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第2条简讯：英国老牌报纸《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英国必须宣布独立于美国，否则将灭亡”的社论文章。

内容全文翻译如下：

在所有解释特朗普为何试图买下格陵兰的说法中，表面看来最有趣的一种是声称这位总统患有痴呆症。既然如此，何不假装把岛给他？带他去个看起来像格陵兰的地方，搞场阅兵仪式，告诉他这就是了。这样一来，老年痴呆幻想症不就得逞了。

但问题远比这严重。特朗普并不疯，他只是在做美国一贯做的事——只不过这次做得格外粗糙直白。这周我偶然读到加拿大哲学家乔治·格兰特1965年出版的《为故国悲叹》时，这点就更加清晰了。

约翰·迪芬贝克

格兰特的书写于加拿大历史的转折点，1957年，加拿大选举出了一位名为约翰·迪芬贝克的保守党总理，此人颇似奈杰尔·法拉奇，甚至与特朗普亦有共通之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极度反左。但当美国要求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时，令我惊讶的是，迪芬贝克竟然拒绝了。

他坚信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北约在理论上是一个平等国家间的联盟——同时也必须这样做，因为一旦加拿大成为导弹基地，任何独立外交政策的伪装都将不复存在。

商界与文化精英阶层转而反对迪芬贝克，最终民众将他赶下了台。当时美国正沐浴在杰克·肯尼迪的光环之下，被世人仰慕为现代性的化身：民族主义显得过时而怪异。格兰特指出，加拿大以"核投降"这种方式展示了经济与文化同化进程的最终阶段。一个如此深度融入美国模式的社会，不仅缺乏自主独立的资源，更致命的是——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想象力。

今日欧洲亦复如是——美国企业在此占据主导、赚取利润，却规避大量税收。例如爱尔兰虽正当地谴责了特朗普对反对其强购格陵兰的国家发动关税战，但这个国家本身却是以主权为代价屈从于全球主义的典范。它拥抱自由市场（超低企业税）和自由流动（大规模移民），结果都柏林外表仍具爱尔兰风情——依然美丽——实则房价高不可攀，且陷入激烈的身份认同危机。

这些被其精英阶层辩解为现代国家建设必需之经济政策（"我们需要资金，我们需要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兰民族党也提出，若苏格兰独立将采取类似举措。正如格兰特在1965年所指出的：现代民族国家唯有向全球资本主义张开双臂才能发展，但全球资本主义"意味着那些赋予民族主义实质的本土差异正在消失"。

简而言之，美国资本让我们变得富裕，却也把我们变成了美国的复制品。我深信许多英国人内心极度不快乐，甚至出现心理问题，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自我认同感了。

这一点从我们粗劣的言谈方式和泛滥的情感表达中可见一斑，但最显著的是体现在那些脱离本土历史、进口而来的政治形态上。身份政治是美国制造的产物：当联邦特工在明尼苏达州枪杀抗议者（我认为是谋杀）时，英国的工党市长们竟觉得必须写信声援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民主党市长。这又是为何？

另一方面，詹姆斯·克莱弗利声称自己的偶像是罗纳德·里根，保守党人用"里根式美国梦"来兜售美好生活，而詹里克那份声名狼藉的备忘录（为他转投改革党铺路）竟自称"镇上新上任的警长"——撰稿人甚至连"favourite"都拼成了美式拼写（注：原备忘录使用美式拼写favorite）。

罗布（詹里克）所投奔的政党已将自己逼入绝境，他们曾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与特朗普修好，如今却被迫装作保持距离。就连脱欧议题也遭到"殖民化"——在右翼思想家看来，脱离欧盟后的唯一出路就是与美国达成协议，这种逻辑甚至被基尔·斯塔默反复咀嚼，他正为人工智能的未来谋求监管合规性（注：实指迎合美国标准）。

人们难免怀疑，尽管工党憎恶埃隆·马斯克，却永远不会阻止他掌控推特（注：现为X平台）。因为特朗普很可能实施制裁。

我们不应像某些难堪的美国人那样将这位总统视为"非典型美国人"，而应看到他是有史以来最"美国"的总统——即自由主义的终极化身。民主党与共和党虽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源于自由主义哲学传统，其根基在于对个人自由的崇尚与私欲的释放。特朗普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而这种理念已侵蚀了我们。

废弃的教堂

这便是为何在英国婚姻与生育不再流行，教堂空空荡荡，而我们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竟是关于叛徒为金钱杀害信徒（他们说这是"玩得漂亮"，仿佛人际关系是竞技体育）。

如果说英国已经崩坏——在这个每年堕胎数达30万例，其中40例仅因胎儿唇腭裂就选择终止妊娠的国家，确实可称崩坏——那正是因为数百万人选择以社会凝聚力为代价，来最大化个人自由与财富。

约翰·迪芬贝克时代的旧加拿大则截然不同，格兰特指出，它融合了英格兰的保守父权传统与法兰西天主教伦理，后者强调"美德必须优先于自由"。但这些都已消散殆尽，格兰特的结论是：这种消散不可避免，因为没有国家能抵御美国的力量或个人主义的诱惑。

自由主义若不能缔造世界政府，终将创造千篇一律的世界。日本人圣诞节吃什么？肯德基。

正因如此，我以忧虑乃至悲观的态度看待这场围绕格陵兰的贸易战。诚然，我们必须反对特朗普。这关乎尊严。

但除非我们欧洲人从心理层面——不仅是军事或经济层面——摆脱美国，否则我们将始终无法真正独立运作，永远只能屈服。它长久主导着我们；直到这个曾吸引投资的帝国开始反噬资本时，我们才初窥端倪——这种现象却非特朗普独有。乔·拜登早通过补贴与税收优惠将就业岗位从欧洲大陆引回美国。

讽刺的是，美国政治中本存在更温和的其他传统——共和党内的自由意志主义，民主党内的社会主义流派——但欧洲人始终以天真或危险为由对其嗤之以鼻，只因它们不会为我们的防务买单。若我们迎来的是罗恩·保罗或伯尼·桑德斯这样的总统，格陵兰根本不会沦为争夺目标。

注：罗恩·保罗和伯尼·桑德斯是美国政坛两位具有标志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自由意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大非主流意识形态，尽管他们的政策主张在许多方面截然相反，但都对美国主流的“帝国主义”或扩张性外交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