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杨振宁，千里共同途，一个建设者的家国情怀

1971年，阔别祖国26年的杨振宁再次踏上了故土，并花了四个星期，游历了很多农村和城市，并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了面。

游历结束后，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了一次演讲，分享了他对这片阔别了许久的故土的印象。

1971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进行演讲

由于这篇演讲，杨振宁后来在某些知识分子眼中的形象并不好。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许多人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有着复杂的认知和情感。

在某些人看来，一个在美国呆了很久的教授竟然不以批评和攻击为主，反而在演讲中“歌功颂德”，可见是一个谄媚的、不敢讲真话的人。

然而，他们忘记了，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时，记忆中是带着旧中国的样子离开家乡的。

那时，中国正处于“国难”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青少年是以一个当事者的身份，经历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困难的时期”

而就在杨振宁回国前几年，中国已经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对比下来，他自然看得到国家取得的发展和进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据说，他从好友邓稼先的信中确认了原子弹是由中国独立自主制造时，激动地躲到厕所里掉眼泪，掉完了才出来。

再后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发展快了，批评的声音还更多了、更激烈了。

面对一些人指责他“歌功颂德”，杨振宁曾做过直接回应，称讲这些话（批评）的人已经很多了，用不着再增加他一个。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建设者，同时还鼓励年轻人抓住发展的时机做好科学研究。

杨振宁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中国。正是有了离开家乡时记忆中的旧中国，他才明白发展和建设的可贵。而且，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理念，做一个有行动力的建设者。

1. 青年求知（1922-1949）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现肥西县）。在他不到一岁时，父亲杨武之考取了安徽省留美公费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数论方向的博士。

十个月大的杨振宁与父母在合肥四谷巷老家合照

杨振宁6岁时，父亲学成归国，在厦门大学数学系任教，一年后又赴清华大学数学系任职。

杨振宁随父亲一同搬入清华园，并且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展现出数学天赋。不过，父亲并没有一味催促他学习数学，而是给他请家教补习了《孟子》。父亲杨武之的这种教育理念此后深刻地影响了杨振宁的选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5岁的杨振宁跟随家人离开清华园，一路向南一边躲避日军，一边继续学业。

1938年3月，杨振宁抵达昆明，并在同年秋，以总成绩第二名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后又转至物理系。

杨振宁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入学考试准考证

战争时期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40个同学合住在学校临时盖的茅草房，饭堂里没有板凳，所有人站着吃掺有糠皮的糙米。

西南联大6年的学习时光是杨振宁人生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国家危亡，民生维艰，以一种沉重的方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彼时杨振宁和许多西南联大同学普遍抱有“科学救国”的理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物理学研究。

1942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转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44年春，杨振宁考取了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成为全国物理专业惟一被录取的留美生。

一年后，数学家杨武之目送儿子杨振宁登上轮船。临行前，杨武之留给杨振宁一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当时的美国，汇聚了爱因斯坦、费米等众多世界顶尖物理学家。杨振宁来到美国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先是师从费米，后又做了爱德华·特勒的研究生。

杨振宁曾对导师特勒说：“我总得回中国去……中国需要的是实验物理，所以我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不过，杨振宁在阿里森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发现实验能力竟是他的短板。

1948年春，杨振宁听从导师的建议，放弃实验物理转攻理论物理。同年6月，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952年杨振宁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同事合影

毕业后，杨振宁受到奥本海默的欣赏，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在这里，他度过了17年的学术黄金期。

1956年，他与李政道合作发表了有关“宇称不守恒”的研究论文。仅仅13个月后，他们就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创下诺贝尔奖颁奖史上获奖最快纪录。

然而，诺贝尔奖的荣誉也不能掩盖现实的困境。由于不是美国籍，杨振宁被许多重要的国家实验室拒之门外。

1957年杨振宁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

1964年，在一次又一次因国籍问题被关键研究项目排除在外后，杨振宁做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选择。

多年之后，杨振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换国籍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他一直没敢写信告诉父亲。

不过，这一遗憾于51年后得到弥补，94岁的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恢复了中国公民的身份。

而在此之前，杨振宁就曾多次回到中国，为艰难起步的新中国科学事业做了很多实在的贡献。

2. 中年归国（1949-2000s）

1971年4月，正在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访问中国，打开了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大门。

同一时间，杨振宁得知了父亲因病重住院的消息。于是，他决定借此机会回国探亲，并亲自了解一下久别了的中国的真实状况。

7月，杨振宁回国探望父亲的申请获得国务院批准，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后第一位回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

由于杨振宁在学术界卓越的声望，这次访问促使大批华裔学者消除顾虑纷纷回国，掀起了一次学术界归国交流的热潮。

在这次归国探亲过程中，他与好友邓稼先重逢。杨振宁此行以及此后的奔走，间接为包括邓稼先在内的“两弹一星”科学家元勋能够顺利地回归工作岗位和正常生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72年杨振宁在北京与邓稼先等科学家留影

探亲结束后，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了一次的总结演讲。杨振宁坦言，他看到当时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但欣慰于基础生活得到了全面改善，精神生活方面不再有依赖吸鸦片的人，扫盲工作得到了普及等等。

这与当年他离开的时候旧中国饥荒遍野、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他感觉到国家整体上是走在建设和自强的路上，也坚定了他帮助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信念。

这以后，杨振宁多次在两国之间往来，持续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与国际交流奔走，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和人脉，积极推动中美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

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纽约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一举动为79年中美正式建交和更广泛的交流合作奠定了民间基础。

杨振宁不但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也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

1980年，他联合多位诺奖得主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设立“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募集资金资助中国学者赴美进修。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前后十余年间，近百位中国物理学及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受此资助赴美深造。他们中很多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杨振宁还牵线搭桥，促成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召开，让中国科学家有机会与世界同行交流。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杨振宁先后帮助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设立理论物理等基础科学研究机构，推动这些大学的学科发展。

1994年，杨振宁协助设立了“求是科学基金”、“何梁何利基金”等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支持科技发展，在那个资金匮乏的年代，为中国科技界注入了宝贵的资源。

当然，他也看到了国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他始终认为批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因为问题最终只有依靠建设才能解决。

而在任何时候，建设都是更加困难的事情。在70年代，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于经历过1940年代的人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又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

杨振宁作为一个早就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一个这几段历史都亲身经历的见证者，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鼓励和帮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抓住机遇，在科学领域建功立业。

3. 晚年辛劳（2000s至今）

进入新世纪，中国进入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阶段，杨振宁先生将其称为“新新中国”。他亲身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日益强盛。

2009年，他在凤凰卫视做访谈时，再次感慨中国巨变：“1971年我回来，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又是30年了，这30年的变化，我曾经讲，从前我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1971年我回来的中国是新中国，可是今天我想应该叫做新新中国。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之间的距离，几乎可以跟新中国跟旧中国的距离来比。

他特别指出，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达到每年5%已是非常骄人的事情，而中国多年来保持高于10%的速度，在拥有如此庞大人口基数的情况下，这种高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003年，81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全职回到北京清华园定居。

2004 年杨振宁与清华物理系大一学生课间交流。

他将自己的住所取名为“归根居”，并赋诗《归根》：“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除了叶落归根，他更希望在人生暮年，能更直接地参与到中国科教兴国的中，将其视为一份新事业。

他以八旬高龄坚持在一线教学，每周为清华大学大一学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他的板书工整如印刷体，常常在课间休息时仍专注讲课，从不缺席。

杨振宁为清华物理系学生授课

他于1997年起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亲自募集资金创立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他为中心从选聘人才、筹集经费到专业方向规划积极出谋划策，成功引进了包括图灵奖得主姚期智（计算机科学家）在内的多位顶尖人才回国工作。在他的推动下，清华大学在冷原子物理、凝聚态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

除了募集基金，他还曾将自己的奖金、稿费等捐赠给清华大学，支持科研和教学。他虽已年迈，仍以清华大学为署名单位发表了30多篇SCI论文

2015年，他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也许对他来说，是了却了一件心事。他曾回忆道，直到临终前，父亲对他加入美国国籍一事仍有介怀，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关于中国是否要建造超大粒子对撞机曾有过一场争议。

《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杨振宁并不支持中国此时建造对撞机，这一立场让他遭受了很多争议。

事实上，他对超大对撞机项目有明确的考量。2016年杨振宁公开发表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他的观点并非反对高能物理发展，而是基于对国家国情不支持中国今天建加速器。

在历史上，1989年美国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遇算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增加到80亿，最后国会终止了这项计划。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数亿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其他仍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建。

美国大型强子对撞机

大型对撞机非常耗费财力，并且不能看到即时的作用。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如今并不适合建造对撞机。在条件不成熟时，应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更紧迫、更能见效的领域。

高速发展、飞速跃进，这对1940年代的杨振宁来说可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对1970年代的杨振宁亦然。

是非功过都由他人说，只需做好自己手头的事，走好脚下的路。这就是他的人生逻辑。

他将自己的历史经验与对中国未来的洞察相结合，鼓励青年学生生在此等伟大年代，抓住机遇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继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青春与智慧。

202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对杨振宁的颁奖词是：你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你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白。

2021年杨振宁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杨振宁的百年人生，是深刻践行“务实”的一生。他的爱国并非抽象的概念和宏大的叙事，而是根植于对苦难旧中国的深刻记忆，深植于父亲“国恩宏”的家训传承，并通过他一生对国家建设成果的执着追求和躬身力行来实现。

从少年时背负理想，远走异乡，在海外求索科学真理，到归国后耄耋之年仍然奉献祖国。

他始终如一的信仰着祖国。正如他所言，他的“歌功颂德”不是为献媚，而是基于对中国发展艰难历程的理解，对来之不易成就的珍视，以及对批评声音的理性认识。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在最关键的领域、最需要的时刻，为祖国的崛起贡献力量。

他的一生，都用这种穿透喧嚣、直达根本的务实精神，做一件事：与国家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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