八年，造成伊朗50万人死亡、上百万人伤残，国民经济几乎崩溃。

改革究竟好还是坏？

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伊朗的反美立场与占领大使馆事件，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制裁，直至今日仍未解除。

制裁与战争交织成绞索，使得伊朗的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基础设施更新缓慢，科技产业滞后，失业率居高不下。

为了维持政权合法性，霍梅尼将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到福利体系中，以换取底层民众的忠诚。

低价补贴的水电、天然气，形式上的免费医疗与教育，确实改善了一部分穷人的生活处境。但这样的“施舍式经济”也形成了高度依赖的社会结构。

一旦财政吃紧，便会引发抗议与不稳。

与此同时，中产阶层和城市知识群体则不断流失，他们既受制于信仰高压，又无法通过市场实现阶层跃升。

霍梅尼所构想的“虔诚共同体”并未成为现实，反而逐渐演化为道德与权力并行压制的官僚体系。

不可忽视的是，即便在社会矛盾重重的当下，霍梅尼在伊朗国内依然拥有某种“超越政治”的道德地位。

1989年他去世时，超过200万人参加他的葬礼，成为世界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丧礼之一。

许多伊朗人至今仍将他视为国家的“精神父亲”，即便他们对当前的高物价、失业率、社会管控表达不满。

霍梅尼的遗产不仅仅是政权的变更，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重构——对于信仰的依赖，取代了对制度与技术理性的信任。

然而问题仍未解决：这个以宗教立国的体制，到底能否回应现代国家的挑战？

霍梅尼改革的初心，是肃清一个精英独享繁荣的资本王朝，是让信仰成为公平与正义的保障；

但结果却是在排除异见、敌视外部世界与固守教义之间，陷入长期的政治僵局与经济困境。曾经富裕自信的中东强国，如今频频因核问题与他国对峙，在国际舞台上处于孤立与不安之间。

也许，对霍梅尼改革的最终评价，不能只从成功或失败的二元框架出发。

在民族身份、宗教信仰、社会阶级、外部压力等多重变量交汇之中，霍梅尼重构了伊朗，也困住了它。

他的改革，是一场以神的名义清算过去的革命；

但是否能通往更光明的未来，伊朗人民正在用四十余年的现实来书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