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V“为民请命”，说“关税大战直接影响经济和民生，承担结果的人自然是无数为谋生而劳苦奔波的普通百姓罢了。”

毛泽东“大仁政”与“小仁政”思想，恰是破解这一认知分歧的关键——真正的“仁政”绝非迎合短期情绪，而是以全局视野守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

其核心在于如何理解国家决策中短期民生成本与长期战略利益的辩证关系。

“大仁政”的本质：民生的终极保障是国家独立自主

大V的误区在于将“民生”窄化为即时的生活成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国家主权和发展自主权，民生改善将成为无源之水。

毛泽东的警示：

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例如，抗战时期推行减租减息（小仁政）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大仁政），因为若国家沦为殖民地，所有民生改善都将失去根基。

关税战的现实映射：

美国试图通过关税胁迫中国放弃产业升级（如半导体、新能源），本质是剥夺中国的发展权。

若“跪下妥协”，短期内可能降低部分商品价格，但长期将导致中国永远被困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就业质量、收入增长、技术安全等核心民生问题将更难解决。

正如华为若在芯片封锁中屈服，不仅丧失技术创新能力，更会影响数百万相关产业从业者的长远生计。

“小仁政”的边界：短期阵痛的可控性与政策底线

大V的质疑隐含一个假设：“不妥协必然牺牲民生”，但这是对国家政策的片面解读。

中国在坚持“大仁政”的同时，始终通过精准施策将短期冲击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避免“小仁政”被过度牺牲。

历史经验的启示：

毛泽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既反对“竭泽而渔”的短视政策，也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片面福利。

例如，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短期内影响了部分农民利益，但通过统筹调配，既保障了工业化所需的粮食安全，又避免了恶性通胀对民生的摧毁。

关税战中的民生保障：

1. 分层应对：

对涉及民生的美国农产品（如大豆、猪肉），中国通过扩大巴西、阿根廷等国的进口，建立储备调节机制，将国内价格波动控制在3%-5%的合理区间，避免“一刀切”冲击百姓餐桌。

2. 定向扶持：

对受关税影响的出口企业，政府通过退税补贴、技术升级贷款等政策，帮助其转型内销或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2023年数据显示，长三角受关税冲击的企业中，70%通过内循环实现营收正增长。

3. 底线思维：

在芯片、粮食等“卡脖子”领域，中国提前布局备胎计划（如粮食储备够吃18个月，国产芯片产能年增速超20%），确保民生基础不受外部极端施压动摇。

“仁政”的历史辩证法：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必然选择

大V的认知局限在于割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每当面临外部压迫时，“妥协求全”带来的从来不是民生改善，而是更沉重的灾难（如清末关税自主权丧失导致的经济殖民）。

毛泽东“大仁政”思想，本质是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

近代中国的教训：

1840年后，清政府为短期缓解财政压力，不断向列强妥协关税主权，结果导致民族工业被扼杀，百姓陷入“洋货倾销—本土破产—更深度依附”的恶性循环。

直至新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自主关税体系，才为工业化和民生改善奠定基础。

新时代的战略逻辑：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战，本质是19世纪“炮舰关税”的升级版——试图通过“规则霸权”维持垄断地位。

若放弃“大仁政”（即维护产业升级和经济主权），中国将重蹈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少数人享受短期低物价，多数人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陷入“低端固化”。

警惕“小仁政”陷阱，守护真正的民生根本

大V的质疑看似“为民请命”，实则陷入了短视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误区。

毛泽东早已指出：“我们必须帮助农民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首先是国家工业化”（《论十大关系》）。今天的中国，在关税战中“不跪下”，正是因为看清了：

01.没有“大仁政”的框架，“小仁政”终将不可持续；

02.暂时的物价波动，远不及失去产业升级机会对民生的长远伤害；

03.国家的战略定力，才是14亿人最大的“民生保障”。

正如当年“两弹一星”的成功让中国摆脱核威胁、赢得发展空间一样，今天对“大仁政”的坚持，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在技术、产业、安全等核心领域不再受制于人。

这才是对“为人民服务”最深刻的践行——既着眼于当下的“柴米油盐”，更守护着民族的“星辰大海”。