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咸菜

编辑|江娱迟

前言

当环西自行车赛的冲刺赛道空无一人，而普拉多大道上的抗议人群发出胜利欢呼时，马德里的这个秋日傍晚注定成为争议焦点。

超过10万名示威者的聚集、22名受伤警员的数据，以及被取消的百年赛事，勾勒出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

这场冲突不仅是对以色列-PremierTech车队参赛的抗议，更折射出体育与政治、权利与秩序的深层纠葛。

体育能否真正绝缘于政治？

或许有人会说，体育赛事应当是纯粹的竞技舞台，不应被政治议题绑架。

这种观点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抵制事件中就曾引发激烈争论，当时美苏互相抵制对方举办的奥运会，导致全球体育盛事沦为政治工具。

反对将体育政治化的人会强调，运动员的汗水与拼搏不应被地缘政治冲突玷污。

从另一个角度看，体育从未真正脱离过政治语境，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国际社会对其实施的体育禁赛，正是通过体育领域的抗争推动社会变革的典型案例。

抗议者胡安认为“这是以色列用于宣传目的的体育赛事”，实际上是将环西赛视为国家形象展示的平台。

在这种认知下，抵制行为成为表达政治立场的合理手段，历史经验表明，当体育赛事被用作国家软实力输出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表达的载体，关键区别在于抵制针对的是制度性不公还是特定群体。​

抗议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批评者可能会质疑，冲击赛道、设置路障等行为已经越过了合法抗议的边界，演变成对公共秩序的破坏。

西班牙2013年推出的《新公众安全法》明确规定，未经授权在重要建筑附近示威最高可罚款约449万元人民币，这显示法律对公共空间秩序的严格保护。

他们会强调，10万示威者的诉求可以通过和平集会表达，而不是让比赛取消、游客受阻。​

但抗议者显然有不同理解，维克多描述他们试图通过选手通道闯入时，警方曾挥舞警棍，这让部分示威者认为和平抗议的渠道已被堵塞。

胡安辩护称“占领赛道是他们行为的必然结果”，反映出在特定语境下，激进手段被视为无奈之举。

法律层面，西班牙法律虽允许示威自由，但要求提前申请并遵守场所限制，而现场从隔离栏推搡到投掷石块的升级过程，显示双方都可能突破了合理界限。

真正的争议在于：当核心诉求得不到回应时，抗议者是否有权采取更具冲击力的行动？​

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如何平衡？​

警方拦截佩戴巴勒斯坦标志者的行为，难免让人质疑是否过度限制了言论自由。

50岁女性抗议者的怒吼“他们口口声声说这是民主社会，我们有权示威”，直指民主制度中权利保障的悖论。

埃斯特和阿尔贝托被要求转移到无人关注的索菲亚王后广场，这种圈地式示威是否变相剥夺了抗议的实质意义？​

从政府角度看，维护公共安全是首要职责，西班牙法律赋予警方指定示威区域的权力，目的是在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22名警员受伤的事实也说明现场局势确实存在失控风险。

但问题在于，当警方将亲巴勒斯坦象征物佩戴者视为潜在威胁时，是否已经预设了牵连犯罪？

这种预防性措施很容易被解读为对特定政治立场的压制，民主社会的考验在于，能否在防范暴力风险的同时，为不同声音保留足够的表达空间。​

结语

这场环西赛风波最终以赛事取消、街头对峙收场，没有真正的赢家，运动员失去了竞技机会，游客遭遇行程中断，抗议者虽短暂胜利却加剧了社会分裂。

它提醒我们，体育与政治的纠缠自古有之，从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就出现的抵制事件，到今天的环西赛冲突，本质都是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

在民主社会中，权利从来不是绝对的，抗议自由需要与他人权益、公共秩序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