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56年，就已预言：中国将来要和全世界做生意！

1956年春季，毛泽东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论十大关系》进行讲解。当讲到第十个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部分时，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表示：我们的方针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长处都要加以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中所有真正良好的东西都要进行学习。在那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还确实需要具备一定的胆量。那个时候新中国才成立七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全面封锁，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中国列入禁运名单，普通的贸易都被限制得很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出现直线下降的情况，从1950年的进口8.2亿元急剧降低到1951年的2.1亿元。

毛泽东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向来不喜欢被眼前的状况所限制。他在承受着压力的同时，对同志们说：再过12年，美国、英国、西德、日本都会争着与我们进行交往。当时听到这样的话，如同听到天方夜谭一般。毕竟在1956年的时候，美国还在中国沿海构建第一岛链，试图把我们封闭在内海之中。但是他就是敢于这样去思考，而且思考得有道理有依据。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最终是封锁不住的。

毛泽东拥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一套逻辑来支撑他的那个判断。他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察觉到西欧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并非完全保持一致。这些国家想要恢复经济、想要获取市场，迟早会寻求与中国开展相关活动。所以他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并且要灵活地运用贸易这一工具。在1950年7月，贸易部召开了全国进出口会议，弄出了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联合经营等形式，就算处在封锁最为严厉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和西方进行做生意的尝试。

我认为毛泽东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例如对于苏联，我们采取一边倒的方式去学习技术，切实地引进156个重点项目。而对于西方他也没有将大门关闭。在1956年他特别强调，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很多腐败制度以及思想作风，我们必须坚决进行抵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方法当中科学的那一部分。这种思路简单来说就是生意继续做，底线不可以丧失。

谈论做商业事务的时候，毛泽东心中是有谋划打算的。他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认为这是中国进行发展的契机。于是他提出要充分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大力地发展内地的工业，这是在为未来的对外商业贸易奠定基础。他还提醒说：要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就会对内地工业的快速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说国内的产业布局情况，实际上蕴含着通过内部的发展来提升对外交流交换能力的长远见识。

历史在之后验证了他的预言。1971年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前往中国进行访问。1972年尼克松亲自来到北京进行会面。西方各个国家纷纷开始与中国建立外交方面的关系，贸易方面的大门重新得以开启。毛泽东在1956年批准了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行动。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引进了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建设了2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实现了投产。成为了80年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么一看，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和全世界开展贸易往来并非是虚假的言论。其背后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战略：既要打破封锁，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既要学习技术，也要争取市场。短期依靠灵活的应对方式进行周旋，长期依靠自身的发展来支撑。这样的眼光放在冷战正处于激烈阶段的20世纪50年代，确实称得上是有远见的。

或许可以这样来进行看待，历史的转折往往是从一些看起来比较超前的判断起始的。毛泽东在1956年所描绘出的那幅画面，一开始可能没有几个人是完全相信的。但是时间最终证明，那种在困境之中还能够向外去看、向远处去看的勇气，恰恰是一个大国崛起极为需要的底气。现在中国能够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再回过头去看六十多年前的那一次预言，反而更像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必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