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次年，日美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不久，英国、沙俄、荷兰等西方列强，相继与日本签订了“亲善条约”，被迫开国的日本，前面暴露在了西方的激烈冲击之下，所受影响之大，绝无仅有。

对此，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表示：

自嘉永年间（1848—1854），美国人来到日本，随后我国又与西方各国签订了通邮、贸易等一系列条约之后，日本民众才真正认识到西方世界（西洋）的存在。通过相互比较，我们意识到本国与西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一冲击让所有人的眼界与认知都受到了巨大震撼，人心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

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

1）开篇：一定要主动学习西方文化

对于深受佛教与儒家思想浸润的日本人而言，坦然接受西方文化并不容易。对此，福泽谕吉颇为感慨地指出：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这些因素发展进程和程度的差异，当日本民众突然接触到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时，不仅感到新奇，更觉得所见所闻无不奇特、无不令人惊异。

这种冲击，就像一团烈火突然浇上冷水，不仅在人们精神世界激起巨大波澜，更不可避免地深入内心，引发一场彻底而剧烈的思想动荡。

日本开国后，抵达横滨的各国商船

可即便如此，福泽谕吉依然坚持主张“开国’与推进西洋文明。原因很简单，“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

在当今世界，欧洲各国和美国被视为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总体来看，必须承认日本的文明发展水平仍落后于西方。既然文明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文明自然会压制落后文明，而落后文明则难免受到先进文明的压制。

因此，若要推动日本文明进步以至比肩西方，要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与富强，我们就必须下定决心，积极并全面地吸收与学习西洋文明的精髓。

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二为福泽谕吉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外部势力的冲击，日本顽固守旧派倡导的“攘夷论”以及带有排外色彩的“锁国论”，依然大有市场，严重阻碍着“文明开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福泽谕吉立志要向全体日本国民介绍西洋文化的真实情况，“使人们懂得开国的道理，以走向文明之域”。

因此，福泽谕吉对幕末的“攘夷主义”甚为反感。他虽在幕府工作，但一直无心为其效劳，原因很简单：

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充斥着“攘夷”的呼声，各藩也大多是“攘夷”的坚定支持者。表面上，德川幕府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主张开放港口，但倘若深入剖析其真实意图，可以说，德川幕府其实是天下头号的“攘夷派”，是对西洋最为抵触的势力。这个判断，大致是不会错的。

鉴于此，福泽谕吉终身没有入仕，一直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兴办教育、编辑报纸、著书立说，有观点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政府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不信任。

老照片中的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

2）为什么坚决不能无脑“排外”？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对过往深恶痛绝的“攘夷派”人士，做出了某种肯定性的评价。

他在书中指出，这些人之所以“排外”，并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出于公心，出于爱国，出于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出于分清敌我内外的界限，以保护日本。

但理解归理解，他对排外主义的危害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

倘若继续推行保守的锁国政策，拒绝外来的一切活力因素，旨在让社会秩序处于一种恒稳定的状态，那么，“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

需要指出的是，在“开国”初期，很多日本人依然无法摆脱守旧的传统观念。面对此情此景，福泽谕吉认为，身为“洋学家”的自己有必要对这些人予以引导，向他们述说开国的道理。一般认为，完稿于1865年的《唐人往来》，即为此而作。

《福泽谕吉全集》内页

有趣的是，关于这本小册子的创作动机，还有一个小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在东京，有一位名叫神田孝平的读书人，雇了一位年老的女仆。尽管这位老妇人品行端正，却对外国人抱有很深的成见，但凡遇到不顺心的事，都会归咎于外国人，终日抱怨不休。

于是，神田先生常常尝使用各种手段去开导她。一有空闲，就耐心地向她讲解“开国”的好处，同时分析闭关锁国的弊端。如此这般，他费尽口舌，反复劝导了长达三个月甚至半年之久。可即便如此，这位老妇人实在太过固执，心思如同铁石一般坚硬，始终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听到这个故事后，福泽谕吉颇为兴奋地表示，“向全江户的老人诉说开国之道，也是一件愉快的事！”于是，他匆匆执笔著书，写出了《唐人往来》。

福泽谕吉创办的三田演说馆

19世纪70年代末，为了应对当时日益兴盛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推崇儒家思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排外主义的思潮似乎又出现了死灰复燃之势。

对于这股排外的“逆流”，福泽谕吉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愤怒地将之斥为“日本最大的灾难”：

在人类社会的种种灾难中，像地震、洪水、饥荒这样的天灾，其破坏力虽大，但与失控的排外情绪相比，危害反而相对较小。前者破坏范围有边界，恢复也相对可期；后者的致命之处在于它会危及国家的根本大局。

历史上“攘夷派”暗杀外国人、炮击外舰的行为，就是排外招祸的深刻教训。至今回想起来，当时的危险感依然让人心生寒意，冷汗直流。

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

3）“开国”不代表“全盘西化”

当然，福泽谕吉也不断提醒，主张“开国”以及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并不是要全面倾倒于西洋文明之下，丧失主体性。

实际上，他一开始就对西洋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即“西洋文明只是相对先进而已，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原因很简单：

如今我们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这只是基于当前时代的相对评价。如果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它们仍存在诸多缺陷。譬如，战争本是世间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却致力于发展军事、频频发动战争；盗窃与凶杀本是社会恶性事件，却在西洋各国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西洋各国常见党派之间结营谋私、争权夺利，失利一方则互相攻讦、争吵不休；至于外交领域中的权术操纵、手段频出，更是司空见惯。

可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西洋各国确实呈现出了向文明不断迈进的态势。所以，我们既要肯定这一方向，但也绝不能认为它们目前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英国议会主题绘作

因此，他不仅反对“攘夷主义”与排外思潮，还对一些沉迷于西洋文化，对西洋文化不加分析，盲目崇拜的“开化先生”，提出了颇为辛辣的批评：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日本的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对西方抱有一种盲目的迷信。回顾过去十年来的舆论风向，几乎全是一味地称赞西方的事物，崇拜它，迷恋它，同时又对它感到极度恐惧，几乎不加任何批判性的思考。

他们张口闭口都是“西洋”，无论讨论什么，都只将西方的做法奉为圭臬。小到日常的穿衣吃饭、居住方式，大到国家的政策法令、法律制度，全部都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优劣得失。应该说，这是一种极不健康的状态。

明知维新后的日本（浮世绘）

无论是社会的中上层改革派，以及那些自诩为“文明开化”的人士，一开口便争相赞美西方文明何等优越，一人倡之，万人随之附和。从知识、道德教育，到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日常的穿衣、饮食、居住等生活细节，无不崇尚西方风气，竞相模仿。

更有甚者，一些人对西方的实际情况本就一知半解，却也盲目追随潮流，厌弃传统、一味求新。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轻信，毫不怀疑呢？即便西方文明确实比日本先进数倍，它也绝非完美无缺，其中的缺点和问题同样数不胜数。

简言之，这些人不仅无视西洋文明的局限性，“陷于盲信之中，争相模仿，随波逐流”的姿态，还将日本的一切看得一无是处，统统予以排斥。这在福泽谕吉看来，是非常浅薄的，已经“失去了自尊自重”。

日趋西化的明治日本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劝学篇》中举了这样的例子：

西方人习惯使用纸巾擤鼻涕，用后即弃；而日本人则多用布帕，清洗后可重复使用。这本是寻常的生活差异，却有一些评论者突发奇想，硬要把它套上经济学的大道理。他们声称，贫穷国家的人民自然懂得节俭，如果全日本都像西洋人那样用纸，必将浪费国家财富，因此用布代纸、重复使用，是“因贫而俭”的表现。

同样，当日本妇女开始流行佩戴耳环、束腰和讲究衣着时，这些人又开始搬出了一套大道理，皱起眉头批评道：实在过分！未开化之人不懂道理，违背自然，损害身体——耳朵挂着重物，又把妇女至关重要的腰部束得如蜂腰一般，既妨碍怀孕，又增加了分娩困难，小事殃及一家，大事甚至可能影响全国人口的繁衍！

明治时代的日本贵族妇女

总的来说，福泽谕吉的态度非常明确——仰慕西方文明，并学习其长处，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盲目轻信、全盘接受，反而还不如不去信奉：

例如，西方的国富民强，固然令人羡慕；但其社会中贫富悬殊的弊端，却不值得我们效仿；再比如，西方社会尊重妇女，这本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体现；但若是发展到妻子凶悍欺凌丈夫、子女不孝轻视父母，乃至放纵不检成为风气，这样的现象就不值得提倡了。

如今我们身处东西文化交融碰撞的复杂局面之中，必须冷静审视、仔细比较：可信的才信，存疑的需疑，应当汲取的积极吸取，应当舍弃的果断扬弃。

简言之，对于西洋文化，他一方面坚持开放，主张接受和吸取，另一方面也坚持主体性和独立性，主张选择、甄别，打破迷信。

日趋西化的日本贵族人士

4）日本人究竟向西方学什么？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应如何学习西洋文化？

当时有一种观点，叫“取长补短”说。从理论上看，这种观点是讲得通的，但它抓住的只是“西洋技艺（技术）”。对于这一观点，福泽谕吉并没有予以全面反对，而是从新的角度提出了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

他把文明分为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或外在的文明）与内在的精神。

所谓“外在的文明”，主要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是文明的外表或外形。

与此对应，“内在的精神”是指一国民众的“风气”。

《文明论概略》封面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风气”的内涵？对此，福泽谕吉如是解释道：

这个“风气”，既无法用钱购买，也不能靠人力强求，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它虽然无声无形，却深深融入全体国民的日常之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正因为这种“风气”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们很难明确指出它具体存在于何处。

福泽谕吉进一步指出，“文明的外形易取，而精神难求”，展开来说：

衣着、饮食、器械、居所，乃至政令法律，固然都是我们能够直接看到或听到的具体事物。不过，政令法律与衣食住行相比又有所不同：虽然它们也能被我们看到条文、听到颁布，但终究不是能用手触摸或用金钱买卖的实物。因此，学习和借鉴政令法律就比学习建造衣食住行困难得多。

正因如此，仿效西洋建造铁桥、洋房相对容易，但改革政治法律制度却困难许多。倘若想更进一步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那更是难上加难，绝非短期内能见效的事情。

明治时代的日本皇室成员

所以，福泽谕吉认为，谋求一国的文明就有轻重缓急的次序，就应先难后易，不能颠倒次序。原因很简单：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遵循从难到易的顺序：首先要革新人的思想观念，然后改革政治法律制度，最后才是发展有形的物质层面。倘若按照这个路径推进，即便会遇到困难，但也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最终能够实现既定目标。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似乎更容易，实际上却行不通，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一言概之，学习西洋文化不仅要学习外在的东西，而且必须吸取内在的精神，两者协调并进，才是最佳方法。不得不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福泽谕吉比其他人看得远、看得深，是其他人远远不能及的。

日语版《劝学篇》内页

5）科学技术，同样很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所说的“外在的文明”，似乎不包括技术文明。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对西洋技术存在轻视与偏见之意。

实际上，他不仅高度赞扬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还主张日本必须拥有技术文明。原因很简单，“西方之所以强大，并不是西方本身的强大，而是技术文明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民情一新》《西洋事情》中，他集中分析了蒸汽、电信、邮电、印刷等“文明利器”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动以及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

福泽谕吉著《西洋事情》

因此，福泽谕吉将技术作为评判“文明开化”的根据与标准，而不是思想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原因很简单：

一个国家是否“开化”，并不取决于其疆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也与它的道德教化是否兴盛、文学是否发达、理论是否精深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将亚洲与欧洲进行比较，东西方所遵循的道德教化宗旨，本质上又有多大差别呢？

无论是耶稣的教导、孔子的学说，还是释迦的教法，如果从正面解读，都有其道理；如果从负面理解，也都能找到争议。如果各执一词相互辩论，最终只会陷入宗教或学派之间的门户之争。简言之，道德教化本身，与文明的开化程度并无直接关联。

那么问题来了，核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

福泽谕吉认为是“交通的便利程度”——“西洋诸国开化，原因是交通便利；东洋诸国之所以没有实现开化，原因是交通还不便利。——哪里交通便利，哪里就文明；而交通的发达，是近代蒸汽技术所起的作用。

1872年10月，明治天皇亲临现场开通到横滨的火车

福泽谕吉进一步指出，“评论国家的大小强弱盛衰，只要看看文明利器利用的是多还是少，活泼还是不活泼，就可做出判断”：

西方人常说，电信让世界变得狭小；而我认为，电信与蒸汽动力相结合，不仅极大地节约了时间、成倍提高了效率，更在效果上延长了人的寿命。

古人一天只能走十里路，今人一日能行三百里；古人要一个月才能得知的消息，今人一分钟即可知晓；古人需七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今人三年便可达成；古人动用上百劳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今人凭一己之力就能办到。

因此，在当今时代，将擅长使用这些文明利器的人与不擅长使用的人相比较，便会发现他们在实力与影响力上的差距，可达数百倍之巨。

总而言之，福泽谕吉不仅高度赞誉了“使民情一新又一新，一变又一变”的近代技术革命起到的作用，还号召日本人必须吸取西方的技术文明，以便更好地利用文明利器的“先发制人”，否则就要受人所制。

明治时代的日本火车

6）尾声

福泽谕吉尖锐地指出，那些固守旧规、不愿变革的人，最终会耽误国家的前途。他们一心只想着维持老习惯、保住旧风俗，试图避开剧烈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但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是违背世界发展大趋势的。

他还认为，主动学习和运用西洋的技术与文明，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完全可行的。原因在于，“此利器为文明世界所公有，不允许有专门独占者。”

颁布《明治宪法》

明治维新开启后，日本人不仅很快就将西洋技术与文明学到了手，还成为了世界强国之一。晚年的福泽谕吉，曾在回忆录中欣慰地表示：

日本向世界开放、接触外国事物，大约是三十年前开始的。最初的十年里，我们经历着新旧思想和内外文化的激烈碰撞，虽然一度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但明治维新一举为国家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认知。自此，社会各方面都开始以西方近代文明为参照。

回顾那时的景象：国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西洋书籍、学习西方科学、使用西洋产品、推行西洋制度。从蒸汽船、火车、电报、邮政、印刷技术，到出版报刊、制造枪炮与轮船，几乎无所不学，例子不胜枚举。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发展中，东方崛起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我们在维新后短短十多年间所取得的进展，其速度之快，甚至让海外各国也为之震惊。

晚年的福泽谕吉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脱亚论”与“告别恶友论”的倡导者，福泽谕吉对中国、朝鲜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的“呼吁”，以及教育理念中客观存在的“强权即真理”的论调，几乎都被他的后辈们全盘继承并一一“化成了现实”。

其结果就是，他们发动的对外侵略，不仅深深地伤害到了亚洲各国人民，也让自己陷入到了战争泥潭，最终吞下了全面战败的苦果。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思想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历史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