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高度再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

李忠杰

202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代发展和世界交融，中国对抗日战争与二战性质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加以审视。

无论抗日战争还是二战，都是一场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所作所为，都是向人类文明的挑战，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抵抗则是正义的、进步的。

近代以来，“侵略非法”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但直到1974年，联合国大会才终于通过决议确认了“侵略”的定义，并列举了构成侵略的七种行为。这是人类社会经历长期的磨难和思考后，超越不同利益和认知达成的共识，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乃至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典型表现。这种共同的认知，就成了一种价值标准，一种道德约束，一种国际法准则。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看问题，可以超越国家间利益、认知和价值取向的差别，以共同标准确定国际关系中的正义非正义、可为不可为。如果将其以国际法的形式固化，违反者不仅要受到国际社会的道德谴责，更会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是文明发展之要求，也是文明规范之约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经验教训。国际社会至少应从中汲取四点：第一，既要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曾饱受国土沦丧、主权被侵害的伤痛，所以一直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的侵犯，也决不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70多年的实践检验，它不仅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

第二，任何国家都不能用侵略手段解决冲突，所有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都要受到抵制和惩处。人类对战争的认识过程，本身也是文明发展的过程。历史上，战争曾被认为是获取利益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强盛和力量的象征。但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让国家的战争权开始受到限制；一战后国联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限制的扩大。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等文件，最终确立了不得进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战争或武装冲突仍不断发生，真正执行非战原则、实现人类和平依然艰难。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应促进这一原则的实现。

第三，任何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共同维护符合人类文明要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以联合国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是吸取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产物。虽然并不完美，但战后以来，随着和平与正义力量的扩展，这一秩序也在逐步改进和发展，总体上对世界是有利的。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各国都必须严格遵守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者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本手段与重要保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和标志。

第四，每一个国家都要尊重多样性，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编织人类文明更美的图景。如何处理文明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大课题。每个国家都应坚持文明多样性的理念，正确对待文明差异和矛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要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完善规则，形成文明互鉴的制度和机制。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一个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曾经多次站在十字路口，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仅100多年来就至少有过4次。前两次的错误分别带来了一战和二战。第三次是二战结束后，对“向何处去”的两种截然不同回答，让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第四次站到十字路口，最终选择了终结冷战的道路。

如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更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铭记用千百万人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把世界的航船引向正确的方向。

正确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止战促和，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今日世界已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正确认识、处理本国与他国的关系，才能真正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才能摒弃冷战思维，让世界免于重演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我们期望，通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和总结，进一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升华。（作者是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