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老已逝5年，但他到底是“贪污犯”还是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功臣”，这在网上依然是“两边倒”的形式议论纷纷。但从他的葬礼人民对他的爱戴可以说是“盖棺定论了”：

2019 年 3 月的云南玉溪，一场特殊的葬礼震动全国。91 岁的褚时健离世，全溪市几乎停摆，送葬车队绵延数十公里，盛产鲜花的云南菊花被抢购一空，茅台集团、格力电器等企业巨头与数万民众自发送别。这一幕，让人们想起周总理、袁隆平逝世时的举国哀荣，也让那个曾被贴上 "贪污犯" 标签的老人，在生命终点获得了最朴素的盖棺定论。

罪与功”二八开“，褚老是近代有双重标签的”奇人“

1999 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褚时健犯贪污罪，私分公款 35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2874 万元），并存在 403 万元人民币、62 万元港币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决书中明确其行为构成犯罪既遂，且无证据支持 "集体私分" 或 "犯罪未遂" 的辩护主张。这一判决体现了法律对国有资产保护的刚性原则，即使其创造的利税达 991 亿元，也不能抵消其触犯刑律的事实。

上面这位网友在评论区说得非常客观，确实当时案件审理中法院严格区分了其贡献与罪行，并未因历史功绩而减免刑罚，这符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法治精神。

褚时健在后来《褚时健新传》中多次说到”在不该拿的时候拿了自己应得的钱“，这也是没错的。褚时健真是商业奇才，大胆创新用9年时间把破败不堪的玉溪卷烟厂发展为亚洲第一的红塔集团，比当时国家经济制度跑得快得多，为国创税991亿元，而他自己17年薪水才拿了80万，心里很是不甘继而从小金库拿钱犒赏自己和下属，结果被法律严惩。法不容情，但从常人的情感来说还是情有可原的。

连他的这个判刑也算是”牺牲他一人，幸福千万家“。这个案件直接推动国企薪酬制度改革。1990 年代国企高管薪酬普遍偏低，这种分配失衡引发社会对激励机制的反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指出，褚案促使国企薪酬制度从 "低薪高压" 向市场化转变，具有制度性启示意义。

总的说来，评论区的”二分说“都算对。一方面，褚时健贪污行为损害了国企利益，法律判决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大家对他"触底反弹" 的励志故事产生共情。74 岁高龄创业、女儿狱中自杀等悲情元素，使其成为 "悲剧英雄" 的符号化存在。王石用巴顿将军名言评价："衡量成功的标志不是顶峰高度，而是低谷反弹力"，这种励志精神也消解了部分道德批判。

罪已服刑，现在来谈就只有功了，名符其实的”企业家教父“

改革开放之初，其实国家是真需要像褚时健这样脑洞大开的企业“当家人”，确实也为国家经济发展开创了许多奇迹

褚时健通过 "第一车间革命" 将烟农种植纳入工业化管理体系，引进英国 MK9-5 卷接机等先进设备，使玉溪卷烟厂从年利税不足千万的小厂发展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红塔山品牌价值超 400 亿元，占据中国烟草市场半壁江山。其 "三合一" 管理模式（烟厂、烟草公司、专卖局合并）成为行业典范，直接推动中国烟草业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化生产的跨

马云、柳传志等企业家推崇其精神，实质是对改革开放初期 "能人经济" 模式的历史认同。褚时健将濒临破产的国企发展为行业龙头，其管理方法论（如 "企业必须盈利"" 凡事找规律 "）成为民营企业家的精神图腾。这种推崇背后隐含对产权制度、激励机制的深层思考。

结语：

综上所述，单纯以 "功臣" 或 "贪污犯" 标签定性存在逻辑困境。他对国家的贡献属于历史事实（如推动烟草业现代化、创造就业税收），罪行亦属法律定论。二者不可相互抵消，但可分别置于不同评价维度：法律维度否定其行为合法性，经济维度肯定其历史贡献，社会维度他的精神遗产现在依然值得所有企业家深度思考和学习。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呢?#发优质内容享分成##褚时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