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上一期我们从宏观环境层面讲述了百年前的中国与93阅兵之间的呼应，而我们都知道，军事的背后是政治，而政治的基底是国力，国力中，经济更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因此，要进一步理解93阅兵真正的历史意义，百年前的中国，其经济是个什么水平，其面对的列强，特别是最主要的侵略者日本，又是什么水平，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有多羸弱，就不能理解这次阅兵之强盛，不能理解当时列强们、特别是日本有多蔑视中国，就不能理解这次阅兵之雄壮。

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经济的层面，来好好讲述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说93阅兵是对百年前的历史强而有力的回应吧。

日本军国主义发家史：

上期我们提到，在1925年时，有大量日本厂子的中国工人开展了罢工行动，有些取得了胜利，有些被无情镇压，出现了各种惨案。

而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工厂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剥削。比如中国工人每天要工作12-18小时，工资会被克扣，连上厕所都不允许等等。

这种压榨和剥削，一方面自然就是侵略者对本土原住民一贯的作风了，不管是当初的美洲土著还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在侵略者眼里恐怕连人都不算的。

而另一方面，这种非人的压榨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向工业化，特别是重军工产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它们会竭泽而渔地在各个地方榨取价值，以供给自己这个畸形的军国主义怪物发展起来。

可以说，就单单是这么个细节和其背后的原因，就足以让人窥见日本将来会展开的全面侵华了。

要理解这一点，就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868年，从明治维新来做一个简略的梳理吧。

自1853年的黑船事件后，美国骑在日本身上的历史传统似乎就此定下。当然，在那时候日本面对的不单是美国，还有荷兰、沙俄、大英帝国、法国等列强。可以说，日本其实是有过委身列强的经历的，按理说它应该很清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屈辱是如何的，一个有良知的民族是不会将这一份苦难再施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身上的，然而很可惜，那是日本。

所以日本在倒幕运动胜利后，学习西方，“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利用日渐强大的国力，逐步收回主权，成为亚洲当时唯一一个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时，它非但没有因过去被殖民的苦难而理解亚洲的其他国家，反而摇身一变，也加入了豺狼分食的队伍，变成了列强中的一员，将自己的苦难成倍地施加给了当时更为羸弱的亚洲国家。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作为两个同样都经历过被侵略、被殖民的国家，一个在自身强大之后借着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名头去搞殖民之实，给亚洲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苦难且至今都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罪过；一个却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切实地一步步在将这个愿景落到地上，以至于因为要落实这个愿景而客观上会影响到盘踞全球近百年之久的不平等体系，进而激化和霸权的矛盾也在所不惜。

这样一对比，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一目了然。

当然，弱者得势时必然是色厉内荏的，而色厉之表现，就是通过伤害他人来彰显自己的力量，同时为自己攫取不应该获得的利益。

所以在1875年时，已经有所起色的日本，就其民族性，做出了一个弱者确实会做的事情。它在当年5月，派出军舰闯入朝鲜釜山海域后，于9月份进一步入侵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江华湾，随后登陆永宗镇，以2人受伤的代价，击毙了朝鲜士兵35人，俘虏16人，缴获大炮36门，并纵火焚烧永宗镇后撤离，这就是“云扬号事件”。

以此为开端，在1876年2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迫使朝鲜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也为34年之后朝鲜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埋下伏笔。

有了这一次举动，日本从这样一次掠夺和剥削中尝到了甜头，这个弱者更加变本加厉起来。

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启，最终以无能昏庸的清廷大败亏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到了1895年4月17日，清廷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日本从中国身上割去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得了2.3亿两白银的赔款，这大大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凭借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赔款，日本实行了财政扩充政策，即“甲午战后经营”，民间的重工业、电力、机械产业等投资十分活跃。

随后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当时的清廷竟然宣布局外中立，这导致日俄两国军队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2万名中国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

最终日本击败沙俄，获得了大量的殖民地，也为后续日本参加一战和展开对华全面侵略奠定了基础。

日本财阀通过此次日俄战争，大发横财，并掀起了企业投资热潮，仅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扩建企业投资额相当于甲午战争后十年间投资总额的两倍。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实现了由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向电子、煤炭、化工等重工业部门的转化，到一战前夕，日本在机车、铁轨、船舶等方面均能达到自给自足。

随后，一战爆发。西方老牌列强自己打生打死的，根本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空间，也让日本经济享受了一次“战争景气”。

从一战第二年，也就是1915年的夏天开始，日本的贸易出口激增，海运异常繁荣，这就给出口产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产业创造了发展的空间，这使得日本各产业部门都得到了飞速的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96倍以上，1918年下半年主要产业的利润率达到55.2%，其中个别时期更高达191.6%，造船业也达到了166.6%。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明治以来的长期逆差国一跃成为顺差国，产业结构也从战前的农业产值占GDP45.1%，工业44.5%，一举转变成战后工业产值比重为56.8%，农业产值比重降为35.1%的局面。

加之一战中日本又从德国手中抢来了中国的胶州湾，更是给日本带去了更多的利益。

当时的中国在列强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一切战胜国的利益，都由列强代为瓜分，当时刚刚接过清廷统治权柄的北洋政府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因此日本就算战败了，实际上也只是列强们的“家务事”，没有对其军国主义的发展路径产生根本性影响。

日本压榨殖民地的原因：

但“战争景气”既然因战争而起，自然也就因战争结束而灭。

1920年，日本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1923年，日本发生了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工厂、机关和民房大量倒塌和损毁，金融机构和商品交易都陷于瘫痪，使得本来已经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此时日本东北部各县饿死了不少人，卖儿卖女的情况随处可见，国内一副民生凋敝的样子。

而由于一战的需要，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给日本的财政带去了极大的压力。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1925年时，日本一方面进行了国内的裁军以减缓国内的压力，尽管这一举措引发了后来日本社会的进一步混乱，且进一步推动了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风潮，但在当时，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压力，日本也基本没什么选择。另一方面，就是前述我们提到的，在应对危机时，日本需要更丧心病狂地压榨自己的殖民地，以换取更多利益，来平缓国内的危机。

所以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尽管还没有做出后续那惨绝人寰的兽行，但也已经开始对中国人民和中国这片土地敲骨吸髓了。

而这种压榨实际上并不能缓解日本自身的危机。因为从明治维新到一战这个阶段，日本自身发展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路子，也就是日本国内的贵族们将几乎所有的财富和产业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这些收益绝大部分都流入了这些人的手里，而不会跟日本普通民众有任何关系。这一点如今日本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而这些在苦难中的民众，则会被这些军国主义的拥趸们洗脑，说他们的日子不如意，是因为没有构建起大东亚共荣圈，如果大家都能去侵略亚洲的各国，进而大家一起繁荣，那么每个人都会过上好日子的。在穷困潦倒中毫无出路的民众听了这样的话，在别无选择时，自然也就只能跟着这些军国主义者指定的道路走了。

所以只要日本自身的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改变，导致民众依旧生活艰苦，它的军国主义没有被推倒清算，依旧可以蛊惑民众，那么日本最后的全面对华侵略就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进程。

当然，一如前文所述，日本终究是一个民族性软弱的国家。

它会对华发动侵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日两方的力量对比。

如果日本面对的是当下能举办93阅兵的中国，给它一万个胆子，它也不敢搞什么全面侵华，顶多就是在旁边跳一跳、喊一喊，像极了吉娃娃。

但当时它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

1894年的时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外国资本在中国工矿业的资本比重占到绝对优势的60.7%，国家资本占31.2%，民族资本占8.1%。但在此后40年中，外国资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家资本不断萎缩。到了1936年时，如果不算东北地区，外国资本已经占到了78.4%，如果要算东北，那么比例将更高。而民族资本仅占16.2%，国家资本更是只有可怜的5.4%。

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都在日本资本的控制下，而英国还控制了23%的煤炭产量，丰富的资源被列强们大量地占有和攫取。

这还是经过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也就是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统治阶段的中国，得到的经济数据，都还如此的难看。

那么在这之前呢？

可以确定地说，当时的中国，哪怕是处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的人民，其收入和生活保障能力都是极其低下的，食不果腹、衣不裹体、入不敷出、资不抵债是常态。

民国与当下的强烈对比：

根据当时中国经济学社的戴乐仁于1928年整理的数据，他以四省九县的物价资料为基础，测算出当时家庭平均所需基本生存费用是150元的水平，而1922年江苏省约8成农户年收入在这个水平以下（戴乐仁，1928）。根据民国全国土地委员1934年的16省农户调查，家庭年收入低于这个水平的农户占比高达68%。可反观扶贫攻坚之后的中国，按照2020年底我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时的标准，也就是年收入4000元以下的标准来看，近百年后，我国农村居民已全部达到满足基本生活的经济条件，和当时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同时在1921年到1925年之间，当时中国农户的平均恩格尔系数高达58.9%，再包括燃料、衣服、住房等在内的最基础的生存资料支出，占农户收入的比重会超过80%，用于满足医疗卫生、生活改善和个人消费的钱所剩无几。

相比之下，百年后我国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29.6%，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扩展，也足见差别之巨大。

第三，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随着收入增长，储蓄率将提升，而负债率将会降低。在1929到1933年间，我国仅2%的农户有现款储蓄，近40%的农户需要借款以满足生产或生活需要（卜凯，1937）。当时民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的20省农户调查显示，1933年有负债的农户高达62%，1922到1932年间，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就下降了约12%。

增加的，反倒是那些大家族和大买办们的财富。反观百年之后，到了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已达到约20%，此谓之判若云泥。

这样糟糕的经济条件，在“衣食住”等方面体现得更为直观。当时的人民饮食结构单一，能吃饱粮食就已经很不容易，因此普遍存在的营养结构失衡已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Zhou等，2019）。1929—1933年，农民热量摄入的83%来自于谷类，动物性食物仅占热量来源的2%。每天摄入的蛋白质中，动物性蛋白仅占4%。肉蛋奶摄入不足会造成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比如当时的成年男子平均每日钙摄入量仅0.46克，远不及标准水平（卜凯，1937）。一言以蔽之，叫做“食不果腹”。衣着方面，百年前我国农村家庭普遍“衣服极粗，仅足蔽体”（卜凯，1936）。

连饭都吃不饱时，教育自然更是无从谈起，20世纪20年代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超过一半的农村户主为文盲。

所以从这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在日本面前，那真就是一个“东亚病夫”的模样：内部军阀林立四处战乱，人民因国家经济没有发展，且经过长期的奴化和愚民教育后，生活困顿、自私麻木、愚昧无觉，要经济没经济、要军事没军事、要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对日本毫无威胁。

而经过了此前几次战争，特别是一战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后，日本军国主义气焰正盛，国内军国主义贵族裹挟着民众对中国这块肥肉早已垂涎已久，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就会再去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之罪行。

可当时的中国，有实力去震慑宵小么？有能力去阻止这一切么？我想，历史已经给出了极其惨痛的答案。

彼时的绝望，才能映衬出今日阅兵的雄壮。

那划破天际的导弹，就是一柄悬在一切妄图重演历史悲剧的侵略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碾碎的是积贫积弱的旧梦，铺就的是国富民强的通途；那翱翔九天的第六代雄鹰，守护的是曾被战火蹂躏的蓝天，昭示的是一个民族不可侵犯的尊严与力量。

这力量从何而来？它源于从废墟中崛起的工业体系，源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雄厚根基，源于脱贫攻坚战改写千年贫困史的伟业，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对和平发展的坚定追求与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担当！

百年前，我们是身不由己的被掠夺者，财富外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百年后，我们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者，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

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而当下我们还能享受和平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变了。

这翻天覆地的变迁，正是这场阅兵最深沉、最磅礴的注脚。

而我们作为这个注脚中最鲜活的部分，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我们更应该去直面当时的历史，去体悟和感受当时同胞们的苦难与不易，才能真切地、深刻地理解，93大阅兵是在向历史致敬，向世界昭示，向未来进发，是一个古老而青春的文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迈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星辰大海。

所以同志们，下一期，我们将再次沉入历史的长河，继续从经济的层面，再度直面那一段血淋淋的沉重历史，在战争之外，去讲述我们的来时路。

期待我们还能在下一期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