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至2020，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脉络史

1988年：私营经济拿到“准生证”

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差不多十年光景，社会上悄然发生的变化，正积蓄着一股要冲破旧壳子的力量。就在这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头一回把“私营经济”这四个字正儿八经地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给那些已经摸着石头过了几年河、搞起了私人买卖的人们，递上了一张迟来的“准生证”。

当时的中国社会，恰好处在一个新旧交织、各种成分混杂的状态里头。就说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吧，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嗅到商机、敢闯敢干的一批人。经过这些年的摸爬滚打，有的开了小工厂，有的搞起了贸易，有的承包了项目，口袋里确实是鼓起来了，成了那个年代让人羡慕的“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

但是，钱多了，不代表社会地位就同步上去了。他们常常被看作是“个体户”、“暴发户”，带着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想要像国营大厂的厂长或者机关干部那样，在社会上获得普遍的尊重和认可，还差着一大截呢。更别提进入人大、政协这些官方认可的参政议政平台了，那门槛对他们来说，还高得很。

甚至在一些实实在在的地方，比如孩子上学这事儿上，他们的优势也不明显。那时候好学校、好机会，优先考虑的往往还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尤其是那些父母在体制内有职务的国家干部子女。私营老板的孩子想进好大学，可能比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还要费劲些。

世纪之交的“打工人”浪潮

跨入新千年，特别是从2003年到2008年这几年间，中国大地上涌动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迁徙大潮。想象一下，每年，都有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人口数量的人——足足六百万到八百万——告别熟悉的乡土，如同溪流汇入江河般涌向机器轰鸣的城市和工厂。

这股浪潮的主体，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对于父辈们口中那个凭“单位”解决一切，从摇篮到坟墓几乎都有国家安排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没有多少切身体验。福利分房？免费医疗？这些概念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模糊的历史名词，而不是曾经或应得的权益。

从踏上南下或东去的绿皮火车那一刻起，他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找工作，挣钱。他们涌入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钻进珠三角、长三角鳞次栉比的厂房，成为流水线上日夜不停运转的一个环节，或者爬上城市里不断升高的脚手架。他们的劳动，是计件的，是按时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报酬，一切都按照合同（有时甚至没有合同）和市场规则来。

加班加点是常态，微薄的工资是支撑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动力。他们很少会去质疑这种雇佣关系的合理性，也很少会去奢望工厂能提供住房、医疗等全面的保障。在他们看来，能挣到比在家种地多得多的现金，寄回家里盖房子、供弟妹读书，或者攒下来一点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就已经实现了出行的目的。

当数以千万计的新生代工人习惯了市场的逻辑，将工资视为劳动的唯一或主要回报时，那种基于“单位”的归属感、对国家福利的依赖感，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工人阶级的某些集体记忆和诉求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被稀释、被边缘化了。

逐渐“失声”的乡村

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一度让沉寂的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新世纪前后，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模式开始显露出它的脆弱性。

市场价格的波动、农资成本的上涨、难以抵抗的自然灾害、以及缺乏现代化的灌溉和技术支持，都让单纯依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变得越来越困难。“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在九十年代末期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忧虑的焦点，关于农民负担、土地流转、农村发展的讨论不绝于耳。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为了支撑“世界工厂”的运转，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人口源源不断地离开土地，乡村的空心化现象便日益严重。

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昔日热闹的村庄变得冷清，学校因生源不足而合并甚至关闭，大片的土地有时也因无人耕种而撂荒，或者流转给少数大户，但整体的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经济活力都面临挑战。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和城市化叙事的兴起，曾经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在公共议题中的热度似乎逐渐下降了。媒体的焦点、政策的倾斜、社会的目光，更多地被飞速发展的城市、不断刷新的GDP数字以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所吸引。

资本的“高光时刻”与座次之变

大约从2008年算起，中国的资本力量似乎进入了一个加速快跑并抵达某种顶峰的阶段。这个时期国家动用了强大的资源和政策工具箱，特别是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措施，来应对全球性的经济波动，并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

这种“举国体制”与市场力量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经济总量一路攀升，超过了许多老牌发达国家，稳稳坐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就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就在2007年，中国的上榜公司还只有区区30家，但到了2015年，短短八年时间，这个数字就飙升到了106家，增幅惊人。

种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自然而然地带来了资本家群体社会影响力的水涨船高。钱袋子的分量，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话语权和实际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构成变化来窥见一斑。

对比一下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和2008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就能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些来自工商界的巨头、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新兴的互联网行业领军人物，这些通常被大众称为“大老板”、“大富豪”的群体，在人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有了显著的提高。

根据资料中的统计，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他们已经成为了除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大约占到了代表总数的两成左右。考虑到这个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他们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获得如此高的代表比例，与二十年前（1988年时）那种有钱但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度相对不足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时，在代表构成的表格里，还有一个被称为“专业人士”的群体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这个群体里有大家熟悉的演艺界明星、体育界的冠军、金融投资领域的大佬、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等等。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是专业人士，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也拥有大量的财富，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或者与大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样一个资本高歌猛进的时代，那些通过自身努力从小生意做起，逐渐积累财富的新兴小资产阶级，是这个时代的坚定支持者和欢呼者。他们常常将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视为束缚和僵化的代表，而对当前这个充满机遇、财富快速增长的“盛世”则不吝赞美之词。

资本的每一次扩张和胜利，比如又一家公司上市，或者又一个商业帝国的崛起，都能让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也能在这个大潮中分得一杯羹，哪怕只是资本盛宴上滴下来的几滴油，也足以满足他们改善生活、提升阶层的愿望。而对于那些在写字楼里工作，依靠自身知识和技能获取报酬的“脑力无产者”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同样被时代的浪潮所裹挟。

盛极之时的新挑战？

就在资本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其力量和影响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之后，一些新的迹象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也开始悄然浮现。2020年，变化出现在先前那些普遍拥抱市场逻辑、信奉个人奋斗的“脑力无产者”群体中。据观察，在办公室职员、技术人员、知识型雇员等群体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当前盛行的资本主导模式进行反思和批评。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全然相信“努力就能成功”的叙事，而是开始关注结构性不平等、工作压力过大（例如所谓的“996”现象）、上升通道日益狭窄等问题。这种从个体归因转向对体系本身提出疑问的倾向，是一种“左转”的迹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后果的批判性声音开始增多。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出卖体力劳动的工人阶层来说，他们也似乎在这一年更清晰地感受到了某种危机和压力。这种感受到的危机可能来自于就业的不稳定、工资增长的停滞、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在城市中缺乏长远保障（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带来的焦虑感。

那个资本高歌猛进、似乎无往不利的阶段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顶点，随之而来的，将是需要面对和解决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或积累下来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的阶段。

参考资料：[1]沈文玮,李昱.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超越[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43(1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