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美国并不“美”，生活甬道中那根“血淋淋”的“斩杀线”

斩杀线，这个词连续登上了近期的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

“斩杀线”一词源自网络游戏，核心逻辑是：当角色血量低于某个临界值，受到的伤害会成倍增加，甚至直接被秒杀。这一设定在主流游戏中随处可见，比如《魔兽世界》经典副本“纳克萨玛斯”中的最终BOSS克尔苏加德，当血量降至10%以下时，会激活“冰封陵墓”技能，不仅自身伤害翻倍，还会强制困住一半玩家，此时哪怕是装备精良的团队，也可能瞬间团灭；再比如《英雄联盟》中的“终结”机制，连续击杀的英雄会叠加赏金，一旦被敌方击杀，对方能获得巨额金币，而自身则会因“斩杀线触发”陷入经济崩盘的恶性循环。这些游戏设定的本质，是通过放大临界状态的风险，制造紧张感与不确定性。

而这，恰恰也是现实社会斩杀线机制的核心逻辑，斩杀线是虚拟宇宙致今天真实世界最残酷的濒死血量刻度。

当我们谈论社会风险的传导逻辑时，一个颠覆认知的命题正在浮现。斩杀线机制的真正杀伤力，从不在底层，而在中产阶级中。这也是为何过去多年“比烂大赛”中，各路公知始终未曾留意，或者说故意忽略这块隐秘的风险地带。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诸多斩杀线机制的源头，并非直白的恶意，反而是包裹着“善意”与“好心”的包装，它们以“正确”为外衣，悄悄织就了一张针对中产的收割网络。

其实我们的古人早有类似的生活洞察，一句“麻绳专挑细处断”道尽了底层的脆弱。贫穷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本就薄弱，一场小病、一次意外，都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像农村老人因一场感冒引发并发症，无力承担住院费用只能在家硬扛，最终拖垮身体；或是农民工因工地事故失去劳动能力，瞬间断了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如果斩杀线机制仅停留在“收割底层”的层面，或许不足以让大众感到震惊，因为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早已被现实反复验证。

但美国这套斩杀线机制的奇特之处，恰恰在于它精准瞄准了看似“稳固”的中产群体，这个群体手握体面工作、拥有稳定收入，却在一套“善意”的规则下，成了最脆弱的“玻璃人”。

试想一下，一个穷人因疾病、失业陷入破产，大家虽会同情，但多少能理解这种现实逻辑；可如果是一个前一天还拿着六位数年薪、计划带家人去夏威夷度假、刚贷款买了学区房的中产，第二天就因公司裁员突然失业，紧接着触发房租断供、信用破产、求职无门的连锁反应，短短一个多月就从精装公寓搬进桥洞，这种从“体面”到“赤贫”的断崖式坠落，才是最让大众瞠目结舌的地方。而最能直观体现这一点的，便是美国的“失业斩杀线”。它不是单一的风险点，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死亡循环”，这一循环在东西海岸与中部地区同样残酷。

在中国，失业固然是沉重的打击，但绝不会直接等同于“致命一击”。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北京某互联网公司裁员后，28岁的产品经理小李选择Gap三个月，一边靠兼职做产品咨询维持生计，一边备考MBA提升自己，期间还能靠父母的支持偶尔和朋友小聚；上海的张女士为了陪伴孩子成长，从外企裸辞后全职备考教师资格证，两年间靠丈夫的收入和之前的积蓄安稳生活，最终成功入职公立学校。

甚至在二三线城市，不少年轻人失业后会选择回到家乡，靠家里的房子和父母的帮衬过渡，等找到合适的工作再重返大城市。这些场景之所以能存在，核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给了失业者足够的缓冲空间，家庭支持、灵活就业机会、宽松的求职环境，共同构成了抵御失业风险的“安全网”。

但美国的失业逻辑，完全是另一套运行规则。失业就意味着收入彻底中断，而收入中断的第一重后果，就是无法按时支付房租与各类债务。

美联储2025年二季度数据显示，美国家庭总债务已攀升至18.39万亿美元，其中信用卡余额达1.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87%，汽车贷款余额1.66万亿美元，学生贷款余额1.64万亿美元，这些债务像枷锁一样牢牢捆住中产群体。在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房租占中产收入30%-50%是常态，而中部地区虽稍低，但也普遍达到25%-40%，比如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套两居室公寓，月租约1800美元，当地普通制造业中产月薪约6000美元，房租占比恰好30%。一旦断供，房东通常会在1-2个月内启动驱逐程序，而且美国的驱逐记录会记入个人信用报告，伴随终身。更关键的是，失去固定居住地址，会直接成为找新工作的“死穴”。

2023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2%的企业在招聘时，会将“固定居住地址”作为基础审核条件，没有固定地址的求职者，连简历筛选环节都无法通过；更有23%的企业明确表示，即使求职者能力达标，只要没有固定居住地址，也会直接拒绝录用——理由是“无法确认身份真实性，存在用工风险”。

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失业→交不起房租/还不上债务→被驱逐→失去固定地址→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靠零工维持基本生存→永远无法重新稳定就业。这种循环并非东西海岸独有，在中部地区同样普遍。

2025年12月《托莱多 Blade》报道了俄亥俄州中部制造业中产马克的案例：41岁的马克在当地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工作15年，月薪7500美元，2025年工厂裁员时被辞退。他每月要承担1800美元房贷、800美元汽车贷款、600美元信用卡分期和1200美元家庭医保，这些刚性支出占月收入的61%。失业后仅两个月，他就因无法偿还房贷被银行启动房屋止赎程序，房子被低价拍卖；失去固定地址后，他投出的50多份制造业相关简历均无回应，因为雇主查询到他的信用评分从720分暴跌至530分（不良信用）。为了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他只能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时薪12美元，扣除税费后仅够勉强糊口，之前积累的1.2万美元存款在支付三个月生活费后彻底耗尽，最终不得不搬到岳母家的地下室暂住。

而在硅谷，同样名叫马克的35岁白领在科技公司裁员潮中失业后，因无法支付每月2800美元的房租被驱逐，只能住在车里，原本拥有10年IT行业经验的他，因简历无法填写固定地址求职无门，最终靠捡瓶子度日，从光鲜白领到流浪汉仅用了45天。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的数据显示，当年新增的无家可归者中，63%是原本拥有稳定工作的中产群体，其中38%的人失业后不到两个月就陷入流浪状态，这一比例在中部地区甚至达到42%，因为中部就业机会更单一，一旦核心产业裁员，再就业难度更大。

更令人揪心的是中部公立学校教师的案例：42岁的凯莉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一名小学教师，拥有15年教龄，月薪6800美元（低于全国教师平均薪资），原本过着安稳的生活。威斯康星州2023年公立学校生均支出仅14882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且近二十年通胀调整后仅增长2.4%，远低于全国21.1%的增幅，这导致当地教师薪资增长停滞，凯莉近五年薪资仅涨了3%。

2025年，当地政府因财政紧张进一步缩减教育预算，凯莉所在的学校被迫裁员，她不幸上榜。失业后，凯莉首先面临的是每月1900美元的房贷（三年前贷款买了一套郊区的房子），由于无法按时还款，银行在三个月后启动了止赎程序，她的房子被拍卖。失去房子后，她只能带着10岁的女儿住在朋友家的地下室，而没有固定地址的她，在求职时屡屡碰壁。更雪上加霜的是，女儿突然患上急性阑尾炎，没有医疗保险的她无法承担私立医院3万美元的手术费，只能带女儿去公立医院排队，结果等了整整3天，女儿的病情持续恶化，最终不得不向亲友借高利贷支付手术费。短短半年时间，凯莉从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师，变成了背负巨额债务、居无定所的落魄者。

这就是美国失业斩杀线的“血淋淋”之处：它不仅收割你的收入，还会连带摧毁你的家庭、健康和尊严，且这种残酷在教育投入不足的中部地区，对中产的冲击更猛烈。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美国找工作一定要看固定居住地址？难道只是不同国家的生活习惯差异吗？答案远没这么简单。本质上，世界上所有商业公司的招聘逻辑都是一致的：希望招聘者身份真实、信息可信，降低用工风险。毕竟，企业招聘、培训员工需要投入成本，没人愿意招一个身份不明、随时可能离职的人。就像中国企业招聘时会要求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一样，核心都是为了确认身份。但两者的差异在于，中国有一套高效的信用背书体系，而美国没有。

常年以来，总有一些人诟病中国的身份证与户籍制度，认为这是“限制自由”“管得太宽”，反而羡慕美国“无拘无束”的状态。

但他们从未想过：任何制度都有代价，自由的背后，可能是更隐蔽、更昂贵的成本。商业公司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的核心属性就是“厌恶风险”，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刚性需求。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哪怕是封建时代，这个逻辑都从未改变。古代的酒店老板不会招聘来历不明的人做小二，因为怕他偷东西；将军不会招募陌生人参军，因为怕他临阵倒戈；现代企业不招没有固定地址的人，本质上也是出于同样的风险考量。只是不同社会，给出的解决方案天差地别。

我们的身份证制度，本质上是国家为个体提供的“信用背书”：身份证上的姓名、身份证号、户籍地址等信息唯一、确定，能快速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合法性。对企业来说，查看身份证就能完成基础的身份核验，无需额外花费成本；对个人来说，填写身份证信息就能快速通过审核，哪怕没有固定居住地址，也能凭借身份证找到工作。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哪怕租住在城中村的合租房，只要有身份证，就能顺利入职。即便存在身份证被盗用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法律条款进行规制，不会动摇整个机制的根基。

而美国没有这样的全国统一信用背书机制，就只能通过“固定居住地址”这种方式来替代。但这种替代方案的成本，要比身份证制度高得多。没有任何机构为居住地址的真实性背书，企业为了对冲风险，就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不仅要有固定地址，还要看地址所在的社区等级。

2021年美国求职平台Glassdoor的调查显示，若求职者填写的地址位于贫民窟或低收入社区（如纽约的布朗克斯区、芝加哥的南区），简历通过率会降低65%；而若地址位于中高端社区，通过率会提升40%。更离谱的是，有企业甚至会通过地址查询求职者的房产信息，若发现是租房而非买房，会直接降低录用优先级。

这就是隐性的成本，为了建立信任，中产必须承担“维持体面居住地址”的高昂开销，而这本身，就是一道针对中产的“斩杀线门槛”，在就业机会更少的中部地区，这道门槛对中产的筛选更致命。

这也印证了那句真理：所有事情都有代价。如果不让代价通过简单、高效的方式实现，它就会绕一个大圈子，以更隐蔽、更残酷的方式出现。当你找不到谁在为某件事支付代价时，很可能，你自己就是那个代价。美国的斩杀线机制，远不止“失业”这一种。“快乐教育”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以“解放孩子天性”为噱头，悄悄切断了中产孩子向上流动的通道，且这种切断在中部地区因公立教育投入不足而更彻底。

“快乐教育”听起来无比美好，让孩子摆脱应试的压力，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可常识告诉我们：知识不会自己钻进脑袋，任何学习都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是经历一定的痛苦。应试教育虽然让学生“吃苦”，但本质上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筛选机制：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学生都能通过考试成绩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就像中国的农村孩子，哪怕家境贫寒，只要足够努力，就能通过高考考上重点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城市里的中产家庭，也能凭借孩子的成绩，让其进入更好的学校，维持阶层地位。

而美国推行的快乐教育，却悄悄设置了一道针对中产的斩杀线。在快乐教育体系下，公立学校下午两点就放学，几乎没有课后作业，也不组织统一考试，老师的核心任务是“陪伴孩子玩耍”而非“传授知识”。这个制度最受益的是富裕阶层：他们有足够的财力，为孩子请私教、报兴趣班，让孩子在课外完成知识积累。

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女儿，就读于私立学校，除了常规课程，还要学习钢琴、芭蕾、西班牙语，周末还要参加辩论营和科学实验课，每年的教育支出超过30万美元；而硅谷的科技大佬们，更是会花重金请名校教授一对一辅导孩子，提前为藤校申请铺路。

最受伤的，恰恰是中产群体，尤其是中部地区的中产。底层群体本就缺乏向上流动的资源，快乐教育对他们来说影响不大；但中产原本有能力通过“鸡娃”让孩子维持阶层，可快乐教育剥夺了他们的“公平竞争权”。如果不花大价钱报课外班，孩子就会在未来的升学、就业竞争中掉队，而中部地区公立教育投入不足，更让中产不得不依赖课外教育。2025年12月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美国中产家庭课外教育支出近十年飙升130%，中部地区虽低于东西海岸，但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更高，达32%（东西海岸为28%）。

具体到支出明细，中部地区的STEM夏令营每学期收费5000-10000美元，私人音乐私教每小时150-175美元，外语沉浸式夏令营六周费用达8000-12000美元，还需额外支付2000美元以上的交通费和500美元的国际保险费。

威斯康星州的中产妈妈萨拉曾接受采访时坦言，她和丈夫的年收入共9.5万美元（低于东西海岸中产平均收入），但每年要花3.1万美元给两个孩子报数学私教、编程班和体育训练营，占家庭收入的32.6%。为了支付教育成本，他们不得不放弃高端医疗保险（每年节省12000美元），只买基础保险（每年6000美元），同时暂停401k养老金账户的缴纳，甚至推迟了换房计划。更残酷的是，即便如此，她的孩子在升学时，依然竞争不过那些请得起名校教授辅导的富裕家庭孩子。“快乐教育”的本质，是用“教育公平”的口号，将中产孩子的上升通道锁死，而这种锁死在中部地区因教育资源更匮乏而更彻底。

事实上的所谓“快乐教育”，已经在民众原有财富的基础上开始了人口筛选。早年印度电影《流浪者》有句著名的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残酷如斯！

“免费医疗”的逻辑，同样如此。免费医疗听起来是福利的天花板，是“人人都能享受医疗保障”的善意体现，可医疗资源紧缺是客观现实，“免费”的背后，是更残酷的资源分配不公。美国推行的免费医疗体系，主要依靠公立医院和政府补贴，但由于资金有限、医护人员不足，公立医院彻底陷入“过载”状态：2022年美国CDC的数据显示，公立急诊室平均等待时间长达4.5小时，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这个时间甚至能达到6-8小时；看一场普通感冒要排队3-5天，预约专科医生则需要等待1-3个月。更可怕的是，有患者因等待时间过长，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这个在今天，无数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因为医疗机制的问题，都是趁着回国的机会看病和配药。说句大实话，不管嘴里怎么说，在这方面，他们依旧深切的感到，还是社会主义祖国好。

在这种情况下，高效、优质的私立医院成为了“救命稻草”，但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一次普通的阑尾炎手术，私立医院的费用高达3万美元，是公立医院的5倍；一次心肌梗死的抢救费用，更是超过10万美元。天价医疗费用，又催生了保险的“刚性需求”。

在美国，一个普通中产家庭每年的医疗保险支出，就高达8000-12000美元，占家庭年收入的20%以上。更坑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存在大量“免赔额”和“不保项目”，比如牙科、眼科、慢性病药物等，往往不在保险覆盖范围内，一旦生病，中产依然要承担巨额的自费费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中产一旦失业，很快就会交不起房租：保险、车贷、房贷等刚性支出早已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现金流，再叠加信用卡、学生贷等债务压力，2025年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达107%，中产家庭更是高达121%，失业后没有收入，瞬间就会陷入财务崩溃。

很多人会把这一切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残酷性”，认为是“老美太坏”。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处的“正牌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是直白的、赤裸裸的。工厂主通过压低工资、延长工时直接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至少知道自己是被谁剥削的。而现在的斩杀线机制，却是用“善意”的口号包装起来的，它没有明确的“剥削者”，却让中产在不知不觉中被收割。

“免费医疗一定是好的”“快乐教育一定是棒的”“身份证管太多就是不自由”，这些口号听起来无比正确，正确到让你无法反驳，仿佛反对这些口号的人，就是没有良心的人。可正是这些“正确”的口号，拖垮了公立医疗、公立教育等基础设施，最后倒逼所有人不得不购买更昂贵的私立产品，而买单的，正是中产群体。就像美国的公立学校因快乐教育沦为“玩耍场所”，中产不得不花大价钱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公立医院因过载无法提供有效治疗，中产不得不买高价保险去私立医院——这本质上是用“善意”的规则，强制中产为“公共服务的缺失”买单。

最令人惊叹的“操作”，来自美国的大麻行业。几年前，大麻行业的资本方高调发起“反对香烟二手烟”的运动，打着“保护公众健康”的旗号，推动多地出台限制香烟的政策，比如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对香烟征收高额烟草税，让香烟的价格翻了三倍。

谁都知道，香烟是低成本消费品，利润空间有限；而大麻的利润，是香烟的10倍以上。在限制香烟的同时，他们又顺势推动“隐私权保护条例”，宣称“成年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娱乐方式”，为大麻的销售、使用铺路。更阴险的是，他们还资助了大量“公益组织”，宣传“大麻比香烟更健康”“适度吸食大麻有益放松”，甚至推动大麻合法化写入地方法案。这套组合拳下来，美国多个州实现了大麻合法化，大麻行业的资本方赚得盆满钵满，而买单的依然是中产。大麻的价格并不便宜，每克高达50-100美元，很多中产因压力过大开始吸食大麻，陷入“吸食-成瘾-花钱-更焦虑”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财务和精神危机。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众无法反对这套机制：它没有明确的“恶人”，没有谁会站出来大喊“我们要给医疗、教育加价”。它只是用一个又一个“正确”的口号，慢慢侵蚀社会规则，等人们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积重难返。就像温水煮青蛙，青蛙在逐渐升温的水中感受不到危险，直到被煮熟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美国中产就是这只“温水里的青蛙”，在一套“善意”的规则下，慢慢被收割殆尽，无论身处东西海岸还是中部内陆，都无法逃脱。

某种意义上，斩杀线机制就是一种“体面税”：你想过体面的生活，想维持中产的身份，就必须为这些“正确”的事情买单。你需要有固定居所（哪怕背上巨额房贷，2025年美国家庭房贷余额已达12.94万亿美元），需要有汽车（美国很多地区没有汽车就无法通勤，而买车、养车每年要花2-3万美元，汽车贷款余额达1.66万亿美元），需要穿整齐的衣服、用体面的物品（否则会被职场歧视），需要缴纳高额的医疗保险，甚至需要认可动保、素食等“政治正确”的理念（否则会被贴上“异类”的标签，影响社交和工作）。

中产群体的收入看似不低，但大部分支出都是被“锁定”的刚性支出。就像美国的中产家庭，月薪1万美元，扣除房贷3000美元、保险1000美元、车贷800美元、教育支出3000美元、税费2000美元后，能自由支配的收入不足1000美元。加上信用卡分期、学生贷等债务还款，2025年数据显示，62%的美国中产家庭每月“月光”，37%的中产拿不出400美元应急金，只要遇到一点风险，比如失业、生病、甚至只是一次意外的交通罚款（美国的交通罚款动辄几百美元），就可能触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财务体系崩塌。而中产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往往会不断增加刚性支出——比如为了“更体面”换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送孩子去更贵的培训班，进一步放大风险，更容易引爆这个“雷区”。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红脖子”（多集中在中部地区）会对建制精英的一切口号都充满愤怒。他们不是“无知”，而是亲眼见证了太多“善意”的政策，最终变成了收割自己的工具。比如他们支持的“免费医疗”政策，最后却让自己交不起保险；他们认同的“快乐教育”，最后却让自己的孩子无法升学；他们反对的“高税收”，最后却发现税收都用来补贴了精英阶层的福利。当所有政策的代价最后都由他们承担时，他们本能地学会了对一切“正确”的口号说不。但主流媒体不会告诉大众这些真相，只会给他们贴上“愤怒”“无知”“民粹”的标签，将他们的反抗污名化。

你也能理解，为什么《破产姐妹》《无耻之徒》等美剧里，斩杀线的主要受害者都是白人中产，而理论上更贫穷的黑人，反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抵抗力”。核心原因在于：底层黑人早已习惯了“摆烂”，甚至形成了自己的社区文化，反而绕开了这套“体面税”。招聘需要固定地址？他们的工作本就是打黑工、做零工（比如在街头卖小吃、帮人搬运），根本不需要填写正式简历；需要缴纳医疗保险？他们大多没有稳定收入，根本交不起，也不会去公立医院排队，反而会通过社区互助解决小病小痛（比如社区里的老人会用偏方治疗常见疾病）；需要支付账单？他们很多时候会选择“零元购”，没有消费自然就没有账单。底层黑人的贫穷，已经到了让斩杀线机制无法“收割”的程度。毕竟，你无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身上榨取利益。

更有意思的是NBA球星的破产案例。很多人会刻板地认为，NBA球星破产，是因为他们花钱大手大脚，或者是被“黑人兄弟”借钱不还。但实际上，美国《体育画报》2022年的调查显示：NBA球星中，破产率最高的群体，是那些“听信专业人做专业事”，把钱交给投资经理打理的人。这个群体的破产率高达68%，远超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球星。

这些球星在打球时，收入不菲，属于典型的“高收入中产”（甚至准富裕阶层）。他们大多出身底层，对金融投资一窍不通，于是选择相信“专业”的投资经理，把大部分收入交给对方打理，以为能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可这些投资经理，往往会推荐一些看似“稳健”却暗藏陷阱的金融产品，比如高杠杆的房地产基金、复杂的衍生品合约、没有实际资产支撑的虚拟货币项目。一旦市场波动，这些产品就会快速亏损，触发“财富斩杀线”。

2021年，前NBA球员安托万·沃克就公开表示，自己当年就是因为听信投资经理的建议，投资了高杠杆的房地产项目，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亏损1.1亿美元，从亿万富翁变成破产户；而2023年，刚退役不久的NBA球员约翰·沃尔，因投资经理推荐的加密货币项目崩盘，亏损超过4000万美元，不得不重新寻找打球机会维持生计。这些球星的经历，本质上是中产“体面税”的放大版。他们为了维持“富裕阶层”的体面，盲目相信“专业建议”，最终被金融资本的斩杀线机制收割。

说到底，斩杀线机制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的无情，而在于它的隐蔽性，那根你行走在生活甬道中看不见的“细细的钢丝”。它用“善意”的口号掩盖收割的本质，用“体面”的标准筛选收割的目标，让中产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主动钻进被收割的牢笼。中产群体看似拥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生活，却早已被各种刚性支出和债务（2025年达18.39万亿美元的家庭总债务）捆住了手脚，成为了最脆弱的群体。他们就像游戏中血量刚低于斩杀线的角色，看似还有反抗能力，实则只要再受到一点冲击，就会瞬间崩盘。这种脆弱性不分地域，无论是繁华的东西海岸，还是沉寂的中部内陆，中产都是斩杀线机制的核心收割对象。

当我们羡慕别人的“自由”“福利”时，不妨先想一想：这份“美好”的背后，谁在支付代价？而你，会不会就是那个代价？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只见他人高楼起，不见他人高楼塌，一味追求体面生活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