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荣毅仁，89岁在北京逝世后，留下的5个子女现状如何？

1993年那个春天，北京城的老茶馆里，两位银发老者对着报纸上的新闻直摇头。“资本家也能当国家副主席？”戴圆框眼镜的老者把搪瓷缸重重搁在桌上。对面穿蓝布衫的老友却慢悠悠卷着烟：“别急，这可是敢把半个上海捐给国家的荣先生。”这段市井对话，恰如其分地映照出当时社会的惊诧与期待。当荣毅仁以76岁高龄当选国家副主席时，他早已在共和国历史上刻下了独特的印记——这位身着法式双排扣西装的儒雅商人，用半生时间践行着“实业报国”的诺言。

无锡荣巷青石板路上的车辙，至今还留着荣家商队的痕迹。1916年那个梅雨季节，荣氏商号迎来第四代继承人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会在七十年后改写中国政商格局。荣毅仁的童年是在算盘珠的脆响中度过的，父亲荣德生“棉纱大王”的名号既是光环也是重担。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火中，21岁的荣毅仁亲眼看见荣家纱厂被日机炸成废墟，这个本该继承家业的青年攥着烧焦的布匹发誓：“实业不兴，国将不国。”

上海解放前夕的黄浦江畔，荣家公馆的雕花铁门整夜开着。时任申新纺织总经理的荣毅仁，把国民党送来的船票撕得粉碎。“机器就是我的命根子”，他指着仓库里崭新的德国纺机对劝他撤离的堂兄说。这个决定让上海工商界吃下定心丸：荣氏旗下24家企业全部留驻，仅申新六厂在1950年就产出全国12%的棉纱。当志愿军在朝鲜冰天雪地里鏖战时，荣毅仁把香港分公司的外汇账户清空，换回八架米格战斗机——这个数字，抵得上当时上海全城半年的税收。

公私合营的浪潮里，荣毅仁在荣氏企业股东大会上拍案而起：“今天不交，明天也要交！”有人私下嘀咕他“败家”，他却把地契房契摞成半人高送到市政府。最让人费解的是1957年，刚当选上海副市长的他主动要求减薪三级，每月只领158元工资。时任市长的陈毅打趣：“你这个资本家，倒比我们这些老革命还彻底。”荣毅仁只是笑笑，转头把减掉的薪水全捐给了扫盲班。

改革开放的春雷里，63岁的荣毅仁再次披挂上阵。筹建中信公司时，他在钓鱼台国宾馆连开三天座谈会，笔记本上记满各国金融制度比较。香港记者问他为何要啃这块硬骨头，他摘下金丝眼镜擦拭：“总得有人给国家探条新路。”这个“探路”代价不菲：为收购香港电信股份，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研究收购方案，最后在合同上签字时，钢笔尖把信笺戳破好几个洞。

荣家子女的成长轨迹，处处可见父亲的烙印。长子荣智健执掌中信泰富时，总爱在办公室挂着父亲手书的“戒欺”二字。八十年代他投资珠海电厂，面对港商质疑只说：“家父说过，搞建设要看三十年。”三女荣智婉的遭遇最令人唏嘘，当年因误诊导致智力受损，荣毅仁却坚持让女儿在福利院做义工，“让她知道怎么帮人”。小儿子荣智明接手家族基金后，把七成收益投入西北植树工程，他说这是替父亲完成未竟的治沙梦。

2005年深秋，八宝山殡仪馆外的银杏叶铺成金色地毯。来送行的老职工发现，五个子女守灵时用的全是父亲生前办公室的旧椅子。这些细节或许就是荣氏家风的注脚：智字辈五人虽散居京港英美，但每年清明必回无锡老宅，在荣毅仁手植的香樟树下开家庭会议。有意思的是，他们讨论最多的不是生意经，而是怎么把父亲创办的盲童学校办得更好。

荣毅仁的西装至今挂在中信大厦纪念馆里，袖口磨损处还留着主人伏案工作的痕迹。当人们疑惑“红色资本家”这个矛盾称谓时，或许该看看他晚年写在日记本上的那句话：“资本无颜色，人心见赤诚。”从无锡荣巷走出的这个商业王朝，终究在时代浪潮里找到了最特别的生存之道——把家族命运织进国家发展的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