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诅咒与拉美的百年孤独 | 施展札记63

1.

米莱是对庇隆主义的反向操作

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的当政，并非偶然。

2024年12月，米莱发表电视讲话庆祝上任一周年

在这个外汇枯竭、通胀高企、经济瘫弱的国家，他决意“美元化”“废央行”“削福利”，以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的姿态登场。这场看似激进的政治翻转，更像是一个漫长故事的新一幕。

近八十年前，胡安·庇隆在阿根廷上台时，面对的是与今天相似的困境：一个靠农矿产品出口维持经济的国家，产业单薄，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深不见底。庇隆试图通过国家力量打造一条工业化的出路，但失败了。此后的阿根廷政坛就是庇隆主义者和反庇隆主义者来回交替的过程，米莱的前任是个庇隆主义者，米莱则是在反庇隆主义上推进得最为激进最为理想主义的一位。

多说一句，麦当娜主演电影《贝隆夫人》，并演唱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片中男主就是庇隆，只不过换了个译法。

《贝隆夫人》剧照

这场政治钟摆的两端，并非左右意识形态的对峙，而是一条在土地、市场与国际分工的铁轨上来回滑行的列车。要搞清楚这个逻辑，必须回到那个更深的起点——为什么拉美从一开始就被钉死在这条轨道上。

2.

拉丁美洲土地的诅咒

在许多左翼叙事中，拉美之所以被锁在原材料殖民地的路径上，没能工业化，从外部来看，是因为国际资本的贪婪，从内部来看，是因为大庄园主的自私、短视、阻碍发展。但如果从拉美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上看，真相要比这种简洁叙事复杂得多。

拉美的资源丰饶得近乎夸张。辽阔的土地、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矿产。与如此辽阔的土地和富饶的资源相比，其人口是偏少的，在人口/资源比上，拉美明显比亚欧大陆乃至北美大陆要低。

这就带来一种“土地的诅咒”，可以类比于人们常说的“资源的诅咒”。有资源的国家“家里有矿”，能躺着赚钱，就没人愿意站起来，所以它们的制造业会被挤出，或者是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土地资源过于丰裕也会有这个经济效果。

阿根廷的牧场

拉美在19世纪初刚独立之际，欧洲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农牧业、矿业出口的收益，往往是比工业投资更稳定、更高的。拉美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和矿山，向欧洲出口各种大宗农畜产品和矿产品，从欧洲购买工业品，已形成一套很成熟、风险较低的获利模式。对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只要本土经济的主导权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沿着已有的成熟路径来走，是个最理性的选择，也是最符合拉美的比较优势的；完全犯不着冒险去做自己根本不熟悉、也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生产。

所谓比较优势，不是和别人比而是和自己比，在给定市场上，劳动、土地、资本这经济三要素，无论其中哪个要素特别丰富，都会构成该要素的成本洼地，把投资吸到相关领域，在纯市场的过程中，其他领域的投资便有可能会被挤出。拉美的土地要素远比劳动和资本丰沛，土地密集型的产业——农业畜牧业和矿业自然是更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所以它就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保持着原料供应者地位。直到20世纪初，这个地位看上去都还不错；在那会儿，对从欧洲移民新大陆的穷人来说，阿根廷是个远比美国更有吸引力的国家。

拉美的这种比较优势地位，也固化了它继承下来的大庄园制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结构。（本土出生的）克里奥尔白人地主寡头握有土地，也掌握政治权力；混血阶层处于中下层，承担城市的零散劳动；黑人和印第安人则成为供给劳动力的底层。族群分界与阶级分界叠加在一起，构成一个既稳定又封闭的社会秩序。

20世纪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曾经猜想过，在独立战争之际，玻利瓦尔等独立英雄是否曾经有机会借着强大的威望，进行土地改革，打破大庄园制，从而给日后的工业革命打下基础呢？很快我就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不仅是因为前面说的各种比较优势的原因，更是因为庄园制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耦合的。如果发动土地改革，便有可能连锁演化为底层黑人、印第安人对克里奥尔白人的反抗，玻利瓦尔等革命领袖就是克里奥尔白人出身，不大可能会去冒这个险。

更何况，即便玻利瓦尔真地大义凛然去做了土地改革，但拉美“土地过于丰腴”这个要素特征不会改变，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还是在农矿产品出口上。只不过这种出口会是小农合作社的模式，而不是大庄园寡头的模式。除非有国家的强力介入，否则纯粹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拉美还是会作为原料供应者存在。历史也确实如此，拉美早期的工业化冲动往往昙花一现，很快被国际市场的资源出口逻辑压了回去。

这是一个极具内在稳定性的系统。精英阶层没有动力推动工业转型，国家缺乏财政能力强行推进，底层也没有政治力量去打破它；甚至即便打破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既定的。拉美的“土地的诅咒”，并不来自某一个阴谋或恶人，而是来自要素禀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度耦合。

3.

庇隆主义：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

进入二十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业相对于农业的巨大优势完全释放了出来，曾经非常繁荣的拉美经济开始后劲不足。再加上一战后欧洲各国竞相保护贸易，让拉美的出口经济陷入困境；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又让拉美经济陷入糟糕的依附状态。

拉美人开始思考新的出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庇隆在阿根廷上台了。他想要依靠国家力量打破“资源-出口-依附”的经济结构，建立本国的工业体系，让国家摆脱徘徊在世界产业链下游的处境。

庇隆，1946-1955、1973-1974期间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

国家要主导推动经济，就需要强大的财政基础。

在庇隆上台前，阿根廷主要的财政来源是农牧产品的出口税，国家不参与生产，而是从出口繁荣中抽取税收。庇隆搞起某种意义上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垄断农牧产品出口，政府以低价从国内收购农牧产品，再以高价出口，由此获得的价格剪刀差直接收入国库。国家不再是仅仅从出口繁荣中被动分利，而是通过国营贸易直接盈利了。

财政上富裕了，庇隆用这些资金去补贴国内的工业发展，并筑起关税壁垒，扶持本国的汽车、钢铁、纺织等产业的发展，追求“进口替代”政策。同时，庇隆又大幅增加对工人阶层的转移支付，建立起各种福利体系，组建工会，以此来绕开地主寡头，打造新的执政基础。

听上去一切都很丝滑，但庇隆的政策有着一系列先天不足。

首先，阿根廷并不是个有强政府传统的国家，庇隆政府比以前的阿根廷政府要更强势，但这仅是就拉美标准而言，与东亚国家的强政府传统相比，它仍然是个弱政府。所以它低价收购农产品，并不能把价格压到太低，高价出口，实际上价格又受制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这就意味着其“价格剪刀差”的财政基础并不稳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价格周期的顺风车。

庇隆刚上台时（1946），正是二战后的重建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上行，庇隆手头宽裕；进入50年代，战后初期的物资紧缺状态逐渐过去，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庇隆的财用就捉襟见肘了。

另一方面，庇隆要打造新的执政基础，就要用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来拉拢工人群体。财政上行期，这个玩法顺风顺水，财政下行期就难以为续了。靠财政好处得来的群众基础，也会因财政好处结束而散去。庇隆当然懂得这一点，为了继续能给出好处，只好增发货币来解决问题，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进一步伤害了他想要拉拢的群体；到后来，工人通过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庇隆为免工业企业成本过高，无法再满足工人群体的愿望，其统治基础也就被掏空了。1955年庇隆在政变中下台。

1950年代，庇隆主义的反对群体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还有个更致命的问题是，庇隆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政策，采取这种政策的后发国家没有一个能成功的，能够成功的都是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

原因很简单，“进口替代”要靠高关税保护来支持本土工业，外国产品进不来，但本国产品也出不去，因其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力。除非你有个超级大的本土市场，否则你的工业企业一定是非常低效率没有存活力的；但拉美国家人口规模有限，本土市场不大，所以这些企业也就搞不成。

“出口导向”则是靠政府的高补贴，支持本国产品卖到全世界去，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淘汰出来的企业，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这种搞法的后发国家才有机会成功。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部分后发国家都是走的“进口替代”路线呢？因为“出口导向”依赖于持续输血的高补贴，对政府的财政能力要求非常高，而后发国家要想有如此的财政能力，必须以强政府为前提，才能不顾虑社会的反对，进行高强度的财政汲取；但后发国家通常都是弱政府，它们也就只能走对财政要求很低的“进口替代”了。

东亚国家有强政府传统，于是“出口导向”走通了，拉美土地上的庇隆，“进口替代”失败了。当然，“出口导向”的强政府会带来一系列资源错配，导致经济上的很多其他低效率问题，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简单比较一下，

东亚路径是：强国家→土地改革→财政集权/农业剩余转移→出口导向的高补贴与行政协调→国际竞争中学习与升级。

庇隆主义的路径是：大庄园社会结构→排斥强国家→税基单薄、财政依赖原料出口→无力承担工业出口导向的高成本→被迫选择进口替代→低效率与危机累积→庇隆主义失败。

更要命的是，庇隆主义启动了工业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但随着“进口替代”的失败，工厂破产，可是进入城市的人不愿回到乡下，城里又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些人就成为民粹主义政客的天然票仓，各种势力都会努力在这里攫取政治机会，阿根廷的政治也就败坏掉了。

18-21世纪初，主要地区的人均GDP比较（美国=1）

刚说的都是庇隆主义在阿根廷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具有共性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拉美国家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本土工业化的努力失败，然后进入一种民粹政客与军政府交替掌政的败坏状态。

4.

百年孤独的隐喻

《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小镇，多次迎来“改变命运的时刻”，铁路抵达、公司进驻、革命者路过。可小镇始终回到原样，因为真正决定它走向的，是那片土地和它塑造的社会肌理，而不是一时的口号或人物。

拉美亦如是：从独立革命到庇隆主义，再到米莱，名字在变，却还是几经周折回到原地。庇隆主义是一次逆水行舟，但被这片土地上“弱国家-弱财政-政策受限”的闭环拖回原点；米莱则选择顺水而下，把国家重新交还给比较优势；但未来很可能还会继续再摆动回去。

左与右，不过是同一根钟摆的两端；不变的，是钟摆悬挂的那根梁——土地的诅咒与其派生的社会结构。

这，或许就是拉美的“百年孤独”。

相关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