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历史的发展早有预言?
1921年,伯特兰・罗素身为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在深入考察过中国和日本的真实社会生活后,出版了名为《中国问题》的书。
他直言日本是个“坏邻居”,迟早会给中国带来灾难。起初无人在意,谁知道现实在朝着他的预言一步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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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西方列强忙着疗伤,关于“永久和平”的许诺像一种新型致幻剂,在日内瓦和华盛顿的谈判桌上弥漫。
那时候的人们普遍觉得,既然刚打完一场号称“终结一切战争”的仗,剩下的日子怎么也该消停了。

可伯特兰・罗素,这位刚结束远东考察回到欧洲的哲学家,在他那年出版的新著中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
对于中国而言,来自大洋彼岸的英美列强或许只是贪婪的商人,而日本,才是真正的梦魇。

当时的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这是危言耸听。
毕竟那一年,华盛顿会议刚刚限制了各国海军的吨位,日本代表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温文尔雅,仿佛一只收起利爪的猫。
然而,为什么这位从万里之外赶来的英国学者,能比当时许多身在局中的东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看得更透、更远?

因为罗素剥开了外交辞令的精美包装,看到了一台因资源匮乏而甚至不惜自毁的疯狂机器正在轰鸣。
这个原本资源贫瘠的狭长岛国,正在进行一场几乎透支国运的赌博。

虽然迫于英美的压力,原本雄心勃勃的“八八舰队”计划,被迫缩水为“八四舰队”,但这并没有让战争机器的飞轮减速。
恰恰相反,在这个国家那一年的财政预算中,仅仅是海军一项开支,就一口气吞掉了国库总预算的32%。

罗素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已经建立了一套精密且庞大的现代工业和军事体系,但其脚下的土地却无法提供维持这套体系运转所需的煤炭、铁矿和石油。
这就好比建造了一辆马力惊人的重型坦克,油箱里却是空的。

这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注定了这个国家不可能像它宣传的那样做一个“文明的这种好邻居”。
对于这种急需输血的困境,通过贸易交换实在太慢,只有抢夺才是最直接的生存逻辑。
这种对资源的饥渴,其实早在此前的几年里就已暴露无遗,只是世界选择性地遗忘了。

就在罗素发出警告前的短短几年,借着苏俄内战的混乱,日本一口气向寒冷的西伯利亚派遣了七万大军,兵锋甚至一度直插贝加尔湖畔。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要像钉子一样楔在别人的土地上,顺手迁移了五万多移民过去,那种“把别人的地盘当自家后院”的意图昭然若揭。

哪怕后来苏俄红军缓过劲来迫使日军撤退,日本人依然赖在库页岛北部不肯松口。
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模式,在罗素看来,绝不是什么“维持秩序”,而是为了掠夺生存空间所做的绝望尝试。

在很多欧美观察家眼中,日本是明治维新的优等生,是脱亚入欧的典范,甚至带着某种“可爱又可怕”的异域色彩。
但在罗素这位冷静的旁观者眼里,日本是一个走火入魔的“坏学生”。

他不仅走访了日本的大学和政府,也曾在东京清晨的街头,观察那些神色匆匆的士兵和普通市民。
他没有看到自信与从容,反而读出了一种深层的焦虑和紧绷。

那种弥漫在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压抑感,结合自卑与自负的双重心理,让他确信这个国家不仅学到了西方的枪炮工厂,更把“效率”二字极致地运用到了杀戮与征服上。

罗素极其精准地指出,这不仅仅是少数军阀的好战,而是一种被系统性植入全民大脑的狂热。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成功地把赤裸裸的侵略包装成了某种神圣的“正当使命”。
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地写道,这个国家不仅想要做中国的合作伙伴,它是想要做全亚洲的“主子”。

日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彻底吞噬中国的领土,将这里变成它的资源供应地和殖民农场。这不仅仅是利益之争,而是生存形态的根本冲突。
然而,1922年的中国大地上,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番冷冰冰的预言。

那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很多人还沉浸在“同文同种”的文化幻觉里。毕竟大家都用筷子,都读孔孟,谁愿意相信那个嘴上喊着“提携”的邻居会变成吃人的狼?

甚至有不少人天真地认为,列强之间互相制衡,只要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中国就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这种心理上的侥幸和信息上的不对称,恰恰成了最致命的盲点。而罗素作为局外人,没有这些文化情感的羁绊,也不受国内派系斗争的干扰。

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与无序,再对比日本那虽然病态但组织严密的国家机器,罗素才得出了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
除非中国能够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并实现工业化,否则那种建立在道德感召或列强均势上的安全感,就像沙滩上的城堡,在真正的钢铁洪流面前不堪一击。

后来的岁月,几乎是一帧一帧地按着罗素的剧本在演。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刺破沈阳夜空的炮火,到随后东北的煤铁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装上火车运往日本本土。从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到日军长驱直入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

日本确实如罗素所料,把整个国家的命运押注在了扩张上,将自己变成了一台除了前进就会倒下的单向列车。
但过度的扩张如同不断拉紧的橡皮筋,终有崩断的一刻。

当日本在1941年因战略资源焦虑而偷袭珍珠港,将自己彻底绑上与世界为敌的战车时,当年的那句“不征服即灭亡”的魔咒终于开始应验。
直到1945年蘑菇云升起,那个妄图通过吞噬邻居来壮大自己的岛国,最终在一片焦土中吞下了战败的苦果。

他之所以能看透迷雾,不仅仅是因为哲学家的智慧,更因为他没有被“现状”所迷惑,而是从最底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逻辑去解剖国家行为的本质。

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善良和隐忍在强权面前一文不值,想要不被“吃掉”,唯有将自己也锻造得如钢铁般坚硬。
这一课,中国用了十四年的血火抗战和随后的艰苦建设才真正学会。

信息来源:
《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伯特兰·罗素著,1922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出版
《罗素自传》,伯特兰·罗素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
《日本侵华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
更新时间:202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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