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日本，仅用10余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国家重建和经济复兴，并以钢铁、造船及晶体管等出口商品为桥梁，重新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

在1956—1965年期间，日本进入了以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不仅黑白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的普及率达到了令人惊讶的90%以上，电动自行车、电饭煲、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果汁机等除了空调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进入到了普通百姓的家庭，并向世界展示日本商品。

1962年，东京开通了最初的都市高架道路。1964年，大阪与神户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东海道新干线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东京完成了大改造，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1967年，时年89岁的前首相吉田茂，应邀在《大英百科全书》上发表了卷首论文。不久，该文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润色与增补后，以《激荡的百年史》之名公开出版，并旋即成为了世界性的畅销书。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国民收入在10年里翻一番”的目标提前得以实现，总人口也达到了1亿。次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了自由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

下面的内容，便是《激荡的百年史》的节选，我做了简单的翻译，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定的启发和思考。

1）谁是吉田茂？

吉田茂（1878—1967），历任日本第45任、第48任、第49任、第50任、第51任首相，被誉为日本战后最成功的首相之一。

演讲中的吉田茂

一方面，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和平宪法的制定，对日媾和以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对日本战后复兴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另一方面，他推行的“教育兴国”以及“拒绝重整军备，全力投入经济建设”等政策，对日本的重新崛起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担任首相的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都是吉田茂的得意门生；由他打造的“极度亲美”以及“以国家发展为核心”的路线，至今依然深深影响着日本。

2）日本如何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

我们可以为日本战后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绝不能因此骄傲自满。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日本肩负的国际责任已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简单，而是变得更加重大和复杂。

回想1950年进行和平条约谈判时，我坚决主张日本应先专注于经济发展，反对急于重整军备。在当时百废待兴的背景下，这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旧金山合约》签订现场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的内外形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经济领域，我们不仅实现了自立，也从受援国转变为了能够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手的合作者；在防卫领域，日本也即将结束完全依赖他国保护的阶段。纵观国际社会，自由世界各国都在为维护和平与繁荣积极贡献力量。

如果日本继续固守战后特殊时期的政策不变，难免会引发国际社会的批评：日本通过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却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显得不够积极。

当前，最关键的课题是——日本应当以何种方式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单纯增加军备投入未必是最佳选择。

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应当是首先致力于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以此为基础，再逐步推动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

3）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交往

东南亚地区近年来局势持续动荡，犹如国际政治中的台风眼。

在此背景下，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战后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持续深化，目前对该地区的出口已占总额的30%，几乎与对美出口规模相当。

然而，东南亚国家普遍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双边贸易中日本长期处于顺差地位。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传统贸易难以持续扩大合作空间，必须通过更深入的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商业街

不过话说回来，开展有效的对外经济援助并非易事，但能够向他人伸出援手，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的标志。

真正的援助不能简单停留在资金投入，更需要注重受援国的实际需求。如果只关注经济层面而忽视政治互信，合作效果将大打折扣。随着援助工作的推进，日本必将面临更多挑战，可能需要经历试错的过程。

与东南亚建立良好关系不仅涉及区域内国家，还需要借助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协同力量。日本需要同时拓展与新西兰、加拿大、南美各国和澳大利亚等多方的合作关系。

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唐人街

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日本面临最复杂的外交课题。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既有辉煌历史，又长期奉行内向的“中华主义”政策，形成独特的国际交往模式。现如今，这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度始终保持着某种特立独行的姿态。

当然，鉴于中国不可能永远维持现状，日本不应将其视为对手，而应以建设性态度推动交往。不过，中国人总是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伟大的。这样一个骄傲的国家，与其交往起来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困难。

4）置身于世界舞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某种历史视角来看，当下的日本与日俄战争后的日本确有诸多相似之处。

日俄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明治初期国家设定的富国强兵目标基本实现；今天的日本，也在战后重建与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实现了国民生活的显著改善。

1964年10月1日，东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

然而，历史的教训值得警醒。

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在寻求新发展方向时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今天的日本同样面临抉择——是满足于现有经济成就，还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寻求新的发展愿景？若逃避时代赋予的使命，同样可能面临迷失方向的风险。

有人认为，日本实现了物质繁荣却陷入精神空虚，这种判断未免失之偏颇。战后初期，日本民族确实经历了一段信念崩塌的迷茫期——战时狂热的使命感走向幻灭，社会价值观出现断层实属必然。

但是，现在的日本人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逐渐从战败阴影中走出，重建了民族自信。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当下日本人表现出的“使命感缺失”，与其说是颓废，不如说是一种理性反思。相较于过去盲目的使命感，现在的日本更倾向于在充分认知基础上确立自身定位。在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中，准确认识并履行国家使命本就非易事。

回望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历程，日本民族展现了非凡的进取精神。

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御誓文》中“求知识于世界”的誓言，至今仍闪耀着智慧光芒。日本民族历来胸怀广阔，不固守岛国局限。面向未来，日本最需要的是确立新的理想坐标，在国际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5）尾声：为什么要反思历史？

如今的日本，与二十年前战败投降、一度濒临从世界版图上黯然消退的境况相比，确实已是天壤之别。眼前的复苏与繁荣自然值得欣喜，但日本人绝不能沉溺于外界的赞誉而固步自封、迷失方向。

60年代，富士山下的新干线列车

去年（1966）夏天，美国大使埃德温·赖肖尔先生离任前，我曾与他有一次会面。赖肖尔先生对日本战后所取得的进步不吝赞美，而我则不得不保持谦逊，提醒他“请不要过分抬高日本人”。

我与所有国民一样，为日本走过的艰难道路和今天所拥有的实力感到自豪，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然而，作为一个亲历了大半个明治百年的人，我是不敢过于自大的。

的确，日本国民的勤奋、坚韧与创造力是战后复兴的根本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历史的进程中也蕴藏着不容忽视的“幸运”成分。

明治时代，我国凭借“生丝”这一广受国际市场欢迎的产品赚取了宝贵的外汇，为早期工业化注入了原始资本。

战后，尽管国内资源几乎消耗殆尽，却恰逢全球技术革命浪潮，通过积极引进和创新，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自然资源的匮乏。此类幸运接踵而至，不可胜数，它们与国民的努力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日本。

上世纪70年代的东京

除此之外，日本虽然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败，但就总体而言，在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中还是机智地把握住了方向。

当然，这也是由日本人特有的“洞察力”所赐予的。尤其是明治时代的领导者们，都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所以，我遇事就会强调这种“洞察力”的必要性。

但是，“洞察力”这东西和幸运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它们是上天赋予拥有卓越的历史敏感并且勤奋工作的日本国民的一种“礼物”。而对于那些在成功面前自我陶醉、过分相信自身实力的人们，上天决不会给予他们这种幸运和“洞察力”，日本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回顾明治以来的百年史，我对此有非常痛切的认识，希望今后肩负日本重任的人们也能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