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动摇的霸权：美帝国的扩张史》（2014年8月）（法）戈卢布（Golub，P.S.)

特朗普看起来确实是个特立独行的怪人，但如果把他放进美帝国主义的大背景里，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帝国主义并不会因为所谓民主选举与福利社会而消失。

政治这玩意儿玩的就是刺激与妥协。

帝国主义（Imperialism），亦称“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或最后阶段，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后形成。

“帝国主义”一词从拉丁文imperium（帝国）演化而来。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20世纪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部门中的垄断组织已经广泛存在。工业垄断资本的高度集中迅速发展，形成银行业的垄断，产生了银行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形成国际垄断同盟。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意义更为重要，掀起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20世纪70年代，出现新帝国主义。2010年后，数字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它的高级形态，即数字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是工业发达的国家一种对外的政策，目的在于攫取退化民族所有的国家或领土，独占他们的资产，垄断他们的商业，并独享投资于他们的境内以发展其富源的权利。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强，使以重新分割世界、争夺霸权为目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

正文

研究美国的学者斯蒂芬·惠菲尔德（Stephen Whifield）写道，“帝国本身不知道如何停止，实际上也看不见什么时候该不再拼命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哪怕会以牺牲别人为代价”。他补充说：“我猜想，在美国，与‘帝国本身’有关的特性（比在欧洲）更加明显。”实际上，不像西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对世界的野心已经大部分或全部被两次世界大战和去殖民化消磨掉了，然后又在英国和法国断断续续地以对已经逝去的“伟大”的追忆的形式重新出现，对于美国来说，帝国是一个只要关注就存在着的现实。除了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虽然付出了人的代价推动了美国向工业现代化前进——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欧洲、俄罗斯或日本曾经历过的那种历史灾难。相反，两次世界大战还成了美国从边缘走向世界中心这段上升路径的垫脚石，这样的上升与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天定命运”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不断扩张让人觉得它的能力是无限的，而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经历过什么悲剧，又让人觉得它是受到命运眷顾的。1945年后在后殖民世界的不断失败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身份有所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全抹杀它的历史形象。20世纪末帝国主义者的迫切心态，只不过表明美国的帝国主义想象一直是那么鲜活。

帝国主义的宇宙观

本书指出，美国的扩张主义是长期延续的。这个证据表明，美国领导者在19世纪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参与帝国主义间体系的活动及竞争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美国是很有可能怀有主导世界的愿景的；美国对于世界秩序和国际层级的核心假设也是始终不变的。19世纪末美国帝国主义者将现存的和过去的世界大帝国当作镜子，美国从中看到了自己成为未来的世界核心的“天定命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领导者也把“美式和平”视为帝国主义选择和承继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

19世纪末的帝国建设者明确主张种族优越论，这种论调在今天已经不能出现在政治言论之中了。但是，关于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在国际层级结构中的地位的基本假设却是始终不变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总统当政时略有变化。就像19世纪90年代那些将美国视为“未来世界核心”的“冲劲十足的帝国主义者”一样，1945年后的美国领导者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有责任影响和维持最基本的世界秩序”，它实际上是“宇宙的中心，其他国家都围绕着它运转”。

归根结底，这样的宇宙观来自于西方作为世界主导者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使欧洲人和美国人相信，它们是国际历史的唯一主角。历史上的重要角色和当时许多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有一条根本的假设，认为世界需要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来维持国家秩序。国家间的混乱状态无法做到这一点，反而产生了不稳定和冲突。这个假设被称为“霸权稳定论”，认为将权力集中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手里就会带来秩序，它隐含的逻辑就是多元主义是充满风险的。由于缺少一个中心来制定规则、实施国际管理和推行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往往会逐渐腐败，导致“混乱和一段麻烦不断的时期”，直到新的秩序被确立。其推论就是，霸权的持续存在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因为就像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在1967年写的那样，“一个在全球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会确立一个秩序，来协调）具有共同利益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定利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理论家已经习惯了美国在1945年后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他们似乎无法跳出这个概念框架思考问题。

当代的美国作家假设，“一个没有美国权威的世界将更加暴力和无序”，或者“美国仁慈的霸权统治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利的”。关于这个主题还有一些变体。“仁慈的专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写道，“是最有效的制度”，即使“和平等主体间合作或势力均衡的多元主义一样”，它也会“逐渐消散”。独裁者早晚会疲惫，失去控制，不再仁慈，不再为了“集体利益”而工作。约翰·伊肯伯里说，“处于领导或霸权地位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它已经具有“实际的权力优势”可以选择支配、放弃还是改变国际体系，比如美国在“冷战”后就拥有了这样的选择权。因为处于这种地位的国家很少会自愿放弃它，真正的选择就是支配或“将战后的有利地位变成一种持久的秩序，要求其他国家都在这个秩序范围内表现忠诚”。或者，就像斯蒂芬·沃尔特最近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如何通过鼓励其他“国家将美国的主导地位视为有利于自己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忍受的)”，让它们相信“美国将明智地、为了更广泛的人类福利来使用它的实力”，从而“让世界上的其余国家欢迎美国的权威”，而不是试图超越美国的实力。他相信，美国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工作要做，因为“只要美国的亚洲和波斯湾盟国开始担心美国的作用可能会削弱，就会主动向华盛顿提供新的便利和许可，并愿意做大量工作来确保它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说法导致了美国的骄傲自大，好像美国是被邀请成为世界帝国的，而它就像雅典一样，只不过是“在这个地位被奉上面前时”接受了它而已。

理论和政策

社会理论具有自反性。认知主体不可能“像那些与距他们本身和被观察对象同样距离的那些观察者那样具有客观性”。他在社会时空中站在一个特定的立场上发言，作出判断和解释来“修正他们从前人那里接受的事实”。美国的社会科学学术环境虽然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专注于国际关系和安全，但是这个主题仍然是负责制定政策的精英们关注的重点。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有一致的愿景，为什么对于美国权力和权威的持续性有同样的担忧。知名的学者有时会在政府任职，有时候会在政策制定部门或顾问部门担任高级职位。许多前政府官员也都在涉及国际安全事务的“智库”或大学中的研究中心找到了工作（这种流动甚至比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流动更加明显）。影响是相互的，政策体现了理论，而理论往往也成了解决与治理国家有关的实际问题和政策的工具。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指出，权力的“实践者相信自己不会受到任何智力的影响，但往往是某些已经死亡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有权的、喜欢捕风捉影的疯子会从多年前某些不入流的学者那里获得疯狂的念头”。相反，某些学者会由于接触或接近权力而获得满足感，觉得自己是历史的参与者，或者至少影响了政策的制定。

世界权力的逻辑

我一直记着刚刚说过的话，在这里想总结一下有关变革的问题。我在前面几章讨论了美国是如何利用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来阻止“冷战”中的离心活动的。我指出，“冷战”后的帝国主义政治证明，扩张主义者的动机与任何具体的外部挑战或安全威胁都无关。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冷战”结束后写道，要是美国早就知道它现在所了解到的苏联的那些弱点，可能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精力去“积极地”干预后殖民社会：“回想起来，西方对于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优势的焦虑显然是太夸张了。当然，反殖民活动威胁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但是苏联也不一定能得到好处。”

而且，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些信息，柏林墙倒塌后也没有什么严重的战略挑战，但是“冷战”后美国的干预主义不仅继续大行其道，还在海湾地区愈演愈烈。1990年到1991年的海湾危机对于帝国的建立来说是一份“天赐的礼物”，因为想建立帝国的美国人并不真正知道该如何处理不太明朗的“冷战”“胜利”。萨达姆·侯赛因的错误估算让美国可以重申它的权威，“利用中心来统治外围，而利用外围来支持它对中心的影响力”，这里的中心指的是欧洲和日本。战争导致承诺逐步升级，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使用了中央司令部的力量（中央司令部是美国军队的五大作战司令部之一），加重了当地在“9·11事件”后日益明显的政治和文化紧张局面。在政府提出的进行无限的权力扩张的议程下，美国的干预主义在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进行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没有限制的“全球反恐战争”时达到了顶峰。虽然小布什政府异乎寻常的野心与美国以前实施权力的谨慎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看，仍然与以前的政策一脉相承。

这种模式能否被打破呢？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更加充满希望的政治局面。奥巴马总统在一片反对小布什政府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呼声中当选，他已经决心从伊拉克撤军。更广泛地看，他已经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和侧重点，开始强调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比如气候变化问题。他还开始纠正前一任政府惊人的权力滥用行为，宣布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为被拘留者在民事法庭举行听证会，还对穆斯林世界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象征性的姿态，强调双方需要对话和互相尊重。这届政府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从对质转向了对话。奥巴马总统还以类似的方式首先作出了姿态，要修复与俄罗斯之间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所有这些行动都表明了美国政府破旧立新的能力，指向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而且，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还继续使用美国实力和世界命运的传统表达方式，将他的议程打造成“使这个世纪成为另一个美国世纪”的途径。

结构性约束

更大的困难在于比较深的结构性约束。美国对世界权力的逻辑限制了将国内的民主改革转化为世界层面的政策变革的可能性。个别领导者继承并暂时控制了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所说的“拥有大量权力的特殊状态”和他们要负责看顾的帝国主义体系。除了比尔·克林顿可能是个例外以外，“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小布什的“所有美国总统，都是好战的总统”。[24]由于每个总统任期内的社会力量构成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每一任政府的政策重点可能不同，有些政策可能更加注重合作，有些则不注重合作；有些向全球利益妥协，有些则不那么妥协。当然，这些变化也不可谓不大。小布什政府就让我们看到，程度上的变化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影响和后果。但是新的领导者，无论从外表看是自由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都不能抹杀过去，或干脆决定结束帝国主义体系本身。他们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英国自由党和工党领导人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用伊利莎白·门罗（Elizabeth Monroe）的话说，他们发现一旦掌握权力，“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方向”。她写道，继任的英国政府发现，“他们已经走得比他们想象的远——已经太远了，无法很快改变”。

卡特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卡特政府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后当选，紧跟在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之后，代表着在更加国际化的商业和政策环境中的舆论潮流，这种潮流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世界变革需要“一种新的帝国模式”。这些“管理的”潮流重组了三边委员会——一个私人精英俱乐部，其多国的组成成分和目标反映了这种新的模式——支持进行“世界秩序谈判”，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论坛，并建立更适应苏联、中国和后殖民国家的“实践模式”。他们意识到，美国应该“在我们的盟国眼中代表着共同的决策”，而不是过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主张“对相互依赖性进行管理”的人中，有一些更具有自由倾向的人，热衷于“赋予国际机构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与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等新议题方面的作用”。但是，三边委员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成员所担心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美国的政策，以恢复美国的权力和权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三边委员会的创立者和管理者之一，他在1975年写道：“美国虽然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仍然是世界事务中一个重要的力量。实际上，现在的危机使美国的作用比过去十年间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因此，现在该放弃那些关于美国的实力正在收缩的陈词滥调了。”

在卡特执政的最初几年，这种新的模式得到了切实的应用。卡特拒绝了将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政策路线在“智力和道德上的缺陷”。政府开始缩减国防开支，将对外政策的核心放到了人权上，向南非施加压力，要求它结束种族隔离政策，要求伊朗的国王缓和政治局势（美国还用人权政策来激发中欧和东欧地区对苏联权威的挑战）。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姿态是，卡特签署了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该条约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归还给巴拿马。就像格里·桑德斯（Gerry Sanders）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权力精英有所分歧的详细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那些想继续“争取权力”和恢复“胜利的欲望”，和坚定地支持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对这些政策展开了激烈的抨击。最迟到1979年初，就出现了新的共识，要求回归遏制主义，将核力量现代化，重新在“第三世界”执行秘密的干预行动，尤其是在阿富汗，但是不仅限于在阿富汗。时任国防部部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曾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管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说，入主白宫后不久，卡特总统就授权在非洲、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开展秘密干预，以及“维持几乎每一项重要的战略性现代化项目”，为里根的进一步扩张行动和建立帝国铺平了道路。

换句话说，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危机为美国改变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方向创造了有利的国内环境，但是不足以产生持久的变革效果。克林顿政府的“冷战”后“经济中心”模式或非正式帝国模式虽然对于接受它的社会来说远远谈不上仁慈，但是也是对强权政治的突破。这样的模式后来被取代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又开始重新强调军事实力，2000年和2001年则开始实行掠夺性的扩张主义。帝国主义体制是一个历史结构，它阻止了多元主义，限制了国内和国际参与者成功实现民主变革的可能性。

变革的路径

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后帝国主义的变革才是可能的呢？某些新现实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系统性的变革或世界秩序的变革是反复的“霸权主义战争”导致的，而这些战争则是“维持一个帝国或霸权地位的负担与承担这样的任务的主导势力所能够获得的资源之间越来越不均衡”的结果。一个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会取代另一个：“不均衡会取代均衡，世界会向新一轮霸权冲突前进。过去一直是这样，今后也会如此，直到人类自我毁灭或者建立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的机制。”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还不到200年的国际历史，但是在1820年以前，还存在着没有“霸权”的世界秩序。欧洲和大西洋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和结果是：西方在全球的扩张导致了持久的与“霸权”结下不解之缘的不平衡结构。从19世纪开始，国际层级结构就相对稳定了，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少数几个人口在世界人口中占很小比例的国家手里。虽然在这段历史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引力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但是国际体系仍然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秩序仍然由西方国家来确立。

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秩序改变了阿基米德所说的支点。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准确地表述了这一点，她写道，美国的霸权“不是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似乎代表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42]在近20年前，大多数观察家都关注着权力在西方核心内部（包括日本）的分散，她就预测到了一个“欧洲或西方霸权”时代的结束，和“（西方时代出现前的）多中心的相对平衡的状态的回归”，这将导致世界“转向不同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最近，一些以前的世界边缘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复兴，似乎指出了一条进行系统变革的可行路径：进入多元的和多中心的世界体系。由于这些地区与世界经济中技术最发达地区之间还存在着重要的发展差异，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新兴或复兴的国家面临着明显的国际和国内约束：暴露于全球市场，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基础设施和环境瓶颈。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强劲势头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活跃的单位。因为中国和其他一些21世纪的新兴国家不是“美式和平”结构中的一部分，也因此不需要服从于霸权主义联盟带来的控制机制，所以它们享有的自主权远远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乃至今天的德国和日本。同时，美国的相对自主权则被削弱了，它已经不能独自制定全球的议程了。

长期退出帝国舞台

因为这一章开头列出的那些原因，美国发现自己很难接受一个多元的世界。从1945年开始，美国的领导者就习惯于待在世界的中心和顶峰。他们假设，如果没有美国来维持世界秩序，欧洲、亚洲和中东的权力平衡就会被打破。“冷战”结束后，亨利·基辛格警告说，欧洲没有能力独自应对这种变化：“没有美国，英国和法国就不能维持西欧的政治平衡；德国会被民族主义者引诱；俄罗斯将缺少一个全球性的对话者。”俄罗斯和德国最终会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对手”，从而导致两国携手共同统治或制造危机。同时约翰·米尔斯海默也预测，两个超级大国离开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将带来不安全因素，促使刚刚统一的德国重新武装起来，也会导致欧洲大陆发生冲突。同样的逻辑更可以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例如东亚，有人认为美国从那里撤军是导致该地区冲突的原因。这些假设几乎立刻就被一系列事件证明是错误的，例如欧洲开始逐步推行货币统一，朝鲜半岛的紧张局面逐步缓解，以及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不断扩大。基辛格说，政策制定者担心的基本问题是，美国承诺的战略收缩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结果会出现“一系列国家，它们可能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最终在军事上超越美国”。这会把“美国······变成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孤岛”，“其有效对抗的能力大大削弱，越来越没有能力对事件产生影响”。

彼得·凯恩和安东尼·霍普金斯写道，“领先势力的发言人还没准备好接受一个观点，即他们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结束了，不一定代表世界就结束了。相应地，他们发现，很难设想一个多元主义的规则来代替单一势力的规则”。如果可以根据大英帝国长期退出帝国舞台的历史来推断，那么美国要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者相信，英国“从全能的神那里得到了一份礼物，那就是租用宇宙的租约，期限是永远”。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国的经济，但是它仍然保住了它的世界地位。这场战争的影响“还不足以保证美国在1918年后获得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它的帝国，它的遍布全球的庞大的金融资产积累，以及它的银行和商业技能，对于保障它在20世纪仍然能牢牢地站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都至关重要”。实际上，英国在“一战”后通过委任统治制度在中东实现了帝国的扩张，又对已经实行了立宪制的帝国保持了持续的控制，都证明了其“持续的野心和作为一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成功”。

决定性的转变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二战”使英国的金融和经济精疲力竭，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不容置疑地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但是即使在那时候，虽然急需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内经济，战后的“工党领导人积极地尝试维持和在某些情况下扩大英国的帝国主义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耗尽了本可以用在国内建设上的资源”。当然，保守党也是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英国1956年在埃及注定要遭遇厄运的冒险活动。和法国的殖民战争一样，英国采取这些亡羊补牢的行动是“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些事务已经超出了（英国）真实实力的范围”。帝国的余晖还没有完全消散。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执政期间，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者东山再起，说明在其官方的思维中仍然萦绕着帝国梦。

美国现在的地位几乎无法与1945年时的英国相提并论。当然，美国寻求垄断的行为和紧接着金融体系遭遇的系统性危机都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和它的国际威望，清楚地表明世界政治经济的多中心趋势日益明显。但是，美国仍然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以上，仍然是在全世界具有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仍然是科学创新的主要来源。虽然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金融约束，但是它还没有退居次席。除非受到强迫，美国也不会突然解散供它用作国际政治手段的安全结构。但是，向前看，随着历史的天平重新向非西方世界倾斜，美国将面临新的多元化和非层级的世界政治局面。

多元主义者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基于法律规则和所有人都同意的行为准则建设一个国际体系”。在小布什的领导下，美国毁掉了这个大好前景，它选择了在一系列扩展和建立唯一权威的灾难性行动中破坏国际制度体系和背弃国际法。这些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此后面临的挑战就是要重新设计一套适合多元的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的合作制度和机制。特别是，这意味着要使复杂的全球治理的国际机构更加民主化，并扩展它们的职能。虽然结果如何尚未可知，但是现在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表明，全球合作或至少是全球的协调，是避免世界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合作既是一种规范的理想状态，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无法在国家层面解决的大规模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所客观需要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的未来与能否找到应对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跨国问题密切相关，这已经是一个初步的全球共识了。这种新的意识正在转变成政治愿望（《京都议定书》），虽然过程有一定困难。我们也可以和应该通过类似的树立形象和实现政治愿望的措施来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均衡。否则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世界进一步分裂，冲突持续存在而且不断扩大。

从历史的记录看，对世界政治的未来发展轨迹持不可知论是合理的。国际体系仍然被按照国境线分割成一个个部分。对抗可能盖过了合作。如果这种变化得不到适当管理的话，在19世纪创造的国际层级结构的坍塌，就可能使“文明崩溃”的预言变成现实。我们也可以相信，这样的局面还可能导致中国和美国双寡头垄断的世界格局，这样的格局可能是稳定的，也可能不是稳定的，但是肯定不符合世界的普遍利益。但是，也可能出现法国法学家米雷耶·戴尔玛斯-马蒂（Mireille Delmas-Marty）所说的法律的“多元多边协调”，在这种格局下，人权等普世概念会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应用，也就是“被放置在用时间和空间来定位的现实关系之中”。这样的意见是代替霸权主义规范的一个替代方案，可以通过“有秩序的多元主义”的概念在世界政治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而有秩序的多元主义“是避免霸权主义秩序或无所作为的无序的双重威胁的唯一途径”。我们不是要在帝国（或霸权主义）和混乱之间作出选择，而是要在混乱和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性的合作体系之间作出选择，在这样的合作体系中各国的利益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都具有一致性，再加上更广泛的全球利益，使各国能够围绕着共同的目标集中在一起。

当然，这个选择不是由美国一个国家来完成的。但是，如果美国不放弃帝国梦，或者试图逆潮流而动，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实现有秩序的多元主义。放弃帝国梦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变成“远离欧亚大陆的一个孤岛”。相反，它意味着不再努力维持军事霸权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与美国不可避免地要打交道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更加民主的关系模式。今天的问题不是让美国的霸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有吸引力，或更能被它们“忍受”，而是让美国对新出现的平等局面作出让步。当然，小布什政府帝国主义行为的失败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新政治领导者与波及了整个系统的危机结合起来，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创造了可能性。但是，这些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能否使帝国主义结构、习惯和至今仍制约着民主化变革的世界观带来的约束变得更加宽松，还有待观察。

资料来源：

《动摇的霸权：美帝国的扩张史》（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