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费孝通的田野调查与学术坚守

费孝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中国战场也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那时，费孝通正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不仅参与了马林诺夫斯基主持的“席明纳”讨论班，在其指导下系统整理此前在江苏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并撰写博士论文，还为天津《益世报》开设“伦市寄言”专栏。他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中国社会面临西方冲击和内部动荡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真实、有效地认识和理解它？

到实地去：从方法论到实践的升华

1938年秋初，拿到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回国，选择以学术研究为抗战服务，在抗战大后方开辟中国社会学的田野战场。全面抗战前，“到实地去”对于费孝通而言，主要是受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主张与西方功能主义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影响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目的是摒弃书本空谈，通过接触中国社会真实肌理，建立扎根中国土壤的社会科学。而全面抗战的爆发，将这一方法论升华为兼具救亡图存意义的时代使命感。

1938年10月底，费孝通抵达昆明，仅两周后“立刻就投入了云南内地农村的调查”。他如此“迫不及待”，根源在于对国家战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禄村调查过程中，费孝通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关键转变。他所观察的农村，不再是局限于学术框架内的研究“样本”，而是抗战大后方语境下承载着民族命运的“国土”与“人民”的具象化体现。在此认知下，农村贫困、手工业破产、民众疾苦等现象，也从抽象的学术议题，转化为关乎民族存亡的紧迫现实问题。全面抗战时期的“到实地去”，已超越单纯的研究方法范畴，成为深入基层、把握时代需求的核心路径。

知识抗战：“云南三村”的调查实践

全面抗战时期，军事斗争之外，西南大后方还在进行着一场至关重要的“知识抗战”。费孝通和他的同事们将云南的乡村田野视为另一个战场，用实地调查的脚步与学识为武器，为战乱中的国家探寻重生根基，“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充满紧迫感与使命感的学术实践。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中明确指出，“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他认为认识中国是改造中国的前提，且认识必须从实地调查开始，于是带领年轻学者展开了“云南三村”系列调查。

禄村农业调查。禄村是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小的内地农村。在这里，费孝通看到了传统中国乡村的典型形态：土地制度、雇佣关系、闲暇生活。他发现，没有乡村工业的支撑，单靠农业，大量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资本无法积累，生活水平低下。禄村农业调查回答了在内地重建工业时，劳动力的来源和特性是什么。禄村展示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内在困境，说明单纯依靠农业无法使国家富强，变革的必要性由此凸显。

易村手工业调查。易村有发达的家庭手工业和造纸作坊。费孝通看到了在农业之外，乡村自身孕育的工业潜力。但他也敏锐地发现，这种工业资本最终又流回土地，用于购买田产，而非扩大再生产，无法突破传统经济的桎梏。易村手工业调查为“战后重建”提供了关键启示：中国工业化道路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必须重视和改造已有的乡土工业基础。如何让乡村工业的资本“活”起来，成为现代工业的种子，是战后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由此，费孝通再次确认了家庭手工业对维持农村经济的关键作用，即“农工相辅”的乡村建设思想。

玉村商业调查。玉村靠近传统商业中心，受商业影响更深，土地权外流，离地地主增多，商品经济更活跃。它展示了一个乡村在外部商业力量冲击下开始解体和重构的过程。这预示着战后中国乡村可能面临的方向——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乡村社会结构将如何变迁？如何避免农村破产和社会动荡？玉村提供了一个观察未来变迁的“先声”。

这些研究看似与抗战没有直接关联，实则是费孝通与同事们秉持学术报国信念的坚定行动。他们深耕田野、坚守学术阵地，在战火硝烟中为民族存续凝聚精神力量，为国家重建厚植坚实的文化根基。禄村农业调查聚焦传统农业问题，破解农业发展困局；易村手工业调查立足农副互补，构建“农工相辅”的乡村建设思想；玉村商业调查着眼时代演变，预示乡村变迁的未来方向。三场调查层层递进，既是对战时大后方农村肌理的深度解码，更是为战后中国如何从乡土走出一条自主重建之路，开展了经验提炼与本土化模式探索。这场“知识抗战”，以对内地农村的透彻认知筑牢了民族复兴的社会根基，成为支撑国家穿越抗战烽火、走向战后重建的坚实力量。

以“学术报国”为核心的战时坚守

云南“魁阁”时期是中国社会学“实地研究”与“学术报国”紧密结合的集中体现。1939年，费孝通参与筹建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并以云南大学教授身份主持工作，开启社会学实地调查。1940年，因日军轰炸昆明，社会学研究室迁至呈贡县的魁星阁，这里后来成为“魁阁学派”的发源地，也成为费孝通及同仁以学术报国的“实验室”。

在极端艰苦的战时环境中，他们始终坚守“学术报国”的初心，调查范围不断扩展：最初聚焦农村研究，产出《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等成果，后因发现战时内迁工厂与新兴工业化对“国家重建”的关键作用，便拓展至工业领域，如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内地女工》，通过研究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工厂管理等问题，为战后国家工业化提前准备。

同时，“魁阁”形成了以研讨班制度为核心的独特学术生态，每周基于实地调查开展集体讨论，融合不同专业背景学者的思想，既关注理论更聚焦中国真实问题——从土地制度改革到乡村工业发展，再到城乡矛盾缓解，所有研究均为着战后国家重建。1945年，费正清的夫人探访“魁阁”后，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这里“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以学术为武器、于困厄中坚守报国”的精神，与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民族的存续和国家的未来，而这正是“魁阁精神”的核心底色。正是在这份共同的坚守中，魁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生态：费孝通与年轻学者同吃同住、共同讨论，培养出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谷苞、胡庆钧等一批后来的学界中坚。

这一阶段的研究延续了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开辟的“实地研究”路径，除产出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外，部分成果还在海外翻译出版，向世界展示中国学者的战时学术坚守，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不仅从书斋走向现实，更成为他学术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费孝通及同仁扎根于田野，用调查研究回应时代问题，共同构筑起以“学术报国”为内核、独具精神特质的战时学术坚守。面对战时环境，他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将“到实地去”从研究方法升华为时代使命，带领年轻学者展开系列实地调查，聚焦现实问题，践行“知识抗战”，为战后重建探索本土化路径；开展“席明纳”研讨，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坚守“学术报国”，形成魁阁精神，用学术筑牢民族复兴根基。

1945年抗战胜利时，费孝通已从青年学者成长为学界领袖，他没有立即随清华、北大、南开的同仁返回京津地区，而是继续留在云南开展研究工作。在持续的实地调查与现实关切中，塑造了费孝通终生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也逐渐形成“差序格局说”“乡土重建观”“文化自觉论”等核心观点。“差序格局说”揭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乡土重建观”则主张基于本土资源探索现代化路径；“文化自觉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方法论，也为全球化时代处理文明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不仅源于他经年累月的学术思考，更来自对抗战时期乡村生活的深切体察。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费孝通及同仁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地，用学术构筑另一种抗战防线，这种将学术使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正是费孝通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吴国健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