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背景

品行障碍（CD）是儿童和青少年中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全球社区中的患病率估计为2-4%。循证心理门诊治疗在约三分之二的病例中显著改善。然而，不同国家之间CD诊断率和循证干预实施的差异似乎相当大。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四个西方国家（丹麦、德国、挪威和美国）的医疗系统中儿童和青少年CD的行政流行率和治疗模式。

方法

使用医疗数据进行横断面观察性研究，以识别2018年内被诊断为CD（根据ICD-10编码）的儿童和青少年（年龄在0-19岁之间）。在每个国家的研究人群中，计算CD的流行率、精神共病、精神药物治疗和精神住院情况。

结果

诊断出的CD的流行率在国家之间相差31倍：丹麦为0.1%，挪威为0.3%，美国为1.1%，德国为3.1%，男性/女性比例为2.0-2.5:1。精神共病的率为69.7%至86.1%，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最为常见。有CD诊断的青少年中，4.0%（德国）至12.2%（美国）被开具了抗精神病药物，1.2%（挪威）至12.5%（德国）接受过精神科住院治疗。

结论

被诊断为CD的青少年的识别和特征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在一些国家，被诊断为CD的行政流行率明显低于全球平均估计流行率。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CD流行率、心理健康护理的转诊阈值、诊断传统以及CD识别、服务组织和CD治疗提供在国际上的差异。一些国家中抗精神病药物处方和住院率的较高值得瞩目，因为这些治疗方式缺乏证据支持。这些发现强调了在CD中优先考虑基于证据的治疗选项的必要性。未来的研究应集中在CD识别和管理的国际差异的可能原因上。并解决患者层面结果的可能差异。

在ICD-10/-11中，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CD）是一个涵盖两种情况的术语：通常较轻且出现在年幼儿童中的对立违抗障碍（ODD），以及涉及更严重违反社会规范、更常见于后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品行障碍。

典型的对立违抗行为包括发脾气、容易生气、愤怒和怨恨、拒绝遵守要求、责怪他人错误等。

典型的CD症状包括打架、携带武器、身体虐待、强迫他人进行性活动、纵火等。[1]尽管它们有非常相似的前因和生活轨迹，但在DSM-IV/-5中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障碍。在本文中，CD一词将用来指代这两种情况。

儿童和青少年中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是品行障碍（CD），全球社区中的估计流行率为2-4%。存在较高的共病精神疾病，特别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受影响的儿童及其家庭经历了相当大的痛苦，通常伴随着社交和教育障碍（例如，辍学，社交排斥）。未经治疗，特别是早发型CD往往也会影响青少年生活，约50%的患者会参与药物滥用和行为犯罪。儿童CD进一步预测了成年时期的无家可归、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差和过量死亡。

临床和心理社会长期不良预后的潜在性突显了CD的影响，以及早期检测和干预的重要性。CD还具有经济影响：儿童层面的研究表明，到28岁时，一组有CD的儿童的费用是没有任何行为问题的儿童的9倍（70,019英镑 vs. 7,423英镑），其中大多数费用归因于犯罪活动。两个欧洲研究表明，有CD诊断或行为问题严重程度高的儿童的服务使用费用是无CD诊断或行为问题严重程度低的儿童的4倍。

大多数指南建议对有品行障碍 (CD) 的年轻儿童采用心理社会干预或家长训练作为一线治疗方法[21, 22]. 对于年长儿童或青少年，推荐采用多成分和多模式的治疗方案，并且具有成本效益。 大多数 CD 患例可以在门诊环境中管理, 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住院治疗在短期或长期上的有效性。

目前没有任何一种精神药物在任何国家获得批准用于治疗品行障碍（CD）。只有在其他治疗选择都已用尽时，才建议对具有极高冲动性青少年的品行障碍进行抗精神病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中儿童和青少年品行障碍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一直在增加，在某些国家的治疗率高达20%。 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注的问题，因为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谢不良事件（如体重增加、2型糖尿病)以及在品行障碍治疗中的证据基础有限。

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对患有CD的青少年进行跨国比较，可以提供有关CD识别和管理国际差异的重要信息，并有可能识别出基于证据和非基于证据的治疗选择的使用情况。因此，本研究旨在基于行政数据比较四个西方国家（即丹麦、德国、挪威和美国）儿童CD的流行率和治疗模式。

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德国、挪威、丹麦和美国诊断出CD的青少年患病率比例差异很大。在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诊断出CD的流行率明显低于全球荟萃分析中报告的流行率估计。这些发现可能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青少年中CD存在的国家间差异，可能这些国家的CD发生率较低。然而，这些发现也可能反映各国家对这些患者的识别和管理的差异。

我们的研究结果突显了西方国家对CD识别和管理的异质性，这可能与可用治疗选择的差异有关，特别是父母训练。此外，在一些国家，治疗选择与当前证据不一致。这一发现强调了在CD中优先考虑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案的必要性。

未来的研究应集中于可能造成CD在不同国家识别和管理上差异的原因（包括临床指南的作用），同时也应解决患者层面结果的可能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